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家瑜（台灣）

《先驅》第51期，1999年2月

這次的選舉是台灣兩大都市—台北市和高雄市市長，以及立法院委員的選舉，這是一九九七年國民黨、民進黨聯手修憲，擴大總統權力、精簡台灣省政府組織、擴大立法院席次至225席之後，首次的重大選舉。大選前的台灣正面臨一連串的金融風波，許多知名大企業紛紛傳出財務危機，其背後正反映著政經結構的腐敗，一般民眾對未來經濟形勢普遍感到悲觀。同時，這兩三年來社會治安惡化，疫病、水災連連，加上兩岸情勢的不確定，不少人對台灣未來的前景感到憂慮。然而在這次大選中，不論是政黨、候選人和媒體，幾乎無視這些問題的存在，不但未見對台灣未來出路、政經改革的討論，反而把目光集中在北市市長的選舉，視之為兩千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將大部份的精力用來討論選後政治權力的分配、選舉策略的操作、候選人的人格與品德作風（主要針對台北市長候選人）以及利用族群、省籍進行政治動員。

在選戰過程中，一方面許多政黨和候選人利用種種裝扮和花招吸引選民，使得政治彷彿成為演藝事業，更模糊了選舉的焦點；另一方面，地方派系和具財團背景的候選人正悄悄的透過組織人脈進行買票動員，整個選舉在缺乏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造的論爭，以及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區別模糊的情況下，傳統的人情與賄選更容易奏效。過去幾年，國民黨一直標榜台灣民主改革的成就（尤其喜歡引用美、日等外國媒體、政客、學者的言論），當然，比起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台灣的多黨政治和民主普選似乎略勝一籌，然而這次選戰中選舉的庸俗化、買票的氾濫、黑道的介入等惡質選風以及選後國、民兩黨傳出透過修憲延長現任總統和國民大會代表任期的可能性，這些現象都清楚說明了台灣代議民主的侷限，也向社會運動者提出了重大的課題：如何突破代議民主的侷限，追求進一步的政治改造。

大選的結果揭曉，國民黨雖然在高雄市長選舉中輸給民進黨，卻在新黨選民回流的情況之下奪回了台北市長，更重要的是，在立法院的選舉中獲得了過半數的席次（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得票率也達百分之四十六點四三，國民黨穩住了陣腳，克服了執政危機。選後針對國民黨的勝利，國民黨領導層和部分媒體、學者除了將之視為李登輝「新台灣人」路線的勝利外，更將之詮釋為選民期待安定，也期待革新的國民黨能繼續執政，而國民黨也確實革新轉型成功。對於這種意見，我們並不認同。不可否認的，國民的文宣和種種造勢手法的確相當新穎，但是外表的包裝卻無法掩蓋其黑金政權的本質（黑社會加財團）。國民黨在立委選舉的勝利，如前所述，恰好是地方派系和財團的勝利。修憲擴大立院席次的結果，使得大批省議員在廢除省議會後能後有進入立法院的空間，不但化解廢省可能引發的政治危機，也使地方派系間的傾軋更易擺平。而這些省議員多半是地方派系的重要領導人物，透過綿密的人脈和雄厚的財力自然較易當選，選舉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選後的國民黨不是革新了，而是更依賴於地方派系和財團，未來金權政治的問題顯然只會更加嚴重。

台北市長選舉馬英九的勝利更不能說明這種觀點，大家都很清楚國民黨在台北市長選舉的勝利相當程度取決於新黨選民的支持，除了陳水扁陣營自始即以族群訴求（如指馬英九是新賣台集團的棋子）召喚本省籍選民支持，加劇所謂「外省籍」選民的危機感外，馬英九個人長期與李登輝主流路線和國民黨黑金政權保持一定距離的作法及從政生涯中塑造的清新形象更是吸引新黨以及游離選民的重要因素，恐怕很難將選民支持馬英九與支持國民黨完全等同起來。選民支持革新的國民黨的說法顯然是不符實際的。

