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拔．布倫拿Robert Brenner
劉宇凡譯

《先驅》第51期，1999年2月

譯者按：布倫拿是美國著名的左翼學者及活動家。他是有關歐洲資本主義起源於農業及其階級關係論的創建者（所謂Brenner Debate）。布倫拿不僅是歷史學家，而且是經濟學家。最近一期（第221期）的《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出版了他論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長篇論文。本文則是他最近發表在美國《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的文章（他也是該刊的主編），可視為那篇長篇論文的概要介紹。譯稿對原稿作了很輕微的刪節。

布倫拿的長篇論文引起了西方左翼活動份子的辯論。所以我們一併翻譯了英國Socialist Outlook一篇批評布倫拿的書評。我們相信，通過這場辯論，讀者可以對馬克思主義怎樣分析當前危機有較深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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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出了名是能夠在作出七次預言之後，終於在最後一次中準確地預測世界經濟危機來臨的。或許由於這個原因，最近許多人是不尋常地小心謹慎，生怕重覆「狼來了」的故事，儘管世界經濟陷入混亂的昭昭讓據已經山積。

但是今天已經不需任何預測。除了美國與歐洲，世界經濟有一半已經出現經濟衰退，比30年代的還要嚴重。除了歐美，到處的股票在去年7月與今年7月之間都大跌50至75%。單在今年8月與9月，新興市場再跌個33%。在印尼，飢餓已經變成日常生活的事實。在俄羅斯，平均壽命下跌了5年，生活水平跌了一半。在東亞，數以百萬的人因被開除而陷於貧困。拉美近年才從80年代的災難性的「失落的年代」中開始復甦，現在又一次讓上述經濟危機肆虐，而且日漸厲害。

美國經濟一向是無力的世界經濟增長週期的主要動力來源。但是它已陷入困境，使世界經濟前景更壞。

直至98年6月，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聽證會上的一番話連商業報紙評論員也嚇呆了：「可能我們已經超越歷史」，也就是說，超越了商業週期，並達至持久增長。但到了10月中，同一個格林斯潘不得不兩次降低利率，企圖抗衡那個日增的強大的世界性通縮壓力。

同時，聯儲局因協調各銀行，拯救數以10億美元計的對衝基金而震驚了華爾街。格林斯潘解釋，讓基金崩潰大有可能引發一場世界金融的崩解。今天美國經濟正滑向衰退。如果任其發展，就會為世界經濟帶來災難。

今天的問題當然是：是什麼東西促成不斷擴大的世界經濟混亂？

須要強調的是，直至最近，不論是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還是商業報的評論家，以至大眾傳媒，沒有一個能提出什麼答案。這是因為他們不願承認美國經濟有什麼真正嚴重的問題。與媒介的宣傳相反，美國經濟表現在過去一段長時間都算得上陰沉。過去三分一世紀，美國勞動生產率（每小時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每年平均增長不夠1%，換言之，比上一世紀的平均數低過一半。從1973到1998年，這三分一世紀的實際工資增幅比美國歷史上從內戰計起，包括大蕭條以來的任何時期都低。在1997年，產業工人的實際時薪（不包括福利）的水平同1965年一樣。

或許最令人震驚的卻是，當90年代因美國處於繁榮週期而明顯進入所謂「新時代」之際，人們都認為「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優越這一說法已經無可置辯。然而這個所謂「新時代」，不管你用哪一種標準的宏觀經濟尺度去衡量━━不論是產出、投資、生產率及工資等等的增長率━━都要比戰後任何一次增長週期要差。

經濟學家、商業報刊的專欄作家以至傳媒之所以能夠閉目不視美國經濟的差勁表現，因為通脹已經下降到符合金融部門的需要，因為利潤率在經過長時間的嚴重低落後已經顯著反彈（儘管仍未完全恢復舊水平），更因為股市升至破紀錄水平。

華府共識之破裂

然而，在過去幾個月，華府的共識出現重大裂痕。正當亞洲危機催化了俄羅斯的崩潰，並正在威脅著席捲全球之際，處於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中樞內的著名經濟學家紛紛尋找庇護，包括沙赫（Jeffrey Sachs），這位曾努力推動所謂「震盪療法」及全面自由化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不無令人驚訝，因為現在他們把這場失控大火之責放到所謂「美國財政部、華爾街及國基金（IMF）綜合體」的身上去。

他們指出兩個相關論點。第一，是IMF處理東亞的方法是災難性地弄巧反拙的，他們論證，面對者大量資本外逃，從而催化危機的局面的東亞各國，需要的是注入資金以便阻止資本流動危機毀滅各國經濟。這情形就同1987年股災中美國聯儲局及日本政府大量注入便宜資本一樣。但IMF的處方恰恰相反。像1929年胡佛總統在股災中宣佈平衡預算一樣，IMF照例實施高利率及經濟緊縮。

