社會主義文獻

對馬克思最大的誤解 ━━何家棟先生《誰誤解了馬克思》一文讀後感

Z.Y

《先驅》第57期,2000年(秋)

何家棟先生以《誰誤解了馬克思》為題在今年度(1999)《北京文學》第2期撰文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們認為該文足以引導大家對馬克思主義作認真的探討。馬克思主義一直被認為是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蘇聯和中國每有重大事件發生,都會引發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作不同深度的探討。所以,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當然更會引起人們的思考。何先生今天提出「誰誤解了馬克思主義」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很願意和何先生共同探討這一問題。

確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一直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最重大的誤解

何先生在其論文一開始便提出,他的問題來自20世紀的重大事件:「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和衰落」,「正葆其美妙青春的社會主義,該活又活不下去。」我們認為,何先生大可不必為此深感遺憾。如果我們不誤解馬克思,我們就不應當視前蘇聯為已建成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將在下面探討這是什麼性質的國家。

現在有些人認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大家都不清楚。其實,如果我們不誤解馬克思,則這個問題應當改變為,我們還不知道的是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建成社會主義,馬克思對此也沒有具體的論述。在《共產黨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還特別聲明,原先在《共產黨宣言》中建議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但是,馬克思雖然未詳細說明如何過渡向社會主義,卻清楚說明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說明,但是不應當歪曲它。

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革命勝利後應當通過一些革命措施,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到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時,國家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全部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手裡也就是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裡。公共權力因而就失去政治性質,國家就應開始消亡。可見當階級差別還存在,國家未消亡,處於由國家來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的階段時就不能說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求「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要知道當國家與社會沒有互相融合,國家高居於社會之上,還不能消失時,「國家所有」就不能等同於「社會所有」,它們之間是有性質差別的。只有國家消亡融入社會時,才能說「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何先生說,他也嚮往這樣一種社會。但是何先生一方面說蘇聯就是準備通向這種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雖然美妙卻是「該活又活不下去」;另一方面又說「馬克思主義和宗教並沒有區別。」所以我們不好隨意猜測何先生心裡到底還懷有那些思想。為什麼他所確認的蘇聯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是應該活下去的;可是又為什麼活不下去呢?本文要說明的,正是蘇聯社會並不是何先生所說的那種美妙的社會主義社會,它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於社會主義的說明,在原則上是和《宣言》的說明一致的。《宣言》發表的30年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的《社會主義》篇也同樣地論述道,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後首先把全社會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這是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同時這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候階級差別已經消失,國家與社會已經融合,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這時候,一方面由社會「直接」佔有作為維持和擴大再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佔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的資料。

在《宣言》中所建議的「那些革命措施」,雖然在後來被恩格斯認為是「根本沒有特別意義」的,因為那些革命措施應當「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但是,我們可以理解,馬恩的原意是,由國家代表社會來佔有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這個「第一個行動」要經歷一個相當的時期才能完成,而不是由國家在一個短期內可以完成的。所以,「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而自行停止下來,」然後國家將「自行消亡」,這是「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這兩個行動之間是有一個時間上的間隔的。馬恩當然不必去預計這個時間間隔的長短,因為這是由各國的歷史條件來確定的。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我們完全有理由設想,上述「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或者說,其在轉變生產關係方面的任務就是先把社會生產資料逐步地(不是一步到位地)收歸國家所有然後在階級差別逐漸消失後,國家自我消亡後,便自然地轉歸社會所有。

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也是上述的國家代表全社會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和「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行動,」這兩個行動之間應有的,由前者過渡到後者的時間上的間隔。

自從《哥達綱領批判》發表後,我們也把這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點的,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稱之為社會主義時期,當這個時期結束時,便是建成了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始階段。什麼時候這初始階段或者說國家的「第一個行動」結束,什麼時候進入共產主義時期,也即國家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開始,是不可能,更不必在事先給以區分的。

單獨一國可以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而當各先進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不能共同地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因而使已經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單獨一國」最終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意思也就是,該單獨一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雖然有可能代表社會佔有全社會的生產資料,終因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主觀原因主要是背棄巴黎公社原則),不能消除階級差異,卻又產生新的社會分裂,因而國家不能消亡,反而要加強,因此不僅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反而建成了蘇聯式的國家財產所有制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絕對不能是鞏固國家財產所有權制度。前蘇聯從斯大林掌權時起便千方百計地鞏固國家所有制。半個多世紀來蘇聯為了提高利用國家所有財產的經濟效益已進行過多次改革,但是每一次改革的失敗都因為是怕會侵害國家財產所有制。

所以,蘇聯是國家所有制國家,也是國家所有制社會。絕不是會導致國家消亡的社會主義社會,它終止了建設社會主義,終止了由國家所有財產制度向社會共有財產制度的過渡。

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次偉大經歷

誠然,馬克思從來沒有指明過,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的那種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只能與什麼樣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當然,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一條件下,勞動生產率應當更高,社會產品更為豐富;否則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就不應當也不可能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但是判斷這樣的生產力應有的發展水平以及如何組織新的生產關係去適應已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主要的是個實踐問題。實踐就是多次實踐。即使是生產一件工業產品或農業產品,在基本科學原理設計後,也還要有多次的技術原理設計以及更多次的工藝過程設計。何先生認為「歷史是一次完成的,社會運動不能在實驗室裡反覆試驗多次。」我們不能苟同這一觀點,但是我們不在本文中討論。

社會關係的變革是更為複雜的過程。資本主義關係在封建私有制社會內部已經成型,資產階級革命不過是一場政治革命,目的是解除封建制度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束縛。即使是一場政治革命,以法國為例也要經過1789年,1830年,1848年革命,推翻舊王朝後又要推翻拿破侖第三的帝國,第三次建立共和國等反覆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過程,這也不能符合何先生的「歷史是一次完成的,」這樣的設想。何況社會主義革命是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否定舊式私有制的生產關係。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更是一場社會革命,所以難以「一次完成」。馬克思在把無產階級革命和18世紀連續不斷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作比較時毫不氣餒地聲稱「無產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彷彿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1馬克思生前已經見到過這「再做一遍」了,他當然不能聰敏到能預見俄羅斯在1917年又在「再做一遍」。十月革命沒有完成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但是它推翻過資產階級。這「推翻過」,後來又失敗了,便是一次偉大經歷。前人已經總結過巴黎公社的失敗經驗,我們至今還沒有很好地總結十月革命最終還是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一總結是對十月最好的紀念。

