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1期，1999年2月

李嘉誠最近批評民主黨政客帶領業主踢契的言論，以及由此引起的正反回響，反映了在幾十年未見的經濟衰退中，階級矛盾比過去明顯。倒不是因為普羅大眾已經發起強大鬥爭、反抗官商的轉嫁危機的企圖。至今連最有條件展開鬥爭的大企業員工也不曾罷過一次工。主要是因為在經濟衰退中，一向心胸狹窄的資產階級越發難以容忍來自普羅大眾的任何尖銳批評（這些批評有時從政黨折射出來），因為這些批評可能會助長群眾不滿甚至反抗（雖然這並不像工商界所想象的那麼容易），從而有損工商界要犧牲普羅大眾利益的計劃。有人說李嘉誠言論主要是不滿政府（例如八萬五房屋的計劃），真是冤哉枉也！八萬五早就名存實亡。衰退以來，董建華更是一力托樓市、托股市，土地政策也盡量配合地產商，這樣一個全心全意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府，真是夫復何求！李嘉誠自非一定百份百滿意董建華，他的一番言論也未嘗沒有間接向政府施壓的用意，但這畢竟不是主要用意。

*私有化必須反對

要知道，官商立場現在是基本一致的。資產階級要拼命壓抑工資，保持利潤；而政府就面對龐大赤字，正打算向公務員及市民開刀。二者實際上配合得非常好。在尊重市場自由調節的幌子下，資本家先在私營部門拼命壓低工資，然後政府就以此為借口，在公營部門降低公務員待遇、削減綜援等等。總之是強化工人之間的競爭來不斷使私營部門與公營部門比賽誰的工資更低些。在樓市上，官商之間的配合更是天衣無縫，一致地把重擔通過擴大市場作用來轉嫁給普羅大眾及中產者身上。這些經濟進攻還未激起直接反抗。但已經引起很多批評。對於這些批評，官商也同樣是要加以壓抑的。

整個九十年代，香港政府已經部署好一步步縮小政府對社會開支的承擔。隧道私營化、設立醫管局、富戶政策、公屋出售、撤消租管等等都是例子。私人公積金計劃也表明政府決不願意直接承擔退休保障的責任。到了經濟衰退，當然一切都變本加厲它已經打算削減福利、醫療及教育開支。這些舉措已經引起批評。但另一更反動倒退卻引不起勞工團體的注意。現在政府已經聘請了顧問研究把地鐵、九鐵、收費隧道、郵局甚至公屋管理等政府資產或部門私有化，方式或者是上市，或者是將之取消及外判工作。用這個辦法來解決財政赤字，實際上是在劫貧濟富。把上述各種極其優質的資產（由於享有專利及其作為公用事業，幾乎只盈不虧）上市，等於為正在苦無盈利的投資出路的資本家提供一條發財捷徑。另一方面，私有化企業為了利潤掛帥，往往不是裁員減薪、降低員工待遇、強化剝削，就是降低服務質素、任意加價。總之，通過損害工人及消費者的利益來成全股東及管理層的利益。因此，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私有化必須反對。

*私有化是劫貧濟富

私有化浪潮，自從七十年代末戴卓爾及列根上台後，便席捲全球。右派政府當初宣稱，國有企業，或公營事業，都是低效率的，只有私人企業才有效率。香港勞工團體中不少人都相信這些理論。我們普羅大眾要問：效率為誰服務？是為資本家，還是為工人？事實很清楚，他們的所謂效率，主要就是資本家的利潤；工人往往沒從利潤增加中獲利，反而受損害的時候居多。這樣一種效率，普羅大眾沒有理由支持。其次，差不多二十年已經過去了，作為最早私有化的國家英國，那些私有化的前國企又是否都大大提高了效率呢？有英國學者作了實證研究，證明不是這樣。國企私有化之後，有些效率指標有所改進，但有些則惡化，並不呈現為普遍而明顯的效益改良。（註）怎樣衡量效率，本身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利潤率可靠些還是勞動生產率？還是要素生產率？還是增值率？）退一步說，即使某國有企業的全部有關指標都在私有化後上升，也不能證明是由於產權上的改變使然，反正企業可以通過損害工人及消費者的利益來達到上述目標，而這樣做同產權沒有必然關係。這較多地是屬於經營與管理的問題。最後，所有這些指標都只能測量微觀效益，無法測量其宏觀效益，即其對大多數人民及其後代的影響（包括自然環境、公民的精神與肉體健康、社會道德、總體經濟的平穩發展等。經濟學稱之為「外部性」）。許多事例說明，企業的微觀效益往往是建築在犧牲宏觀的、多數人民的長遠利益之上的。