結果是進一步嚇壞國際投資者，加速其逃資，同時保證了企業破產的連鎖反應的災難的發生，引致無法償債、高失業及更多的破產。

其次，這些經濟學家論證道：對短期資本流動撤消管制是國際危機之源。當東亞前景看似光明，大量熱錢湧入；反之則急速流出。這樣觸發了實際經濟的蕭條，並蔓延全球。

現在很明顯，在往後日子，正是當前發展著的危機正在改變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同樣明顯的是，這些建制下的主要經濟學家只看到冰山一角。不過，即使他們的分析是片面的及膚淺的，左翼還是不該忽略的。第一，他們對自由市場的短期借貸的機制至少到目前為止是正確的。大規模及沒有管制的短期資本流動，儘管不是東亞危機的根源，至少是加速著危機。第二，他們對IMF的批評有助人們把焦點對正IMF的帝國主義性質。

IMF的方案不僅關乎高利率及緊縮。它的目的，在南韓看得尤其清楚，那就是要破壞那種經濟管理及保護的制度━━這個制度使世界史上最壯觀的增長模式成為可能。

東亞經濟即使用IMF自己的標準也是十分成功的。恰恰因為如此，所以IMF的所謂改革方案正好更清楚暴露出IMF之作為國際資本的工具，不過是為了強迫東亞接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以便向大銀行及跨國公司的滲透大開中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這些經濟學家的批判饒有思想意義。因為他們不自覺地及未有明言地挑戰了我們時代的最重要教條，即迷信自由市場的調節能一般地達致最好結果。

他們自然把批評自由市場局限於批評短期投資。不過，這已經為進一步質疑市場能否適當地調節一切經濟生活━━由市場分配長期投資、商品以及最主要的東西即勞動力━━打開缺口。他們為左翼提出了一個細小而重要的思想缺口，去重申我們的最基本然而又最難艱的主張，即社會主義路線在建設人道社會方面之必要，換言之，須要由工人階級對經濟由下至上地實行民主的及社會的控制。

左翼的共識

左翼對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是後者對世界經濟危機的解釋是非常局部的及表面的。短期資本的自由運動明顯是新自由主義綱領的組成部份而已。這個綱領自70年代末就日漸得到認同，而它的內容就是一面使資本儘量自由流動於世界，另一面是摧毀福利國家為工人提供的保護━━這些保護本來是由工人自己艱苦鬥爭而換來的，這樣他們才能較少為市場所損害。

左翼的共識就是上述新自由主義綱領要為當前經濟問題負責；推行這個綱領在相當程度上正是當前危機的根源。我們一直見證著的最重大趨勢，就是金融資本的支配地位日增。70年代末以來尤其如此。所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理據，不外乎促使金融資本及跨國公司的盈利環境受到保護及擴充。但是促進金融資本的利益的代價是犧牲整個經濟，尤其是工人階級。為了保障償還貸款的金額不受通脹的損害，資本主義國家實施了持久的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緊縮的信用及平衡的預算。而這些政策是導致低增長及高失業（自70年代末就已經支配了世界經濟）的主要原因。

其次，為了讓金融資本獲得最大利潤，就要減少資本流動的障礙物，以使它能在市場之間迅速流進流出。不過，讓資本自由流動，使一國推行其刺激增長的政策變得更困難，尤其是難以推行赤字開支、放寬銀根以促進就業等刺激政策。

第三，讓資本看好時迅速流入、看淡時又迅速流出，使任何長線經濟發展都變得困難，第三世界尤其如此。因為經濟發展明顯依賴有人在特定生產領域承擔長期供應生產資源的義務；經濟發展無法承受資本突然撤退，而這卻是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情況。

生產過剩與設備過剩

我認為上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到此為止是有道理的。但是，倘若對之不加任何限制、不設定其適用範圍，那就可能是誤導。簡而言之，金融資本及新自由主義的興盛，應視為國際經濟危機的結果而非原因，儘管他們明顯使危機惡化。國際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長期的盈利危機，而這又是持續的國際製造業出現設備過剩與生產過剩的結果。

首先，是因為實際經濟，尤其是製造業，不能提供足夠利潤率，才導致資本向金融作重大轉移。設備過剩與生產過剩，使60年代末以來製造業盈利下降，才是70年代末以來金融資本急速冒升的根由。

其次，70年代末才開始的朝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之所以發生，只因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需求管理」顯露自己無能恢復利潤率及重新刺激資本積累。從資本的角度看，貨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實在是因凱恩斯主義的赤字開支的失敗而起的。