單獨一國不能靠國內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

在「再做一遍」時,列寧並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經典」,何先生卻認為列寧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因為何先生說,列寧、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首先獲勝。」按照我們的理解,列寧認為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可以在資本主義國家鎖鏈中最薄弱的一環即落後的俄羅斯取得勝利,但是單獨依靠俄羅斯國內力量是不能建設成功社會主義的。所以十月革命的根本意義是推動、引發各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先進國家勝利的工人階級協助下才能在俄羅斯建成社會主義,這就是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理論。這和列寧逝世後不久,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的單獨一國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有本質的區別。所以列寧的「經典」正是包含了馬克思「經典」中一條原則,即生產關係的發展受制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所以在俄羅斯不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贊揚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中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為了擴大產品銷路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種世界性的經濟便是革命國際主義的經濟基礎。現在已經很時髦的「全球性經濟」的說法也反映了各國經濟互相依賴、互相補充的現實。因此,對於一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建成的可能性,就應當從國際的觀點,就國際的範圍來考查。所以馬克思在當時對波蘭反對沙皇的解放鬥爭評論道,不應該在波蘭解放波蘭,而應該在英國解放波蘭,因為英國無產者對英國資產階級的勝利對於一切被壓迫者戰勝他們的壓迫者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馬克思在1882年論及俄國農民公社時也說,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俄國的公社的公有制度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的發展的起點。列寧關於十月革命的國際主義觀點,分明也是受上述馬克思對俄國革命的觀點的啟發的。

在俄國革命的當時,列寧等就認為,俄國雖然經濟落後,但是就當時的發達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是可以建設成功社會主義的。當時第二國際的一些理論家對此也沒有疑問。即使是1904年時的考茨基也認為俄國革命的勝利會對整個歐洲發生作用。這一革命會導致西歐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並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2這些發達國家如果革命勝利,當然會支援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所以十月革命並不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

192211月列寧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由布哈林起草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決議》中就有一段非常明確的表述:「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提請全世界無產者注意,無產階級革命永遠不可能單單在一國範圍內取得勝利,它只能匯合成為世界革命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3托洛茨基就在這一決議通過時發表如下到今天才令人感知其深意的一段話:「在政治計算中,時間因素是不能不給予考慮的。如果我們讓資本主義能夠在歐洲生存一個世紀或半個世紀,並且蘇維埃的經濟政策還必須去適應這一形勢,那麼這個問題便會自動地解決。這是因為,讓歐洲資本主義這麼生存下去,那就是假定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衰落,資本主義振興的新時期的出現。……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歐洲資本主義在今後幾十年中如生存下來,……在這情況下,蘇維埃俄國就會陷入深淵。至於它是否會經歷一個『民主』的階段,或者在其它形式中失敗則還是一個次要問題。」4上述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決議》由大會通過,對托氏的發言,斯大林、布哈林等也未有異議。但在列寧逝世後不過半年斯大林就提出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其後布哈林也出來支持斯大林的理論。斯大林及其集團的單獨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明明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其所以能夠在列寧逝世後不久轉變為黨的指導思想,完全是因為斯大林能操縱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的多數,運用壓服的方法而不是民主的方法才能得逞的。

斯大林壓制黨內民主

1923年列寧臥床不能理事,黨內就發生一場爭取黨內民主的鬥爭。先是有托洛茨基在給黨中央的信件中指出,當時社會動盪是因為沒有正確的經濟政策,托氏在信中首先提出「剪刀差」一詞,說明由於缺乏統一的規劃,各經濟部門沒有統一的財務政策,導致工農產品價格的差距太大,並指出這將毀滅新經濟政策。但是信件的最重要部份是要求黨內民主。他指出:「在第12次代表大會之後,總書記已經在獨立地任命各省委書記,各省自上而下一直到支部也是由上級任命書記。」「即使在最嚴竣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黨內的直接任命的規模也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現在直接任命各省委書記已經成為常規。各書記職位獨立於地方的黨組織,地方如果對其書記有矛盾,批評或對立,書記就可以在中央的支持下把對立者調離。」「在這一年多裡,已經形成了一種心理特點。這一特點是深信書記們即使對於他們不熟悉其實質內容的事務也能對與此有關的問題作出決定。」「用上述方法任命書記使黨的機構官僚化達到聞所未聞的程度。即使在內戰時期我們在黨內會議上和在報刊上也公開辯論錄用軍事專家、游擊隊和正規軍關係以及紀律等問題;而現在對於圍繞黨的許多問題倒不能公開地交換意見。……廣大黨員的不滿沒有通過在黨的會議上公開交換意見或對黨組織施加影響(如在選舉黨的委員會和書記等方面)得到緩解,而是在默默地增長,有時候還導致內部的病灶。」5接著是支持托氏上述信件的所謂46人綱領。俄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被迫聯合作出了關於黨組織機構的決議,決議除了要求「學會協調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的工作,」承認「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特別重要性」之外,主要是有關黨內民主方面的內容:「工人民主是指由全體黨員坦率地討論黨的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的自由,以及一切領導幹部和委員會都直接由受其領導的單位選舉產生。」為了確保全體黨員有權力全面地影響黨的政策,該決議還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確認由選舉產生的負責人員的權力,改變為直接任命他們的權力;要嚴格審查支部書記是否勝任;各級黨組織都應向其下層組織和全體黨員報告工作;全體黨員都應當能夠掌握充分的真實信息;擴展報刊上黨的生活專欄的篇幅;等等。6這決議是迫於當時形勢而作出的。事過境遷,這決議就被俄共中央背棄,斯大林照舊安插親信,操縱各種會議的多數。斯大林及其集團就是用這種對全黨也是對人民專政的方法才能建立並鞏固他的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

斯大林在黨內貫徹單獨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路線

大家都知道列寧及其思想在黨內是極有權威的,這一權威是全黨衷心接受的,絕不是用強制的方法令人接受的。列寧一貫明確地表示: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只能有意識地開始向社會主義目標過渡。這裡只引用兩條語錄:「我們現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發展會多麼遠大;俄國人開始了,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將去完成,社會主義定將勝利。」719181月)「但是我們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沒有完成。……承認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沒有什麼『可怕』,因為我們始終宣揚並一再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最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勝利,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81922年,但首刊於1924年的416日真理報,當時斯大林還未背棄列寧路線。)

1926年底的俄共(布)第15次代表大會上和同年年底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7次擴大全會上,斯大林聯合布哈林等聲稱列寧的思想是能在單獨一國之內建設成功社會主義社會,反而指摘在會上堅持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反對列寧者,並操縱大會多數人意見贊同斯大林的說法。

