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進東　閔捷

《先驅》第56期，2000年6-8月

原《中國青年報》編者按：199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161.98元，只夠我們在星級飯店裡吃幾頓飯。值得進一步澄清的是：

第一、1999年夏天，我們在河西調查研究時，一位年輕的鄉長告訴我們：基層上報農村農民收入時，多報30-40%，否則提留不夠用。在這篇調查中，王昌道家的人均收入246元，上報的是2340元。後者居然是前者的9.5倍！扣除存在的巨大水份，農民收入還有多少錢？

第二、「農村居民」的全國統計，包括楊柳清、大邱莊、華西鎮、溫州、江浙鄉鎮企業發達地區、珠江三角洲等早就比城市居民還富裕的農村居民；同時，也包括那些在國外有產業、在香港包「二奶」的農村居民。倘若將沿海兩億多相對富裕的農村居民去掉，內地廣大農村居民手裡還有多少錢？

第三、倘若將農民手中賣不出去的大量存糧扣除，上繳了各種負擔之後，農民手裡還有多少錢？（註1）

第四、倘若再將各地基層村長、會計、鄉鎮企業廠長等幹部及其親屬等農村居民去掉，真正老老實實種田、打工的大多數農民，一年下來能剩多少錢？

如今，中國70%的人口是統計上的農村居民。農民收入增長持續停滯，已經有年頭了；賣糧難和各種負擔，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一部份人利用各種條件和手段先富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繼續為廣大人民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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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蘇北採訪農民負擔問題時，走訪了樊葛埠村的一個農家，聽戶主王道昌詳細算了一年的收支賬。

王道昌，今年39歲，全家七口人。兩位已60歲開外的父母、愛人、一個孩子和兩個30歲出頭至今尚未成親的弟弟。除了弟弟跟鄉建築隊在外做工，其餘幾口人（除了四歲的孩子）都在家種地。

王家共有兩處平房，分別是他家和父母及兩個弟弟的住處。家中最值錢的是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機，沒有電視機、收音機，更談不上別的家電。

他家共種了8.02畝地，其中四畝是良田，分別種一季水稻和一季小麥。另有4.02畝為旱地，種山芋、花生等。另外，還養了五頭豬和一頭幹活用的牛。

大冬天了，王家床上仍墊著草席，蓋的是非常單薄的被子。村長介紹說，只有來親戚，王家才可能買點肉嘗嘗，大概一、兩個月能有一次。縣裡統一製作的農民負擔「明白卡」上寫道，王所在的村1998年人均純收入2340元。

表-1是王道昌1999年全年的收支情況列表明細，從中可以看出他家年人均純收入和農民負擔的輕重情況。由三個表格可以看出，王道昌種了一年的地，即使不吃不喝，也只能掙724元。若把全家的日常開支，如招待親友、添置衣服、看病算在內，實際上入不敷出。

依1998年的做法，兩個弟弟明年春節還可能從鄉建築隊那裡再得到1000元的工錢。如果這能成為現實的話，王道昌家1999年的純收入也只有1724年，人均246元。當然，這要求王道昌必須把所得的2000公斤稻子和1000公斤小麥全賣掉。而在賣糧難的今天，幾乎不可能。

據上分析可知：

1、農民說種地賠本，是不爭的事實。

2、即便將兩個弟弟在外做工的工錢也計算在內，且全家不吃不喝，同時不發生其他任何開支，王道昌全家年人均純收入僅246元。這與縣裡農民負擔「明白卡」上所稱的2340元的人均純收入相差甚遠。

3、村裡按人頭收取的「生豬稅車船稅」和八項收費等，連四歲小孩子和60歲以上的老人都無一例外要交納這些費用。這是不符合國家政策的。

4、多項收費，村裡都不是據實徵收。如沒有個體工商業，要交個體工商稅；沒有房屋買賣，要交契稅。有的是重複收費，也是違背國家政策的。

（註1）1999年我們在甘肅河西地區調查研究，酒泉幹部反映，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存糧7000斤，賣不出去。按這篇報告中計算，就算是糧食都能賣出去，交了各項負擔之後，王道昌家1999年人均淨收入103元；實際上已經入不敷出。

原載《中國青年報》1999年12月17日，原標題是《一個農戶1999年度收支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