第三，雖然採納緊縮信用及平衡預算的政策旨在保護金融資本的利潤，但是其原有目的也是通過削減需求增長，來恢復整個制度的利潤率，方法是：一，提高失業率來打擊勞工及削減工資增長；二，通過汰弱留強的震動，把高成本低利潤的企業淘汰，只讓高利潤低成本企業留下來並控制市場，從而提高了平均利潤率。

最後，儘管要把金融資本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了解為長期經濟停滯與不穩的結果而非原因，畢竟，在整個制度內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綱領，無論如何在促使長期盈利下降與經濟停滯轉變為當前危機方面，起著重大作用。這個轉變，隨著90年代克林頓用平衡預算取代列根時代的破紀錄的赤字開支的時候，才開始，但同時也帶來增長及穩定性的更大問題。

停滯的根源

當前危機的根源是製造業生產及設備過剩，導致利潤率下降。但是，生產及設備過剩本身又是加劇的國際競爭的表現。從60年代下半開始，德國，特別是日本，其發展中的低成本企業迅速擴大產出。他們以低價來抗衡其高成本競爭者，使德國企業可以立即增加世界製造業市場份額並維持利潤率，同時其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及利潤都降低。

結果是製造業的設備及生產過剩。這可以從七大工業國的製造業的總體盈利率看出來。美國的高成本企業首當其衝，製造業利潤率在1945至1973年間降低了4成，整個經濟則降低了25-30%。到了1973年，連德日都要被迫負擔盈利危機的部份重擔了。這是因為他們的貨幣兌美元大大升值━━這是1971至1973年國際貨幣危機及布列頓森林體制崩潰所引起的━━結果是承受大大升高的成本。美、德、日及全部發達國家出現利潤率大幅下降及始終未能恢復，才造成資本積累率長期下降，而這又是過去三分一世紀的長期經濟停滯的根由。

資本積累率低，引致低產出率及低勞動生產率；而低勞動生產率又意味低工資增長。產出與投資的低增長又引致失業增加。但最基本的問題是：是什麼造成長期的設備及生產過剩？為什麼企業在見到盈利下降時，不把資本轉移到其他生產領域以避免設備過剩？這不是一般人預期會這樣做的嗎？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的答案。

第一，美、德、日三國的大企業控制著世界工業，認為在本行範圍內促進競爭力比轉移生產，較能在維持及提高利潤方面有較好前景。他們在自己的生產領域內作了巨額投資；他們同供應商及客戶維持著固定關係，而這在其他行業很難得到；他們在本行經過長期開發而獲得的技術知識只有在本行適用。這就是為什麼70年代以來美、德、日的企業一般沒有轉移生產，除非是被強迫吧。結果就是離開行業的企業太少，造成設備過剩。

第二，儘管世界製造業利潤率下降，東亞的低成本企業卻仍是認為進入行業是有利可圖的，就像其先驅日本一樣。這當然使過剩更嚴重。

第三，70年代凱恩斯主義普遍推行；美國更推行到90年代初。這也是造成上述問題的因素之一。這些政策提高需求，實行赤字開字及放寬信貸，使許多高成本低利潤企業本來會破產並被高利潤低成本企業取而代之，現在可以繼續經營。凱恩斯主義無疑令長期經濟下調變得溫和些，但同時也令它更延長，雖然阻止了30年代大蕭條重現，但代價就是降低制度的活動力，因為它令那些低盈利及投資不多的企業繼續生存。

從停滯到危機

須要強調，同凱恩斯主義的真正決裂，非待到90年代不可。而當它發生時，它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從長期停滯走向嚴重危機的關鍵條件之一。由過剩所引起的利潤率下降，使資本積累減慢，也就是使投資需求的增長自1973年以來減慢。同時，因為利潤降低，僱主就大幅削減工資，使消費需求的增長也降低。

當美國聯儲局及英國的戴卓爾在70年代末分別收緊信貸，大幅提高利率時，經濟就更衰退。所以，沒有當年列根大幅增加軍事開支，使政府需求大增，世界經濟在80年代早就難免一場蕭條。尤其當時正值1981-1982的世界債務危機爆發。但是，隨著克林頓上台，美國採取了平衡預算及收緊信貸。採取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代表已經到了轉捩點，意味著美國長期爭取赤字預算來擴大需求，從而穩定世界經濟的辦法告一段落。

現在，在投資及消費增長減慢之餘，又加上政府需求增長減慢。過去30年，美國政府支出平均每年增加2.4%，在90年代平均只有0.1%。自從歐洲各國政府也在緊縮經濟以便達成貨幣聯盟以來，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國內市場的增長就減慢到蝸牛步伐。為求補償，各地企業只得加快出口。但既然出口主要是製造業產品，結果當然是使長期過剩問題惡化。

