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先驅》第49期，1998年8月

編者的話

向青先生這篇文章討論一個極富爭議的問題：如何評價1917年十月革命中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包括怎樣評價內戰中布爾什維克的種種政策。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最初幾年的蘇維埃政權是真正的工農民主政權，同後來的斯大林專政相反。不過，即使在那些基本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又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真正左派裡面，怎樣評價蘇維埃政權的具體政策仍然有很多爭論（其實當時蘇共政府裡面也同樣有激烈而公開的爭論━━那時還談不到有所謂輿論一律的狀況）。我們歡迎讀者就這個題目來稿，繼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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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合著）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不論你認為它是人間的福音，還是惡魔的咆哮，都不能否認它對世界歷史的重大影響。這個宣言（以及全套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理論）所得到群眾的支持和對社會發生的實際影響，在這一百多年裡起伏不定。簡單說，從19世紀80年代起，到20世紀60年代之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聲勢浩大，顯得大有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可能，往後就逐漸衰落了。衰落的主要表現，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矛盾和嚴重腐敗明顯暴露出來，引起人們越來越對共產主義失望、害怕和憎恨。到了80年代末，「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制度崩潰，人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理論徹底破產了。許許多多曾經相信它的人都正式向它告別，或者在重新解釋的外表下實際上把它否定了。這裡面包括了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和他們的主要幹部。但是，另方面，也有人仍舊堅持共產主義是正確的。其中不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和政治活動者，他們過去多年早已指責「現實存在的」共產國家嚴重違反共產主義的原則。最近幾年，由於，一方面，那些轉入資本主義軌道的前蘇聯集團各國的情況始終是比過去共產黨時代更壞，另方面老牌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於是有一種「回到馬克思」的呼聲出現，而且有加強之勢。在我看來，「告別馬克思」明顯是不值得普羅大眾接受的；至於「回到馬克思」是否正確，要看這個口號怎樣解釋。以下是我這種觀點的說明。

共黨國家不代表共產主義

當初人們接共產主義，是因為不能忍受資本主義的種種禍害，相信共產主義運動會帶來光明的新社會。但事實上，幾十年來存在於那許多共產黨的國家裡面的，攏總來說，卻是比資本主義（至少是當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更醜惡的制度。在那裡，人民連最起碼自由和尊嚴都沒有。這就是目前共產主義的名譽降到一百多年最低點的主要原因，也是普羅大眾對於自我解放的前途感覺十分迷惘的主要原因。群眾意識這樣的演變不難理解，新的轉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從道理上說，要共產主義理論和路線為共產黨統治的罪惡負責，是說不通的。因為，事實上，那些共產黨統治者的反動政策和罪惡行為都是明顯違反共產主義原則的。早在75年前托洛茨基等人已經指出了這點，現在所有研究共產主義的獨立學者（非御用學者）也都同意。任何人，只要肯去讀一下《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就不難看出這點。可見，用共產黨統治的罪惡和腐敗來否定共產主義思想，至少好像用許多教會和教士的罪惡和腐敗來否定宗教信仰一樣不合理。別人借美名來行罪惡，為什麼你就不可能言行一致地行善呢？

有人為拋棄共產主義提出進一步的理由。他們說：雖然共產主義的理論並不主張建立好像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極權統治，但是它所設想的那種自由平等的制度根本是絕無可能實現的空想，根本違反人性，所以只能用強迫手段來實行，結果它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成為官僚極權統治。還有人把這種反共理論進一步發展成為反對一切革命的理論。這些人認為，不但共產革命必然造成專制統治，一切革命也都不可能造成民主政治，只能造成專制統治。所以他們不但要告別共產主義，告別馬克思，還要告別一切革命，告別一切理想。

他們的判斷很徹底，宣言很明確，可惜論據十分貧乏。他們做出這樣的宣言，也可以算是大膽的行為。可惜這種大膽只用來勸告人民永遠不要大膽地破舊立新，不要大膽地企圖當家作主，只可以趴在原有的專制統治底下慢慢謀取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們自命總結了一切革命的經驗，其實只是用了一種簡單化到極點的方式來述革命史，靠這樣歪曲歷史來辯護他們那種理論和主張。至於是否故意歪曲，這點並不重要。