香港尤其沒有理由搞私有化。香港政府一向奉行什麼自由放任，政府開支佔GDP一般不到二成，比西方低差不多一半。社會安全網基本上缺如。這是促成貧富日益懸殊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現在竟然還要進一步縮小公營部門，讓更多服務變成利潤掛帥的買賣，結果只會把更多人趕入赤貧境地。其次，所有擬私有化的企業或部門，大多數都非常賺錢。所以港府連「公有效率不及私有」的表面理由也拿不出來。他唯一能說的理由只能是用私有化所帶來的收入去填補赤字。但即使這個理由，也難以成立。過去多年，盈餘預算年比比皆是，說明政府多收了稅費。現在收入減少，不正應該拿剩餘以補不足嗎？幹麼要打普羅大眾主意？

單是社會經濟政策上的反動，對資產階級及政府來說仍是不足夠的。他們必須把這些倒退說成是天經地義的才成。這樣，種種轉移視線、挑撥離間的政治動作就必然粉墨登場了。削減綜援所省的錢不過二、三億。趕走富戶也不能省下多少個單位（何況都是舊村居多），但是政府依然熱心推行，這是因為這些政策的政治好處遠超過經濟上的好處。不論官員的主觀想法怎樣，客觀上都是把群眾的鬥爭視線從針對統治階級轉移到針對普羅大眾中的弱勢群體或最易受敵視的所謂「特權者」身上。換言之，一場在低下階層中搜捕「女巫」的遊戲已經由政府及工商界展開。

*從經濟反動到政治反動

社會經濟上的倒退必然伴之以政治倒退。單靠李嘉誠威脅撤資，是不足以壓抑批評聲音的。不論政府還是大資本家，都會日益感到有必要壓抑政治自由。工商界的頭面人物早就已經大聲疾呼，2007年後不許再擴大直選議席！（基本法規定好的第三、三屆立法會選舉，直選議席會有點增加。規定好了的，他們不好反對，至少還不是時候。）八十年代開始的政治改良，本來只是因為當時英國感到有需要收買本地人心來抗衡中共而已。特區成立後，這個改良因素早就消失了。不論是官員還是資本家，從來就不是什麼民主改良派。在今天形勢下，他們當然只會更反動些。政治自由今後所受到威脅將會更大。眼下，至少任何批評大財團的言論都有吃官司的危險。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經濟政治上的倒退可能只是暫時的吧？經濟復甦後一切就會好轉的。

復甦是有可能的。但完全恢復過去的繁榮，就很不容易了。香港的經濟起飛主要依賴戰後西方的大繁榮。這個因素自從七十年代末以來，隨著「黃金時代」結束而大為縮小了。因為大陸在八十年代開始走資本主義，才支撐著香港經濟發展。不過，這個積極因素慢慢也衍生出消極因素：香港產業空洞化了，大陸各大城市日益成為香港的競爭者了。香港經濟前景從來不像今天那樣不穩定和不明朗。在這個情況下，資本家不願作長期而大量的投資；在勞資關係上，他們同樣不願恢復過去比較固定的關係（長期合約、每年加薪、較固定的待遇等），而只會繼續推行外判，僱員散工化、兼職化等。總之，官商的聯合進攻決不是短期趨勢。

何況，有些倒退政策本身是很難在日後去逆轉的。二十年來那些進行過私有化的國家，經過不止一次復甦，都佷少見到再次轉回公有。道理很簡單。今天私有化是對資產階級最有利的政策，利益既得，有那麼容易放棄嗎？

普羅大眾只有奮起反抗才有出路。勞工團體尤其須要加緊注意及討論有關私有化的問題。雖然現在還沒有定案，但是至少也須要作好思想準備。最令人擔心的是香港工會差不多無一不拜倒在自由市場的神殿之下，過去對於政府的種種私有化或私營化嘗試也從來沒有什麼批評。在這個情況下，就更不可能領導群眾去反擊官商的聯合進攻。今天工人運動欠缺發展動力，客觀因素當然是主要的，可是，工會領導在主觀立場上的軟弱，思想上之完全同化於資產階級，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客觀上只會加深工人階級的思想混亂。勞工團體的當務之急，是弄清楚鬥爭方向及基本立場：普羅大眾的利益高於一切！什維持競爭力也好，階級和諧也好，保持投資意欲也好，自由市場也好，只要同普羅權益相衝突，我們都要它們讓路！

（註）:The Impact of Privatisation, by Stephen Martin and David Parker, Routledge,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