當前危機已經成熟

工業設備過剩的惡化為引發今日危機的一連串事件奠定基礎。整個90年代，在整個發達國家陣營中，差不多只有美國出現繁榮，久已衰退的工業部門的利潤率雖非全部但亦已大部恢復。只是美國的復甦在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世界經濟為代價的。這是因為它大半是靠大大增加出口而來，而這又是它大為提高競爭力所致。所以，美國企業之所得，在國際需求增長緩慢，尤其是工業市場又供過於求的環境下，是建築在損害其對手之上的。市場在相當程度上已是一種零和鬥爭。

特別是美國製造業之復興大半是靠美元兌馬克及日元在10年長之中貶值超過40-60%而來的。所以，當美國經濟在90年代前半期復甦之際，德國，特別是日本的製造商，發覺很難出口，因而遭遇戰後最嚴重的危機。1995年，日元升值至80兌1美元，而在10年前，兌換價是240元。難怪日本經濟瀕臨崩潰了。只當美、德、日三國政府在1995年春達成協議，讓美元升值、日元大幅貶值，才拯救了日本。

然而，拯救日本帶來未曾逆料的後果，那就是亞洲危機。這是因為一國企業之所得就是他國之所失，尤其是像日本那麼強大的國家。東亞經濟在90年代上半期能隨美國之後繁榮（亦即以犧牲日本為代價）只是因為他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所以兌日元亦隨美元貶值而貶值。南韓尤其是靠隨美元而貶值其貨幣來持久地增強競爭力，並使其投資劇增，好像市場是無限似的。

1995年當日元兌韓圜及他東亞貨幣大幅貶值時，南韓及其他東南亞經濟便顯得投資大大過剩。他們發現自己的設備嚴重過剩，而且由於貨幣升值造成成本上漲，正面臨著能以盈利價錢出售貨品的巨大困難。

1997年上半年，當國際借款人留意到東亞企業的利潤正在大幅下降，出口增長下跌而進口增加，他們趕忙撤資，結果東亞貨幣急速貶值，而這是特別具災難性的，因為東亞企業對國際貸款人負債累累。恰在這個關節眼上，IMF把一切弄得更糟。它強加高利率於這些國家之上，使企業的償債困難更為惡化，開啟了還不起債的惡性循環，引發破產與裁員，最後造成更多壞帳。這樣，東亞危機發展為東亞蕭條。

故事的後半部份是多少人所共知了。在1996年，東亞地區的投資額與強大得多的美國看齊。因此，當東亞蕭條，結果自是嚴重的。東亞市場崩潰了，東亞出口也就增加。日本經濟在90年代危機以來，努力轉向亞洲以便擺脫危機，現在卻面對收縮的東亞市場，因此同樣陷於困境。它只能希望靠增加出口到其他市場來復甦。德國以至歐洲，也企圖用出口來擺脫衰退。

所有這些出口，只有國內市場在擴大的國家才能吸納，那就是美國。在1997年，美國經濟終於喜見國內加速增長。實際工資也上升，但它之所以如此，只因它也在加速出口，其發展動力能否保持，不能不受到懷疑，因為美國經濟成就無可避免帶來美元升值。1998年上半年，由於美元匯價高企，入口大增，同時出口也因此停止增長，尤其還有亞洲市場萎縮的因素。美國工業利潤下跌，美國繁榮亦必告終。

美國製造業的繁榮之告終，是美國滑向衰退的直接原因，而這又是加劇的國際競爭及設備與生產過剩的後果。製造業利潤之下降，對經濟有深遠影響，包括股市泡沫之破滅。一直以來，由工業盈利托起的急升股市，再加上加快的出口，都在促進消費開支及投資，從而推進美國經濟增長。股市高升，使消費者以為財富大增，不必再儲蓄，於是近年來儲蓄率大跌，消費大升，大企業也在這環境下也可以靠出售股票來集資，使投資增長加快。一旦股市下跌，所謂「財富效應」就會走向反面。

聯儲局估計，自從1998年7月美國金融商品價格達到高峰後，連接的下滑已經造成1.5萬億美元的淨損失。人們眼見財富大減，只有多儲蓄少消費。企業股價下跌，也使他們更難集資，致使投資下降。更壞的是，股市泡沫破滅，大大打擊商業信心，而債權人因為擔心債務人償不起債而緊急追債，自己也盡量保持現金。信用危機已經隱現，使企業與個人都難於借錢，大大打擊新生產與新消費。

出口危機以致整個工業部門的危機（這本是美國放緩的主因）看來難以解決。相反，世界上大部份地區生產已經放緩，市場在收縮，信用緊縮，所以當地企業也日益靠出口才能求存。世界經濟在過去一段時間均依靠美國的推動。隨著世界充斥著工業品出口從而令美國擴張的結束，實在看不到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抵抗嚴重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