共產革命並非必然造成專制

共產主義革命必然造成極端的專制，這種說法現在一般人都相信，因為人們所見所聞好像正是如此。可是，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並非一開始就造成專制。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是革命沒有完全成功，或者革命後發生反動、墮落的結果。具體研究一下革命史，就可以懂得這點。

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由此產生的國家制度，比所有後來的共產黨的革命和國家更有資格作為共產主義實踐的代表。因此，具體研究蘇聯的經驗，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17年革命本身和蘇聯早期的歷史，顯示出共產革命並非必然造成極權統治。

革命就是平日沉默地忍受現狀的人民起來積極參與法定程序以外的政治活動而且向現政權挑戰的現象。因此，革命本身就是一種民主運動。越是偉大的革命，參與的群眾就越多，革命運動內部的民主程度也越高。1917年俄國革命所顯示的民主性質，勝過至今為止的任何其他革命。2月革命的爆發，不是任何黨派的計劃所造成，完全出於群眾自發。群眾行動是那麼強烈，馬上就使警察瓦解，而軍隊和政府官吏都脫離長官的支配，與群眾結合起來。在城市裡。群眾自動選舉代表組成工人和士兵的蘇維埃，農民代表蘇維埃也隨著出現。俄國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資產階級接管了原本屬於沙皇和地主貴族的政權。工農群眾承認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但是更擁護蘇維埃的權力。蘇維埃對臨時政府起監督作用，並且常常侵奪它的權力。一切以工農為基礎的黨派都在蘇維埃裡面活動，爭取自己的主張被採納，少數服從多數的決定，但是資產階級黨派不加入。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在蘇維埃裡面起初只佔微弱的少數。他們耐心地批評多數黨派對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說明必須由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首先要用大膽的方法解決和平（當時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糧食和保證人民自由三大問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路線終於得到群眾了解和支持，在首都的蘇維埃裡取得多數，於是通過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動10月25日的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

10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並不打算一黨專政，反而極力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其他支持10月革命的黨派參加政府，就是加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的人民委員會。事實上左派社會革命黨在1917年11月加入了政府，到1918年3月因為反對簽訂對德和約才退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黨派現在變成蘇維埃裡面的少數黨，但他們仍舊能夠合法地公開活動，他們的報刊也照舊合法出版，公開攻擊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只有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報紙在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次日就被查封（擁護沙皇的報紙早在2月革命後已經封閉了）。布爾什維克單獨一黨執政，是因為其他社會主義的黨派不同意蘇維埃多數所採納的革命政綱，不肯加入政府，而不是由於布爾什維克故意獨霸政權。那時布爾什維克根本沒有一黨專政的思想，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傳統上也沒有這樣的主張。至於佔多數的政黨單獨執政，這是民主政制的常規。共產黨宣佈自己有「領導」國家的特權，用暴力禁止其他黨派平等競爭，不許人民自由選擇，確定這樣的制度和理論（這才是一黨專政），那是多年以後，經過了許多變化之後的事情。一黨專政並非馬克思和列寧的共產主義的立場，這點我另有文章說明（參考《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這裡不重複。