無論斯大林或布哈林都沒有提出能支持他們這一觀點的理論,他們在會上只是企圖歪曲列寧的4段語錄。列寧的有關語錄是很多的,他們只集中在幾條。一條是列寧在1915年的論文《論歐洲聯邦口號》中的一段話:「把世界聯邦口號當做一個獨立口號未必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加米涅夫在會上立即指出,這一段話中的「勝利」一詞是指十月革命那樣的勝利而不是指勝利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他又指出,列寧這段話是針對當時的一些叛徒說的,這些叛徒認為,我們不應當單獨地在德國或英國開始革命,而應當等待幾國同時開始革命,因為他們不打算在自己國家革命形勢成熟時單獨承擔發動革命的責任。對於加米涅夫的說明,理論家布哈林在會上也只能默認。斯大林認為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列寧在192316日和7日寫的兩篇論文《論我國革命》和《論合作制》中的3段文字:「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按:指奪取政權)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按:指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僅僅經過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足夠的一切。」就列寧的一貫思路而言,就聯系這3段文字的前後意思而言,所謂「所必需而足夠的一切」分明是指政治上的或政權的前提是足夠的。斯大林故意不引用的是和上面3段話密切聯系的一段話:「但完全合作化這一條件本身含有農民(正是人數眾多的農民)的文化水平的問題,就是說,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9接著是:「但是此項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的文盲很多)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文明國家,就必須有相當發達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也就必須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是非常困難的。」10可見,沒有發達的生產力要完全合作化也是不可能的。何況列寧在此還根本未提到消滅階級差異和國家的消亡,也不可能提到把國家所有財產轉化為社會所有財產。而列寧的合作社正是以國有財產尤其是國有土地為基礎的。

在上述兩個會議中,除斯大林的發言被收入在其全集中之外,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發言已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譯,由東方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一國社會主義問題」論爭資料》。從形式上看,雙方是在進行語錄大戰,可見爭論的緊張程度,誰要脫離列寧語錄就無法爭論,當然雙方對列寧語錄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只有上書的編譯者所增添的兩個附錄,即托洛茨基為其著作《不斷革命》的英、德文版寫的長篇序言《兩種觀點》和為其著作《俄國革命史》寫的長篇附錄《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這兩篇著作總算擺脫了語錄大戰的形式。

在這種語錄大戰中斯大林和布哈林處於理論劣勢而取勝,因為這絕不是黨內同志間以服從真理為前提的,交換意見或取長補短式的爭論,而是純粹的利害關係的政治鬥爭,會議上票數的分野便是力量對比的表現。

我們在這裡不來分析斯大林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用不民主的和殘暴鎮壓手段而能逐步取勝的原因。因為激烈的內戰使許多老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和優秀工人英勇犧牲,更加上歐洲革命浪潮的低落,俄國已不能預期國外無產階級的援助;國內長期的極度貧困使許多人的革命熱情消退;又因和平環境使某些革命意志衰退的幹部有可能尋求特權利益,於是有相當一部份人,尤其是當官做老爺的一批新提升的幹部便樂意支持單獨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們不想再去等待並支援國外的革命運動了,他們只想有安定的生活,雖然招來的卻是物資貧乏,政治恐怖的生活。一貫積極支持斯大林路線的老布爾什維克中,沒有是在十月革命中有卓越貢獻的。斯大林後來還不得不重用許多孟什維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洗老布爾什維克時的檢察長卻是老孟什維克維辛斯基。斯大林也正是代表並迎合了這種保守的力量。斯大林在追隨列寧參與革命時可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到後來會有這樣根本性變化的,即使在列寧逝世後不久出版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中,他仍然毫不含糊地寫道:「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的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象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11在寫下這一段話後幾個月他就改變立場。可是他並沒有為自己立場的改變有相應的理論上的說明。因為這是利益衡量方面的問題。所以在當初,大家對於他的立場改變並沒有認真對待。一直到他聯合布哈林反對托洛茨基,又到最後打倒布哈林時,人們才認識到他的這一條路線的實際意義。我們在下邊討論這一問題。

斯大林「單獨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路線的實質是鞏固國家財產所有制,終止向社會主義過渡

斯大林並沒有在理論上論述「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一路線的根據和意義,所以我們只能在其實踐中來理解。

1923年下半年工農業產品價格差距增大,工業品滯銷,工廠解僱工人,部份黨員也參加了罷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員會認為工業品的高價有管理不善的原因,為降價而曾採取的一些措施在實際上便宜了中間商,農民未獲實惠。因此,他要求有計劃地處理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工農關係。12托氏在信中首次明確提出剪刀差問題。1925年冬又發生商品匱乏問題,托派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指出,十月革命後,1924-1925年中,農民的納稅負擔僅為革命前租稅總和的三分之一,農民對工業品的有效需示增加了。但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當時確認,1925-1926年缺乏商品3億多盧布,1926-1927年度估計缺商品5億盧布。使得工業不能迅速發展,不能提供商品的障礙,不是缺乏勞動力,不是缺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是首先缺乏用於工業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金,其中包括缺乏進口條件。13工業生產不能相應擴展的結果便是商品的匱乏狀態。這會使農民降低產量,或者擴大自己對農產品的消費,如自己喂養家畜或者干脆囤積起來。此外,這也會導致農民在政治上的不滿,去思考倒底是什麼樣的制度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14

與此同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出了在俄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價值規律以及兩種規律之間的鬥爭。為了避免誤解,普氏認為,也可以用「預先積累」取代「原始積累」這一名詞,不過這不是實質性的問題。俄國內戰激烈,工廠長期停工停產,沒有折舊基金,沒有保養,其生產能力所遭受的破壞比個體生產者所遭受的遠為嚴重。因此工業產品成本高,不可能像在世界市場上那樣按等量的社會必要勞動這一原則來交換農產品。如果允許農民自由出口其農產品,則其外匯收入可以交換的國外工業產品會比可交換的國產工業產品更多。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即是按國內工業化要求,因而不按國際上的價值規律,但是按農民可接受的程度把俄國國產工業品和農產品交換。所以這種不等價交換的矛盾主要對立面是農村中有能力組織出口物資的那些人,也即主要是富農。列寧192212月給斯大林轉中央全會,標題為《論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信,主要就是批評布哈林反對外貿壟斷,不保護發展國內工業,並且認為,「為了這個問題是絕對可以而且應該在黨代表大會上展開鬥爭的。」

普氏的意思是由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限制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也即由國家取得私有經濟的部份剩餘產品,但是他又強調這要在經濟上可能、合理和技術上可以達到的範圍內實現。因此也就是承認了價值規律在一定程度上的作用。15

普氏又認為俄國當時的「社會主義形式尚未發揮它的一切優越性,但卻失去了某些資本主義經濟的優越性,……企圖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就在自由競爭的場所擊敗資本主義,這對無產階級國營經濟來說,是徹底的(也是愚蠢的)自殺。」16原始積累不僅是壟斷對外貿易還表現在稅收,信貸,運輸收費等政策上,也要表現在社會主義文化和經營管理經驗的積累上。

