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甘密斯特Andy Kilmister

《先驅》第51期，1999年2月

今年五六月合刊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專門發表了布倫拿的《全球震盪經濟學》的長篇論文，嘗試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自五十年代至今的走勢提供解釋，並因此在社會主義者中間激發廣泛論辯。它的發表是切合時宜的。因為它適逢經濟異常不穩，而且恰在俄羅斯貨幣與股市崩潰的那個星期發表。任何有關當前世界危機的辯論都必須考慮布倫拿的論文。

布倫拿特別想解釋這方面的發展，第一是在1950-1973年間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期繁榮，第二是從1973至今的同樣長期的衰落。他對上述現象的分析基本上是挺簡單的，儘管這個分析是同大量歷史材料相聯繫，其中不乏饒有興味的。他認為繁榮之被衰退代替，基本上是由不同民族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競爭所致。特別是日本、德國冒升為美國的競爭者，最初儘管促進繁榮（這是因為日德的增長所致），但終於引致世界性生產過剩與設備過剩的危機。

來自德日的競爭意味美國及其他製造商自1965年以來便面對利潤率的危機。自1973年以來這個危機更形尖銳並一直綿延至今。這造成投資降低，進而引起生產率降低。而後者意味資本家要拚命壓低工資，向工人階級組織發動強大進攻。美國特別如此。

根據布倫拿，美國的進攻局部成功。工資增長被壓低，使利潤率在過去幾年恢復過來，促成了無力而又屬於個別事例的繁榮。但是繁榮是靠損害其他資本家，特別是日本。德國及東亞的資本家。後者的出口市場被美國競爭者擠佔，以致今日陷於嚴重危機。布倫拿視上述分析為與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有關戰後繁榮與衰落的分析基本上不同。

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立足在馬克思有關利潤率下降的趨勢的理論，當中又分成幾種。馬克思認為，利潤只能來自生產過程中對活勞動的剝削；對廠房與機器的使用不能創造利潤。技術革新使每個工人使用的機器的容量趨於增加，利潤率因此一般而言趨於下降，因為資本家對資本的投資相對每個工人而言增加了。這個機制被視為七十年代初以來利潤率大為下降的根源。

第二種主要理論是所謂「利潤受壓榨」論，即認為危機是由於工人之戰鬥性令工資升高，削減了利潤。

第三種理論是源於法國的所謂「調節」理論，即認為危機源於所謂「福特主義」這種調節經濟的方式耗盡能力。「福特主義」是建基於生產線所帶來的高勞動生產率，並伴隨著由工資增長及福利國家開支所帶來的高需求。而福特主義的危機據說就是源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衰落，使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受到破壞。

布倫拿反對第一種理論，而對於第二及第三種，他認為本質相同，即都認為危機源於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不論這反抗是關於工資還是關於勞動生產率。相反，他認為危機源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而勞資關係不過是伴隨此一競爭才發展起來的。

如果布倫拿能夠研究出一種比現有其他解釋都更正確的有關戰後盛衰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那無疑是一大成就。不幸他的分析並不成功。他的理論同現有其他幾種並不如他所言那麼不同，而且在許多方面都比它們缺乏說服力。他的論述並沒有使用馬克思的概念。他的大部份分析都是關於三大因素怎樣影響利潤率。所謂三大因素是指收入分配，生產率以及資本家提高價格的能力。這些分析，沒有一件是大異於主流經濟學。自然不能說這就必然是錯的。但至少這令人懷疑《新左評論》視布倫拿之作為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基礎之說。更嚴重的是，布倫拿認為危機本質上只源於一個因素，即資本主義競爭。拿他的分析同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論》一書比較，是有價值的，該書是有關戰後繁榮的最詳論述。他認為利潤率是由不少於六個基本變數所決定的。他說：

「任何人假設只有單一因素，都是明顯有違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作為一個動態總體的原理。在這個動態的總體中，所發生的任何特殊結果，都要由發展的所有基本規律相互作用才行。」

他通過分析種種具體發展，去追尋各種變數的效果。這些具體發展包括軍火生產的演變，技術革新，以及原料生產的改變等。與這個內容豐富得多的分析相比，布倫拿的分析顯得較簡單化。曼德爾常因其理論模型過於複雜而碰到嚴重困難。但這些困難是資本主義的複雜性中產生的，不能為了避開複雜性便去把資本主義發展簡化為只有一個變數的效果。

布倫拿攻擊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理論，將之了解為在資本主義下面利潤經常地、不可避免地下降。其實馬克思的見解只是利潤率有下降趨勢而已。它的實際進程要依賴這個趨勢跟其他因素（曼德爾已經指出過）相互作用而定。