布爾什維克執政後，不久就對政治自由加以限制，連其他社會主義的黨派都受壓制，有時完全不能合法活動，負責人被捕判刑，這自然是事實。但根本的原因是發生了內戰，反蘇勢力有強大的外國支持，反對黨派一個個走到反蘇武裝力量方面去，或者在言論上等於為武裝反革命打掩護。這並不能證明共產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等於專制統治，也不表明共產黨上台後就拋棄自由、民主的空談，露出專制的真面目。在10月革命前很久，在馬克思的時代，共產主義的理論已經說得很清楚：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政權應該是高度自由、民主的，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更自由；另方面，無產階級政權像任何革命政權一樣，必須堅決有力地鎮壓反革命，尤其要無情地鎮壓武裝的反革命，否則等於自取滅亡。在內戰中，當然免不了要對政治自由加以限制，甚至不得不採取十分殘酷、專橫的手段。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壞事。人類至今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些仁愛主義者，與其向共產主義革命者說教，不如去勸告剝削階級接受革命人民的多數決定，放棄暴力反抗，革命人民自然不用實行暴力鎮壓。至於鎮壓反革命行動中的過火現象，確實是有。共產主義的態度是應當盡力避免，但決不為了避免過火就不敢實行堅決的鎮壓，因為那樣就只能讓反革命勝利，讓剝削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繼續實行幾千年一貫的殘暴統治。事實上，反革命的恐怖統治、侵略戰爭（包括世界大戰）、加上日常對勞苦人民的殘害和虐待，所造成的人命損失和其他人類痛苦，比革命恐怖所造成的更大許多許多倍。這是一切有良心的歷史家都不能否認的。

有人承認內戰中的殘酷手段不可避免，承認俄國的內戰中白黨白軍和赤黨紅軍雙方都很殘酷，但他們指出共產黨方面有一種特別不合理的殘酷手段，就是那種叫做對整個階級施行鎮壓的辦法。這是共產黨方面特有的手段，而白黨白軍方面沒有。這個問題值得特別談一下。

大家知道，俄國共產黨有一個專門負責鎮壓反革命的機關，叫做切卡（肅反特別委員會）。它成立於1917年12月7日。起初只擔任對罪犯初步的偵查和訊問，不久之後就取得了簡易定罪、處刑，一直到處死的權力。最初處死的只是普通刑事犯和經濟犯。1918年7月左派社會革命黨暴動後，就開始處死政治犯了。切卡不是司法審判的機關，而是公然直認的暴力鎮壓機關。它監視一切嫌疑份子。被捕者受切卡審問時，沒有法定的辯護權。審問小組人員不用充足證據，也不用根據法律，只要內心相信適當就可以判處刑罰，一直到死刑，而且立即執行。到此程度為止，還不是切卡真正的特點。幾乎一切國家、一切政權都有時採用類似的辦法，不過只有蘇俄公然承認罷了。切卡真正的特點是，它判定被捕者是否有罪、是否應受某種刑罰，不少時候並非根據那人是否有某種行為，而是根據他屬於什麼階級，什麼身份。那人如果是地主、資本家或者舊政府官員，多半會受刑罰；如果是純正工人或貧農，可能釋放或輕罰。切卡還曾經公開大批逮捕剝削階級份子當作人質，用來阻嚇反革命行動。紅軍從白軍手中奪回一個地方之後，可能由切卡不加區別地逮捕一定比例的剝削階級成員處死，作為對該地剝削階級的懲罰。白黨白軍方面，雖然也有許多濫殺無辜的行為，倒沒有公然以社會身份定罪，或者公然處罰整個階級的辦法。因此，有人覺得，公正的評判應該是：共產黨比白黨更專制，更殘暴。

我不同意這是公正的評判。這種評判隱含著一層意思，就是，共產黨毫無道德上的顧慮，無論多麼壞的事都敢做，白黨還有一點道德上的顧慮。我不同意雙方的區別在這裡。我認為真正的區別在於階級地位。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人口的大多數，而且是生產者。他們一旦覺悟起來，就完全用不著依靠剝削階級，所以他們敢於提出消滅剝削階級的口號。反過來，代表剝削階級的白黨決不敢提出消滅工人農民的口號。消滅工農，他們自己也要餓死了。所以不能說在道德上白黨比赤黨高尚。「消滅剝削階級」並不是共產黨正式的口號，這話的含義也不一定是要把剝削份子殺光或者寧可殺錯也不可放過。但是，在激烈的革命內戰中，有這種傾向是不難理解的。白軍方面，佔領一處地方之後，從工農群眾裡面任意抓一批人來屠殺，也是常有的事情。至於在審判過程中事實存在著階級偏見，連民主國在平常時候都並非罕見。所以早期俄國共產黨真正的特點，並不是特別殘暴，而是特別言行一致，敢於公開宣佈自己的實際做法，公開宣佈自己的階級立場。