布哈林在當時代表了在中央掌權的多數人(包括斯大林在內)的意見。布哈林不願討論諸如社會主義積累規律和價值規律並存而又有鬥爭這一類理論。他認為,社會主義工業是由農民需求的數量變化和質量變化來決定的。農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首先是由農民經濟的狀況、水平及其生產力的發展來決定的。這種需求也要有一個積累過程,富裕農民對妨礙他們積累和僱工的措施表示不滿;過分害怕僱佣勞動,害怕積累,害怕資本主義農民階層會使我們過分熱衷於得罪富裕農民。「總之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只有白痴才會說,窮人們總是和我們在一起的17……發展富裕農戶的經濟,是為了幫助貧農和中農。」布哈林後來看到對固定資本投資的艱巨性時,又說道:「我們的結論是,即使在這樣低劣的技術水平上我們也能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可以像蝸牛這樣慢步前進,但是我們仍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並建成社會主義。」18「發財吧!」「蝸牛速度」便成為布哈林這一思想的典型詞語,也是布哈林的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典型表述。於此對比,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這類托派經濟學家就認為不參加世界市場的分工,從長期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只能使俄國更落後。價值規律是世界性的,農民希望自由的國際貿易,取得國外的廉價而高質量商品。「如果這一規律被允許引入我國並發生作用,則在國際市場的壓力下,又加上國內商品關係的發展,這種力量可能推翻我們的全部制度。此後生產力的分佈就要視世界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本身的再生產而定。」19而布哈林則認為單獨俄國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爭論的是內部力量的問題,而不是同國外有關的危險問題。」20當然,布哈林在當時是得到斯大林的全力支持的,是斯大林在經濟問題上的發言人。

1925年農業取得了十月革命以來最大的豐收,可是因為沒有相應的工業品與之交換。富農收囤農村剩餘糧食威逼國家提高收購價格。為此,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會議提出警告:「根據已有資料可以肯定,我們仍然沒有相應的工業品儲備能對應於1926年的農業收穫,這就可能在更大的規模上重復現時的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的好收成也即在農村中有著潛在地增長的,可銷售的農產品時就有可能成為不是促進經濟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因素,而是相反,可能成為瓦解現在的經濟並進一步使城鄉關係緊張,使在城市中的消費者和國家關係緊張的因素。……從政治上說,這是農民反對國家壟斷外貿,即反對社會主義工業的一場鬥爭。」21並相應地建議對農村上層分子加重稅負,調整批發價政策,使國家或合作社得到更多的零售毛利,使折舊收入能保證更新並擴大現有設備,進口一定數量的棉麻等工業原料用以增產工業品以備迎接秋天農村收穫後的需求。22

這些意見在當時的中央當然不能被採納。相反,在192610月之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相繼被逐出政治局,於是在第15次黨代表會議上斯大林聯合布哈林操縱多數批判了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路線,接著於192710月驅逐托洛茨基出中央委員會,又於19281月放逐托氏至哈薩克的艾馬━━艾塔,19292月終於驅逐托氏出境。1928年放逐托氏時,國內又發生糧食危機,7月討論糧食危機時,斯大林已打算更改布哈林對農民和對富農的政策了。於是便有了1927711日著名的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秘密會晤,當加米涅夫問「可是他們打算靠什麼弄到糧食呢?」布哈林說「如果再出現困難,他(按:指斯大林)就恢復非常手段。然而那是戰時共產主義,必然是死亡。」布哈林的意見是:「你想要趕走多少富農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不和中農謀求和平。」23可見布哈林已從原來保護富農的立場退了一步。但這些都無濟於事。最後,布哈林自己也被斯大林槍斃掉。在會晤中布哈林認為斯大林的作法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一模一樣,這就錯了。不過,普氏當時也未完全分辨清這一點。因為斯大林在加緊建設工業方面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理論有些表面上的類似之處,而在實質上是完全不同的。斯大林在內心中畏懼建設社會主義的不確定性,因為斯大林本來也是同意在單獨一國內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斯大林設想用全社會財產歸國家所有的制度來代替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終止國家財產轉變為社會所有或全民所有的財產,與此同時,就不是準備著國家消亡,而是要加強國家對社會的強制作用;這完全是背棄社會主義原則的。所以斯大林強制農業集體化立即徹底消滅富農,以及建立進一步的全面指令性經濟制度,就是鞏固國家所有制度。斯大林自己卻把這美化為一種「計劃經濟」。

我們在這裡無意判斷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和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兩種經濟建設路線何者正確。我們要指出的是,俄國當時沒有在真正的黨內民主的基礎上解決這一重大問題。在社會生活中,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已經確定的情況下,對於組織什麼樣的一種生產關係才能持續發展生產力,才能使人民安定地生活,是一件最關重要的,使社會穩定發展的大事。既然這種生產關係在當時的俄國不是自然地發展起來的,而是人為地建立起來的,所以更加要求通過民主的方式來確立這一生產關係。黨內民主也能反映社會民主,例如當時的一位非黨計劃專家巴扎勞夫的意見就在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兩種思想之間。上述兩種思想都有可取的內容,值得在辯論中肯定其正確的方面。當時先是粗暴地全面否定了托氏和普氏的思想,後來又粗暴地全面否定了布哈林思想。於是就確立了最片面的斯大林思想及其一整套政策,使蘇聯人民的聰敏才智受到了幾十年的壓制。民主決策最大的好處是,當決策錯誤時,仍然可以民主地重新決策,改正錯誤,大家民主地承擔責任,反對一切假借民意的粗暴干涉。《共產黨宣言》要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民主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意義遠遠地重於、大於其對建設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資本主義在壓制民主時仍可以不失資本主義性質。沒有民主,或者這民主得而復失那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社會的進步,即使是現代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也比斯大林統治下的社會更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發展真正的社會主義意識。統一的國家所有制社會實際上是約束了歷史前進的速度。

所以斯大林時代從1923年列寧尚在人世而不能視事時,上述46人綱領為爭取黨內民主失敗時便已經開始了。布哈林支持斯大林以不民主手段打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時便嚴重地打擊了黨內民主,支持了斯大林的專政,30年代的大清洗,大鎮壓,鞏固了斯大林的專政,1940年暗殺托洛茨基更是斯大林專政鞏固的徵象。

蘇聯的國家所有制也即官僚集體所有制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斯大林的政權要鞏固國家財產所有制也正是要終止國家所有財產向社會所有財產過渡。

國家所有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封建地主所有或奴隸主所有都是不相同的。國家所有在終止向社會所有過渡時當然就是政府所有,實際上是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官僚集體所有。但是蘇聯的憲法卻規定,國家的財產屬全民所有,也即國家所有等同於全民所有,也即這所有權的主體又是國家又是人民。要知道需要有國家時,國家就不可能等同於人民。只有國家消亡和社會融合後,才可以說國家等同於人民,等同得不可再分辨了。當國家和社會分別存在時,即使是在最民主的情況下,國家也不能等同於社會。因為國家的作用就在於用政治強制手段,強使社會中的一部份人和另一部份人在經濟等社會生活方面互相容忍,避免衝突。斯大林專政是強制全社會按指令性的經濟計劃為國家生產並取得微薄的生活資料,還要強制全社會承認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僅僅是不接受這種意識形態者也遭鎮壓。