只批評布倫拿的方法還不足以顯示他的理論錯誤。但問題在於他的理論本身的確存在實際問題。任何建基於資本主義競爭上面的危機理論，都要面對以下問題：這種競爭本質上具有再分配性質。它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企業或這個國家為何在競爭中被淘汰並因此遭遇挫折，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世界整體而言進入衰落。布倫拿的答案是素有地位的企業對新競爭者的對策不是轉移生產，相反，因為它們在過去在固定資本上投資了巨額金錢，他們準備好繼續留在行業內通過降低價格同新競爭者競爭。他們只圖就流通資本方面（例如工資與原料的成本）獲得利潤。但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所有人的利潤率都降低了，不論是舊有企業還是新競爭者。布倫拿認為美國企業在面對德日公司的競爭時就是採取這個對策。

這種解釋引起兩個問題。當新入行者知道原有企業寧可降低價格也不肯放棄市場，哪為何他們不乾脆停止進入市場？在正統經濟學中，就有一種傳統見解，認為上述機制正足以阻止新企業入行。這些新企業怎麼會明知利潤降低也要入行？

其次，固定資本一旦陳舊，為何現有企業不離開市場，轉移生產到利潤率較高而競爭又較少的行業？

布倫拿對上述兩個疑問都拿不出答案。對於第一個問題，他的意見只是新入行企業不過是出於決策失算，又或是基於戰略原因而寧可接受較低利潤。（27頁）但若有什麼戰略因素，那一定是建基於將來有較高回報之上。既然這沒有出現，那麼，布倫拿就好像只是說，危機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非理性所引致。

布倫拿對第二個疑問的答案建立在他有關戰後經濟史的理論上。然而，在這方面他似乎逐漸遠離他先前定下的理論範疇，並且加入一些新因素，而關鍵因素就是匯率的作用。他認為美國資本主要是靠匯率的運動來同德日資本競爭。在六十年代末，當德日進入美國市場並使美國企業在競爭中處於下風，美國在隨後廿年就以長期的美元貶值來應付，使對手增加成本及降低利潤。這樣美國企業就能夠留在市場，但代價就是使世界利潤率下降。

這個觀點的漏洞是，匯率變化同樣是具有再分配性質的。它可以解釋財富怎樣在不同民族國家的資本主義之間轉移，卻不能解釋橫掃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危機。比方，美元貶值可以帶來兩種可能後果。一個是在德日之類的國家提高了收入。這樣就會為美國商品打開新市場。另一個是這樣會降低原料成本（例如以美元計算的石油），進而促進其他國家增加利潤，有助他們與美國競爭。此外，美元貶值也可以使更多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生產的部份降低成本。不明白為何匯率定要引起普遍危機。

布倫拿有關匯率變動與危機之間的聯繫的論述，見於該書28及29頁。他認為德日兩國從較高匯率中所得的利益，部份落到工人而不是資本家的口袋。工資並沒有下降，也就是說，工資沒有反映馬克與日元的額外購買力，結果是德日的企業變得不具競爭力。如是，則這恰表明布倫拿的理論實在同「利潤受壓榨」論及「調節」論並無不同，儘管他本人希望是有分別。他們強調工人的鬥爭性為主要因素，而資本因受到限制而不能提價視為次要因素。而布倫拿則相反，視後者為主因，前者為次因。然而，布倫拿與另兩個理論都是在同一範疇內發揮的。

即使我們接受那個理論，即資本主義競爭也許真的引致衰落，它那也無法解釋衰落何以維持了廿五年。

布倫拿提出兩個論點。第一，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債務危機的爆發妨礙了資本的重組。但他提不出任何詳細分析來論證，也說明不了為何金融資本未能重組。第二，他認為貨幣主義在八十年代初造成嚴重危機，使新領域的有利可圖的生產沒有機會出現，從而使重組變得困難。但這忽略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上對危機的看法：危機正是為重組與變動提供基礎呀。

儘管布倫拿在個別問題上具有眼光，但是對於戰後繁榮與衰落以及當前危機，他還是無法讓人了解箇中的來龍去脈。資本主義競爭無疑是其中一個因素。但這談不上是新發現，而當他將之同其他領域例如階級鬥爭、技術革新等相聯繫時，卻又顯得簡單化及誤導。政治上此書尤其有問題。它的最好的政治結論也只能是改良主義的，因為他認為美、日及歐盟應當聯手協調大家的生產及較公平地瓜分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