在上次縣市長選舉大獲全勝，取得包括幾個大縣市在內的十二席縣市長，並在得票率上首次超越國民黨的民進黨，這次在立委選舉中卻遭失利，得票率僅有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六。民進黨的失敗固然有獨派政黨新國家連線、建國黨瓜分票源以及組織上無法突破地方派系網絡和賄選動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民進黨在立委選舉票數的原地踏步，反映了它在急速「轉型」和追求「台灣社會主流價值」的同時，和國民黨逐漸同質化，當年民主改革的形象已漸消逝，只能靠個別候選人的形象及包裝來吸引選民。這不但說明了民進黨的危機，更證明了台灣確實需要一個新的追求社會改造的政黨。

新黨當然是選舉最大的輸家，立委得票率僅僅百分之七點零六，席次也只有十二席，許多重要領導人也紛紛落選，只在台北市議會還保有一定席次。新黨創黨時自詡為小市民階級的政黨，幾年下來除了反李登輝政治路線的色彩依然鮮明外，並不見它在社會改革、社會運動上有所努力，在社會經濟問題上有明顯不同於國、民兩黨的主張，社會基礎始終無法擴大。一兩年來新黨激烈的內鬥，顯示新黨內部的不民主與政治人物同樣熱中於爭權奪利，更使得新黨改革的形象徹底破滅，證明了新黨的政治人物和國、民兩黨並無本質的不同。選後許多人開始談論新黨的「泡沫化」，我們認為新黨當然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但當初造成新黨風潮的社會基礎並未消失（對台獨＼獨台路線疑慮、對金權政治反感、對社會穩健改革有所期待的民眾），這股力量不是現在國、民兩黨的政治路線可以完全吸納的，新黨是否「泡沫化」還言之過早。更重要的是，在國、民兩黨日趨同質化，而另一個新的站在中下階級立場，要求實現社會平等的政治力量還未成形的時候，新黨過早的消失使得可能制衡國、民兩黨的力量不再，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未必有正面的影響。

三黨以外的政治力量都沒有大的突破，以脫離國民黨的部分地方政客和脫離新黨的部分政客臨時組織的民主聯盟獲得四席立委，右翼的、代表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新國家連線和建國黨各獲得一席立委，影響力不大，只能各自與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幾個自許代表工人階級、代表社會運動的政黨和候選人也全軍覆沒。勞動黨未推人參選，只支持特定候選人（如主張統一或工運出身的）。綠黨在台北市南區推派長期從事反核等環保運動及台獨運動的台大教授高成炎參選立委，僅得八千票左右（該區最低當選人票數為三萬票左右），在台北市議員部分也推出四名候選人（其中三名為年輕的女性），也皆告落選，在台北市全區的得票率約為百分之一點五。綠黨幾次參選的失敗說明了該黨在理念宣傳上的不足，組織拓展上的乏力和與民進黨明確區隔的困難。在桃園縣，長期從事勞工運動，曾是桃園客運工會常務理事遭資方解僱，最近領導數個關廠勞工抗爭，在台灣工運圈享有盛名的曾茂興以「送勞工進國會」的訴求參選立委，得到了九三三五票（該區最低當選票數約為兩萬八千票左右），占該區的得票率為百分之一點四左右。這名工運領袖參選的結果相當能說明台灣工人階級政治力量的薄弱。

對台灣的社會運動和左翼運動來說，選後直接而重大的變局是，長期領導工運團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的鄭村棋進入馬英九的市政府擔任勞工局長，而另一名社運參與者，擔任環保聯盟副會長及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的林正修也進入北市政府擔任民政局長。在工運等社運低迷的情形下，出現這樣的變化，令許多人感到驚訝，同時在社會運動圈內多數人似乎認為在運動面臨如此困境時，進入體制內攫取資源以擴張力量似乎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仍持保留的意見，鄭、林等人的作為與成就仍有待觀察。對於如此重大的事情，台灣的左派人士在頗受衝擊之餘，似乎還沒有進行廣泛而嚴肅認真的討論，這一方面反映社會運動者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台灣的左派還找不到明確出路的徬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