西方國家也有國家財產。國家本來是政治組織,沒有單獨的政治利益,只能是某一階級或某一集團經濟利益的表現或是為其經濟利益服務。西方資產階級自己經營,他們不要求國營企業營利,只要求國營企業提供能為他們有利地利用的產品或勞務。例如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提供廉價電力和航運,由此而受益最多的當然是私營企業。但是蘇聯的經濟中沒有私營成份。集體農庄的生產計劃,產品價格等都是國家規定的,實際上也是國營經濟。運用國有財產直接操作者都不是國家財產權的權利主體。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有財富的是大資本家。一些大公司的經營人員如董事長或總裁等的年收入,例如在美國,都超過年薪只有20萬美元的總統收入,很多大公司中層主管人員的年薪都超過總統。所以政府人員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性質是很形象的。在蘇聯最高收入和特權屬於按等級制排列的官僚,企業經理人員也列入官僚階梯之中,最大的企業經理或書記的收入也不能超過黨或政府主管部門的首長。這就因為唯一的財產,即國家財產權的主體只能是按等級排列的政府官僚。其他人都是無產者。

那麼擁有全部國有財產的官僚是不是一個階級呢?這要視階級的定義而確定。傳統的有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成員,都有各自獨立的財產,他們各自的財產雖然在數量上不同,但其在階級的性質上是一致的。各自都利用自己的財產來攫取利潤。官僚們則是共同管理國家財產,但是由於地位不同,他們各自對國家財產的管理處分權,分配權以及個人的收入和特權方面的差別是很大的,一個黨政機關的科員和辦事員和各級黨委書記或機關司、局長的地位差別就很大,更不用說和部長和省、市書記以上各級幹部的差距了,所以官僚隊伍的凝聚力是很低的;也可以說,因此不像一階級。

30年代國際托派大辯論時,托洛茨基認為蘇聯官僚並未形成一種在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其理由為,其一,為歷史承認的每一個統治階級是因為其特有的剝削制度能提高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個新的水平。蘇聯官僚只因利用了社會資產的國有化從而可能按等同於行政命令的計劃使經濟工業化,於是使經濟比革命前有了顯著的增長。但是斯大林扼殺了各個領域中的積極創造因素,鎮壓不同意見者。於是,作為一種生產關係的制度,官僚們阻礙了經濟發展而不是像一個新興的階級那樣利用生產關係本身的經濟力量來促進經濟發展;其二,如果在蘇聯再發生一次社會主義革命,這革命的根本目的,還是首先把社會資產集中於國家之手,然後再在國家的指導下把國有財產轉變為全社會所有財產,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於此,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仍是適用的。斯大林在當前已經把社會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手裡,所以推翻斯大林統治不過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首先把社會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手中的社會革命,因為國家現在已經佔有全社會生產資料了。24不過托洛茨基在當時(1939)還未考慮到國家所有制在終止向社會所有制過渡時和正在向社會所有制過渡時所依據的生產關係雖說都是國家財產所有權制度,但其內在的發展機制是在本質上不一樣的。

如上所述,可見蘇聯官僚集體不是舊時統治階級那樣的階級,除非對階級重新定義。斯大林的國家所有制不能在其生產關係上顯示其優越性,所以只能用政治手段,用愚民政策來確保其落後的生產關係得以維持延續,也即使其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處於滯緩狀態。所以斯大林的制度是很脆弱的。

蘇聯社會的一般社會關係

我們在上文已著重提出斯大林從1923年起對黨內民主的徹底破壞,尤其在幹部任免上的任人唯親,這是違背巴黎公社原則。此外,斯大林從20年代末打算執行工業化的5年計劃起又取消了工資的巴黎公社原則。在此前,幹部的工資都不超過熟練工人,只有專家們的工資才能超過熟練工人工資的3倍多,但是黨員專家也只能拿熟練工人的工資。後來取消這一工資原則是悄悄地在進行的,只見事實不見報紙的宣傳。斯大林在內部講話中稱,原來的工資政策「是絕對平均主義,其根源是農民的世界觀,是平分財物,是原始共產主義這種農民心理狀態。」25於是莫洛托夫就敢於更赤裸裸地表態:「布爾什維克的政策,要求對平均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平均主義是階級敵人的幫兇,是社會主義的敵對因素。」26當然他們都不敢以此來解釋馬克思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則。共產黨幹部也和黨外專家一樣領取高薪的負面作用和黨內(遑論黨外)不民主的負面作用是同樣大的。這就是背棄巴黎公社原則,這也是幹部腐化墮落為官僚的開始,也是國家變質的開始。

工會原先參與對工人工資作決策的權利也被剝奪。企業的一長制也被歪曲變質。列寧對一長制是這樣表述的:「勞動群眾舉行群眾大會的這種民主精神,有如春潮泛濫,衝破一切堤岸,洶湧澎湃。我們應該學會把這種民主精神與勞動時的鐵的紀律結合起來,與勞動時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者一個人的意志的精神結合起來。」27斯大林的一長制完全是為了要執行他的指令性經濟計劃。於是伴隨著這種一長制的不僅不是蘇維埃民主,而是許多懲罰性的紀律措施。對怠工,不守紀律等都可能給予刑事懲罰。

「如果不僅把薪金和所有形式的向他們提供的勞務以及每種類型的半合法收入計算作官員們的收入,並且把官僚和蘇維埃貴族們在劇院、休養勝地、醫院、療養院、歇夏別墅、博物館、俱樂部、體育鍛煉場所等地的享受都算作收入,我們可能會作出這樣的判斷,佔人口總數15%20%的人所消費的資產不會少於其餘80%85%人的消費。」28

對這些不公平,工人和普通群眾是不會不知道的。此外,隨著生產的發展,百姓的生活並沒有相應的提高,於是工人,農民們對法定的生產任務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可是每當在會議上或是在與領導談話時,他們又要表現出一種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社會生活中便充滿著口是心非的兩面派氣氛,其實下級官僚對上級官僚也要用兩面派態度才能對付過去。

