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

《先驅》第50期，1998年11月

鄭超麟死了。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又是中國托派的元老之一。他把一生貢獻給中國工農大眾的解放事業。但他畢生的貢獻並不限於革命。他賦有多方面的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同時又是作家，是詩人，是歷史家，是語言學家，又是翻譯家。他所投入的方面不但多，而且精。無論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是「票友」式的涉獵，而是專精深入，辛勤鑽研的。

當然，他首先是一位堅貞不渝的革命家。他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基本上是以他的革命思想作為基調，貫穿著他的革命家精神的。因此，我這裡只想約略介紹他的革命家生平。

他於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縣，自幼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1919年去法國「勤工儉學」，受到西方思潮影響，特別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他逐漸放棄了原先的孔孟的乃至老莊的學說，轉而接受陳獨秀等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的主張。稍後，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不久更由思想進入行動。1922年6月，當中國旅歐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在巴黎開會，成立「少年共產黨」，鄭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來、趙世炎與尹寬等人。1923年他被選派到俄國留學，在「東方勞動者大學」研究馬列主義。1924年7月，因中國革命形勢開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員，他與陳延年等被派回國。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黨報，草擬共產黨內部教育與黨外宣傳的文件，翻譯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同時擔任黨校上海大學的教員。在1925年至1926年中國革命進展期間，他參加有名的「五卅運動」，參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義。1927年4月，蔣介石實行反革命的流血政變，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他參加了中共第五屆大會。會後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革命全面失敗後，參加中共黨史上有名的「八七會議」。會後隨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擔任新黨報《布爾什維克》的主編。1928年，赴福建整頓黨務。1929年與同志劉靜貞結婚。不久，初次為國民黨的特務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實身份，羈獄四十餘日即被營救出獄。1929至30年，開始接觸到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結果與陳獨秀等八十餘名老幹部一齊轉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無產者」派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中國四派托洛茨基組織的統一大會，被舉為中國托派統一組織的中委，兼宣傳部主任。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戰爭發生而提前獲釋，實際在獄七年。出獄後與妻子在安徽鄉間養息，校改和續譯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參加中國托派組織的領導機關━━《鬥爭報》編輯部。同時翻譯托洛茨基的大著《俄國革命史》（第二、三兩卷）。自從1939年新的世界大戰在西歐開始後，中國托派的領導人中發生了意見分歧。主要關於中國的抗日戰爭被捲入世界大戰後我們━━中國托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問題。爭論延長，又由政治問題牽涉到組織問題。結果，中國的托派組織終於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鄭超麟是後來命名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的那一派的一位領導人。

1941年12月7日，日軍佔領上海的外國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動異常艱難。從那時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為止的幾年中，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寫作方面。除了編輯托派的地下刊物《國際主義者》外，他寫了《回憶錄》，寫了《三人行》━━一部對話體的政論集。又寫了《不斷革命ABC》與未完成的《陳獨秀評傳》。為了生活，還翻譯了意大利作家西龍尼的《豐丹瑪拉》等書。

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即從日軍投降，中經國共內戰，直到中共勝利這個期間，他寫了大量文章，登載在公開出版的雜誌《新旗》上。對於新中國的性質，他作了系統的研究，結果寫了一本書《國家資本主義論》。

在中共軍隊來到上海前夕，他所屬的一派改組成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超麟是新黨七名領導者之一。在往後二年多內，「國共黨」在中共治下進行活動，影響有所擴大，結果，於1952年12月22日，全體黨員，所有中國的托派，連同他們的同情者，被中共特務一網打盡。

這本是意料中事。為了預防，以彭述之為首的另一個托派組織，早已把領導機關遷移到香港。超麟所屬的一派也主張派人去香港，去建立一個聯絡站。但超麟本人卻不願出走，明知危險而決定留在上海。

他的這種「聖彼得」精神雖不曾使他為殉道而喪生，卻換來了長達二十七年的牢獄禁錮，換來身體與思想的摧殘和迫害。

1979年6月，終因中共領導層的變動以及海內外關心人士的呼籲（他是1979年「國際特赦組織」列為「良心囚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之一），他和其他十一名幸未瘐死獄中的同志被恢復了自由。

如此，他在國民黨監獄與中共監獄中一共渡過三十四年，相等於法國著名革命家勃浪基的羈獄記錄！

從1979年6月出獄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超麟的身體雖因長期受到摧殘而局部殘廢，但他過的卻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緊張的思索與寫作生活。這時期內他在三個方面做出了成績。一、協助一些歷史家編寫中國革命與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糾正過去官方歷史家在這方面所作的有意與無意的歪曲，特別是糾正過去中共對於陳獨秀的誣蔑與歪曲。二、對中國與世界革命的基本問題作系統的與獨立的思考，並且寫下了思考的過程和結果。三、不斷向中共的歷次大會提出平反托派的要求，要他們正式宣佈托派（中國的與世界的）不是反革命，要求他們承認過去對中國托派的鎮壓是錯誤的。

他的這三方面的努力，記錄在將近百萬字的文稿裡。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獲得出版機會。因為他雖然從1979年起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還被指派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會的委員，但他仍然戴著「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視。近幾年來他所著的回憶錄雖曾獲准以「內部發行」方式印行了兩次，他翻譯的一本小說《諸神復活》（俄國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D. Merezhkovski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但他主要的作品，涉及思想與政治問題的大量文字，不論是他在獄中所作或出獄之後所作，一律不准付印出版。因他一直堅持著他反對斯大林主義與毛澤東主義的立場，被認為是「反革命」的。

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憶錄》曾被班國瑞教授（Prof. G. Benton）譯成英語；由美國「人文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出版。德國的魯道爾夫．西格爾（Rudolf Segall）又由此書的英譯稿譯成德語，由德國法朗克福的LSP-Verlaz書店出版。以此讓海外朋友能多少見到中國這位非凡的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生平。

妻子劉靜貞於1979年6月與超麟一起離開勞改營，不足半年後逝世。他們的兒子弗來（Frei），生於1938年，夭折於1945年。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姪孫女照顧的。

1998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