30年代末的大鎮壓和大清洗,大規模的勞改營在隨時準備吸收勞改人員,又使人在政治上充滿恐懼,其結果是人人自危,不敢再過問政治。但是在政治領域之外,在其它謀取私利的領域中仍有活動餘地。經濟的指令性任務,雖然也是政治任務,但因為計劃本身的不科學,所以也有著討價還價的餘地,當把指令任務分解後再確定到人頭時,大家都陽奉陰違地、形式主義地、在統計數字上玩把戲地,在產品質量和功能上耍花招地去完成指令性任務。逐級欺騙,共同對付上級。所以國家所有這種生產關係是難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國家只有靠政治壓力來維護這樣的生產關係,使其不致於瓦解。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怕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動亂,更怕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侵蝕。蘇聯的整套禁止人民(包括官僚)自由出國的措施,便是對外國築成一道鐵幕。但是對鐵幕內人民的消極抵抗,磨洋工,冷眼旁觀的態度仍是無能為力的。這也是單獨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現實體現。在此之前,大家對於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沒有設想過的。當斯大林排斥布哈林後打擊富農,著手工業化時,大家認為斯大林可能已向所謂的左派反對派靠攏,同時又奇怪斯大林對這些反對派人物,尤其是托洛茨基以及他們所要求的黨內民主仍堅持原來的嚴拒態度。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5年計劃等仍是善意地提出意見:不可能有一位全能的人來記錄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各種過程,而官僚主義者正是設想自己是這樣的一種人,所以他自以為能擺脫市場的制約並取消蘇維埃的民主監督。最好的計劃也不過是個綱要。參與經濟活動的全體人民不僅從政府的統計中顯示自己的需求及其強度、還要在市場上通過供求關係來直接施加壓力。計劃只能通過市場來檢驗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有了市場還要有良好的貨幣政策。幣值不穩定時,商業來往的計算只能製造混亂。一定要處理好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之間的關係才能使國家所有制朝社會所有制這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29其實這裡所闡述的是一種不同的生產━━社會關係。不要指令計劃,而是要民主計劃,這無異打開一道民主之門,這是斯大林絕不能接受的。托洛茨基在1925年時還提出:「要越來越多地讓我們的托拉斯領導人、工廠經理、優秀的技術科學學生、生產領班、裝配工和優秀工人輪流著出國訪問,訪問的目的是為我們的經濟師、工業生產人員提供一個機會去直接查核我們自己的令人不愉快的,『工業效益比較系數』,以便更好地改進我們的效益。官僚主義者們只是設想,向西方學習不過是經濟生活領導人的事,他們很難設想,這也是群眾心理感受上的事,這群眾包括各方面的消費者。」30這也是一種民主的生產關係,這一要求無異是要打破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自我封閉鐵幕。當然,斯大林的真面目在30年代末的大鎮壓中就很清晰了。這是一個由官僚控制全體人民,又由官僚的頂尖人物控制官僚集體的,政治和經濟合一的社會。人們在切身的經濟活動中也毫無自主權,一切服從國家的指令。

如果我們要在這裡說,斯大林的蘇聯制度是很脆弱的,那末,有些人就會用事實來說明蘇聯的強大:蘇聯到底建成了龐大的工業,開發了西伯利亞、中亞沙漠和極北地區等。我們也可以用事實來作類比。古代中國就已建成了在月球上都可以觀測到的偉大長城;古埃及也建成過宏偉神秘的金字塔。其實這些只說明在中央集權下用政治強制力量能組織強大的生產能力(包括幾百萬勞改犯的無償勞動)而不是生產關係本身的自發力量的成就。然而古代東方制度尚能延續千年,處於資本主義包圍的斯大林制度在倏忽60多年中就在沒有外國武力干預情況下自然地淘汰掉了。

蘇聯社會腐敗的意義及其必然演進的方向

國家財產終止向社會所有財產過渡後,國家財產實際上就為官僚所有,但是這種所有,絕不是民法上的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

國家所有社會的生產資料屬官僚集體所有,但不是為某一個官僚所有,在等級制的官僚組織中,高層官僚的所得雖然令下層官僚十分驚羡,但是一切所得都和其官職有關。一旦官職丟失就不能繼續享受原有的一切待遇。

50年代中,莫洛托夫等起來企圖推翻赫魯曉夫政權時,福爾采娃在組織全體中央委員來莫斯科集會反擊莫洛托夫政變中起了重大作用,後來便升任政治局委員並兼任文化部長,但因她動用大量國家財產為自己女兒建一幢別墅的違法行為暴露,她雖保持了文化部長職位,但丟失政治局委員官職。在脫離政治局的第二天,她就不能使用高級的轎車,原有的兩架載有武裝人員作警衛用的轎車也不再跟隨她進出。她只能使用沒有警衛人員的普通伏爾加汽車。到達文化部時,汽車不停在原先專設的入口處,而是停在公共入口處。同日,部長會議管理部門電話通知她,在一星期內遷出莫斯科郊外的豪華別墅。並且不得進入專為政治局成員設置的食品店,只能進入克裡姆林宮的餐廳。這一打擊使福爾采娃極度消沉,終因酗酒結束了一生。31當時赫魯曉夫的親近助手,紅得發紫的政治局委員柯茲洛夫意外地被發現,他貪污的大量寶石和大捆盧布寄存在暴死的列寧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的保險柜中後,仍未丟失政治局職位,但藉口有病,不敢再拋頭露面在電視屏幕上。32

這說明,即使是政治局級高官也要貪污,但是貪污後處分很輕,如果不為廣大公眾所知就不會處理。這裡就顯示出一種矛盾,一切貪污都會瓦解官僚們自身存在所依據的國家所有權制度,所以高層官僚對於下面尤其是基層百姓損害國家財產的態度是嚴厲的,並且還制訂了刑法來保護國家財產。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感到自己的官職是不穩定的,也不能由子女當然地繼承下來。他們只能用貪污或類似於貪污的某些特權來積累自己的財產。所以對於同類人的貪污腐敗在已被揭發出來時,便盡量從輕發落,甚至包庇掩飾過去。這樣做既有利於維護官僚們的尊嚴,也為自己將來可能的失落留下可援用的先例。

這裡顯示出國家所有制本身的脆弱,或者說這個制度沒有牢固的生產關係基礎,甚至可以說官僚們並沒有存在的真正的社會經濟理由。因為維護國家所有制存在的官僚,正是最強大的以貪污和特權來侵犯國家財產並以其無所不在的指令浪費國家財產的力量。官僚的本性是要恢復財產私有制的。

蘇聯的個人財產繼承法和西方沒有什麼本質差別。問題在於官僚們有多少財富可以為子女繼承,所以官僚們一定要拉幫結派用以維護自己的官僚地位,有機會時積極打擊他人抬高自己往上爬,才能維護自己的私人財產。官僚們還要組織強大的關係網,通過門當戶對的婚姻網,通過各種利害關係的結合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財富,各關係人一興俱興,一亡俱亡。有時這些關係網就如同所謂黑手黨(maffia)那樣行動。某一有權勢的人可以利用他的幫派和關係網羅織罪名陷害無辜從而取得某種個人的或者是小集團的利益。在沒有市場關係,只有官場關係的蘇聯社會,這種利害關係網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破壞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的社會關係。

普通百姓在政治恐怖中只能謀求個人生活的微薄利益。例如私取公家的燈泡,釘子或是利用公家散置的木料做家俱等。但是更重要的,也是組織關係網以便用來購買香煙、肉食等緊俏物品,或是為子女進入某種學校或是為取得醫生的病假條等利用關係網。在這方面有才幹的人常常令人羡慕。這種關係網可說是人人都參與其間的,在缺乏市場關係的國家所有制社會中必然會發生的。官僚的關係網和普通人的關係網不是互不相干的。他們也是會在各種利害關節上聯結起來的。它們的可以聯結性在於各關係人都在本能上共同地反對國家財產所有制。

這種社會性的腐敗也影響到原本沒有參與腐敗的一些人,例如在校的青少年學生,他們似乎對官場腐敗也義憤填膺,但是他們已認同日常生活中的腐敗。也許他所以能進入現在就讀的學校,就是父兄走後門的結果。他媽媽給老師的一些禮物就為了他在班上不受岐視。他在做作文時所表現出的一種正直無畏的氣魄正是社會生活兩面派的表現。兩面派就是:其次要的一面表現為擁護國家財產所有制,其重要的一面卻表現為確確實實地在破壞國家財產所有制基礎上的脆弱的社會制度設施和意識形態,從而反對國家財產所有制本身。

蘇聯的社會生產也表現出國家財產所有制的缺乏歷史性的生存能力。我們已在上面指出,托洛茨基要求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共存,由蘇維埃民主和市場來檢驗計劃的可行性。這樣才能使社會生產有社會民主的基礎。

西方學者米塞斯(Mises)和在當今中國已經聞名的海耶克在那時發動了一場學術上的征討,認為蘇聯沒有市場,就沒有可以審核其計劃科學性的價格體系,就不能合理地配置資源。這些意見,就其對計劃方法和計劃的科學性而言與托洛茨基的意見沒有矛盾。當然海耶克等大師是不屑於過問「蘇維埃民主」有什麼實際意義的。問題在於,臣服於斯大林權威受斯大林統率的蘇維埃各級官僚和各級學者隊伍中,當時竟沒有一個人針峰相對地而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地來對付這場征討。倒是幾位國外的左派學者(這個「左」,不是斯大林那個「左」)起來應戰。其中最著名的是波蘭裔的旅美經濟學家蘭格(Lange),他提出了在不斷實踐中來糾錯的計劃方法。在當時的論戰中,蘭格的論文是論戰雙方最後一篇論文。當然,不能有一位最高的學術之王像斯大林那樣來裁判論戰雙方的勝負。但是有一種致命的因素使蘭格的方法行不通。蘭格要求蘇聯各級經濟組織如實審核並報告按指令生產的貨物在價格和使用價值上是否真能符合社會的客觀要求,從而才可能逐步地不斷糾錯。但是畏懼斯大林及其指令計劃權威的官僚們絕不敢指摘指令的片面和盲目,只能報喜不可能報憂。所以蘇聯官方和學者對蘭格的「鬥爭」不表示絲毫同情。

每一個社會都有其對勞動力和資源分配的客觀要求,這也和一個人的生活一樣,都有其作息時間的分配。正如一名教授和一名關心股市漲落的投資商有各自不同的分配作息時間的辦法那樣,各個不同的社會也有其不同的社會勞動力和資源分配辦法。現在所說的「價值規律」不過是在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的,作為理想的完全自由競爭結果的一種理想的規律而已。資本主義市場實際上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競爭。政府從政治利益出發對經濟的干預實際上也是一種計劃經濟。所以海耶克和蘭格關於計劃方法之爭,實際上都對上述的,要干預經濟的政治因素不加考慮。在蘇聯,要由斯大林和古比雪夫等制訂的經濟計劃如果改由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來制訂,兩者必然是大不相同的。這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目標是根本不相同的。斯大林的政治目標就是要鞏固國家財產所有制,而不是要向全社會所有制過渡。

在現實的生產活動中,由於斯大林正像托洛茨基所諷刺的那個「全能的人」一樣能夠預見一切,所以他制訂的詳細計劃是不能切實執行的。各企業除了對指令任務討價還價之外,便是各種損害國家財產所有制度的應付辦法,首先是浪費,不計成本,其次是不講質量。各企業互相之間的訂貨都對低質量貨物盡量通融接受,各企業為怕來年的高任務指令,都低報生產設備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大量擴大設備能力,這就是求「大而全」,小企業則求「小而全」。到處出現瓶頸現象,對付的辦法就是所謂的「強制替代」,就是用高質量材料替代低質量材料不惜浪費,或是用低質量材料替代高質量材料不管成品會有怎樣的質量。整個生產也是在一種關係網中實現的。最重要的一環是上下級聯合共同欺騙更上一級。其實這更上一級也是心明眼亮的,不過是甘心地受騙也騙人罷了。這一關係網也是在本質上破壞國家所有財產制度的。

蘇聯財產和生產制度的無效率是被上層官僚意識到的。所以長期以來就充滿著有關如何改革的爭論。歷來的爭論其實都是同一個內容。即應當給企業多麼大的自主權,與此對應的是對企業的要求應當嚴厲到什麼程度才是合理的。如果給企業的完全的自主權真像西方的公司一樣,那麼國家對企業就沒有行政命令權了。這又是專政政權所不甘心的。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方案已經提出由企業完全獨立自主經營,政治局都一致通過。但事後還是放棄這一主張了。因為真正獨立自主地經營只有私有制或小集體所有制企業才能做到。外國的國有企業也在改革,但是他們絕不想搞國有企業的完全獨立自主經營,因為這就是「私有化」就是失掉了「國有」的性質。事實上,蘇聯的歷次改革都下意識地在暗示:「國有化」的出路只能是「私有化」。所以托洛茨基在其被暗殺前的最後一部著作中說「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階段」33這一段話已改變了其原來對斯大林政權的估計,過去他一直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健康力量總會起來改變斯大林路線的。但是他不能聰敏到在1940年就能看出斯大林主義衰敗的具體過程。這也是托洛茨基不認為蘇聯官僚是舊時統治階級那樣的階級這種看法的根據。那些階級所建立的制度在客觀上是為了要過渡到未來的更加新的一種制度去,而斯大林的制度在客觀上只是準備回復到十月革命前的,老的資本主義制度去。所以要把蘇聯官僚視為新階級必須有新的階級定義。蘇聯官僚雖然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階級,但其對政治暴力的運用能力毫不遜於舊日的階級。

再說一點

本文主要是說明蘇聯社會絕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不討論社會主義社會是否是在社會發展中高於資本主義社會,更不涉及如何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反對社會主義最方便的辦法是指蘇聯為社會主義社會,西方政治家還愛把蘇聯稱為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我們認為何先生未必是為了要反對社會主義而把蘇聯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想來何先生早年也曾為社會主義理想奮鬥過。

上面已經提到,托洛茨基在第四次共產國際大會的發言中已經感到單獨一國不僅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且俄國革命有可能失敗,不過在失敗前「是否會經歷一個『民主』的階段,或者在其它形式中失敗則還是一個次要問題。」這個次要問題對於理解今天的俄羅斯特色資本主義是很重要的。

資本主義是發展而來的,美國資本主義,歐洲資本主義和日本資本主義各有特色,這特色來自向資本主義過渡時的起點。俄國是從國家(官僚)所有制社會過渡向資本主義的。韋伯所贊揚的資本家發家時的節儉、勤奮精神對於歐洲資本家雖然也不是對他們本質的描述,但是對那些原本是清教徒的資本家是有些關係的。但是對俄國當今的資本大享是毫不相干的。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蘇聯社會的,為謀取個人利益的關係網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國家所有制作為一種制度沒落後,為謀取個人利益的關係網並不和新建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有根本的對立。這種關係網在斯大林專政時能繞過各種黨的指示和指令為謀取個人利益而破壞國家財產所有制。今天也一樣可以藐視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則而使個人暴富,使社會動盪。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是大量的事實。蘇聯資本主義還遠不是有法治的資本主義。它的現狀絕不是受十月革命前的沙皇制度的影響的結果,不是受封建制度影響的結果。主要是因為簡單地否定蘇聯制度,急促地建成葉利欽資本主義制度不能輕而易舉地肅清因國家所有制而滋生發展的社會關係網這種社會力量。關係網發生作用便是走後門成功,便是貪污腐敗有了結果。如果把這一切都歸罪於沙皇,就和歷史的公正相抵觸。不把社會關係網視為重要的社會生產關係和重要社會力量是重大的理論失誤,也影響政治綱領和政策的制訂。

本文引證了若干段托洛茨基著作,為我國一般報刊文章中少見,也只是為了恢復歷史真面貌。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建立的,終止向社會所有財產過渡的國家財產所有制的批判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可見在開始時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並沒有成見。托洛茨基在其1937年的著作中,一方面很形象地說明國有財產和社會財產的關係:「為了要變成社會財產,私有財產一定要經歷國有財產階段,就好像毛毛虫為了要變成蝴蝶一定要通過成蛹的階段。但是蛹並不是蝴蝶,蛹變不成蝴蝶時就死亡掉。國有財產要成為『全民財產』只有在特權和財產差別消亡時才可能。當然,與此同時,國家也就消亡了。」34但在同書中他又認為:「官僚作為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已經叛賣了革命。但是一場勝利的革命不僅是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不僅是一種政治組織,而是一系列的社會關係。僅僅是叛賣是不夠的,官僚們還得把它推翻。十月革命已被統治階層叛賣是不夠的,官僚們還得把它推翻。十月革命已被官僚階層叛賣,但是還沒有被推翻。」35其實「叛賣」就已經是「推翻」了。一直到大清洗大鎮壓之後的1940年,他才認定斯大林官僚統治是資產階級復辟的準備階段。但是他未明確指出,從國有財產被終止向社會所有財產過渡時起,也即是資產階級開始形成和開始復辟。

社會現象的變化,要從其量變中判定質變的發生是很不容易的。此外,托洛茨基在當年全身心地參與了十月革命,組織指揮紅軍戰勝白軍,最後沒收了全部資產階級財產。所以,要他承認十月革命已被徹底叛賣,蘇聯社會未經國際干涉就自動地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對他來說是很痛苦的。但今天的事實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推翻蘇聯制度,雖然還未肅清舊日的社會關係,究竟是件好事。

何先生對此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我們等待何先生的批評。

19999

         

註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88頁。

2考茨基這一觀點見:Trotsky 1906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後編入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p105, Merit Pr., 1969. 在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出版社出版了《先知三部曲》(即托洛茨基傳)之後,我們不必再迴避托洛茨基此人了。

3庫恩.貝拉編《共產國際文件匯編》,第一冊,第453-454頁。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三聯書店。

4托洛茨基的發言後來被編入The First Five Years of Comintern, p.491, Monad Pub.

5托洛茨基此信內容見: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p.55-56, Pathfinder Pr.

6該決議內容被作為附錄收在Trotsky 上書,第404-413頁。

7《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443頁。

8《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176頁。

9《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29頁。

10同上書,第430頁。

11這一著作出版後才幾個月,斯大林就背棄這一思想,所以在此後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更新版中就不再見這一段已經在國外廣為流傳的文字了。

12摘自Trotsky 1923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p.53-54, Pathfinder.

13摘自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926)《新經濟學》中譯本第41頁。紀濤、蔡藹民譯,三聯書店。

14摘自A. Erlich, Ths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p.34-37, Oxford Un. Pr.

15《新經濟學》,第85頁。

16同上,第82頁。

17這一段話見布哈林(1925.4)《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此文收在《布哈林文選》,上冊,第368頁。這一句,中譯本為:“只有白痴才會說,我們應當永遠貧窮。”我們從英譯:“that 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因為英譯更符合富農會去幫助貧農和中農的原意。英譯引自R.B.Day編的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p.197 Spokesman.

18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p.78, Oxford Un. Pr.

19 Preobrazhensky 1926 The Crisis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65, Sharpe.

20《布哈林文選》,中央編譯局,中冊,第171頁,人民出版社。

21Trotsky 1926 The Challenge of The Opposition 1926-1927 ,p.50-53; Pathfinder.

22同上。

23會晤記錄見《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社科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編,第147-17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24參見Trotsky 1939: In Defense of Marxism, p.45-46, 42-43, Pathfinder Pr.

25,3 這兩段話在當時都未公開發表,前段見Chernilovsky ed. History of State Law 的俄文原版,1949年,第29頁; 後段見Chernomordik: The Economic Policy of USSR的俄文原版,1936年,第240頁。以上均轉引自T.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69, Pluto Pr., 1974.

27《列寧全集》第一版,第27卷,第249頁。

28 Trotsky 1937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142, Pathfinder Pr.

29這些敘述摘自Trotsky 1931: 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該文被收在A. Nove ed. Markets and Socialism, p.145-172, Edward Elgar Pr.

30 Trotsky 1925: Toward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p.36, New Park Pub.

31K. Simis(一位旅美的蘇聯律師): USSR: Secrets of A Corrupt Society, p. 33, Dent & Sons.

32同上,p.31-32

33托洛茨基(1940)《斯大林評傳》(未完成稿),第603頁,齊干譯,東方出版社。

34 Trotsky 1937: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237, Pathfinder Pr.

35同上書,p.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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