內戰中哪一方面殺人更多，侵害個人權利更厲害，這根本不是歷史的善惡判斷的標準。代表進步的新社會的一方，就是歷史的善的一方;代表舊社會的、反動的一方，就是歷史的惡的一方。反動的一方任何武力對抗的行動，都應當受到鎮壓。進步一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只要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所必要的，儘管殘酷，也是正當的。只有超過必要的過份殘酷，才應當受譴責，應當由革命群眾來禁止。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就是這樣。俄國內戰中，革命陣營的行為當然不完全符合理想，有不少過火的地方，但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責任，反而是由於人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充份，多半是由於文化水平低的緣故。

在內戰最激烈，共產黨處境最危險的時候，它並沒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其他政黨都被禁止以後，共產黨內仍舊有派別活動的自由，可以公開反對黨中央的政策，提出許多批評意見，黨報上的政治言論並不是清一色的，編輯部有很大的自主權。這情況同現在人們慣見的共黨作風大大不同。就連那最可怕的暴力鎮壓機關切卡，也讓人在報刊上批評。切卡本身有公開出版物，上面有關於工作方法的爭論，也有內部會議的報道，並非黑箱作業。切卡不能干涉黨內活動。這一切都表明，共產黨本來只是把限制政治自由當作暫時的非常手段，是有條件的，一旦內戰結束，工農政權穩定了，就要改變，恢復自由。它既然向群眾清楚說明了現在限制自由的理由，也就方便了將來形勢好轉群眾要求恢復自由。

1921年內戰結束，赤色恐怖行動減低，不久切卡也削權改組。前幾年造成社會關係緊張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政府施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這方面在1921年3月就改變了，由此開始「新經濟政策」時期。本來應該同時有計劃地實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可惜共產黨並沒有這樣做，反而違反了本身的傳統，在這時決定禁止黨內派別活動。雖然這個決定只是暫時的辦法，是由於蘇俄仍舊在充滿敵意的帝國主義包圍中，國內的危機也還很大（克朗斯塔海軍基地叛變，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參加，對於執政者是個非常強烈的警號），俄共希望用禁止派別活動的方法來加強黨內團結，而並不是要禁止黨內的批評自由，更不是要禁止思想自由，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辦法。結果適得其反，沒有加強團結，倒方便了傾向於官僚專制的一派壓制批評，尤其是壓制堅持革命民主傳統的一派，最後用開除的方式把黨分裂，這種危險決不是不可能預見的。所以應該說，俄共1921年不去發揚民主，反而禁止黨內派別活動，是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不過，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錯誤，不是共產主義路線必然的結果，也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或者必然的演變，因為這個決策明顯地違反共產主義（包括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另方面，不可以把共產黨後來墮落變質完全歸罪於這個錯誤決策，因為還有許多客觀的原因。

雖然蘇維埃政權保存了下來，但是國內外的環境暫時都不利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發展。西方革命（德國、匈牙利、意大利等）統統失敗。經過世界大戰和內戰破壞後的俄國經濟比戰前更落後許多了。人民的力量消耗得非常厲害。普通工人疲乏不堪，大批長期失業，離開了本來的生活環境，對政治冷淡了。最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先鋒大批戰死了，餘下的很大部份變成政府幹部或者軍事幹部，同工人群眾之間有了距離。這一切條件使得許多共產黨幹部容易在不知不覺間官僚化了，另一些革命鬥志也降低，而能夠堅持革命思想和鬥志的變成了少數，很容易被官僚腐化的一派壓倒。列寧的早死，也便利了黨內官僚派的勝利。1923年以後蘇聯政府的專制化迅速加深。這時候的暴力鎮壓己經不是對著剝削階級，而是對著反對官僚專制和種種錯誤政策的忠貞的共產黨員（左派），對著工農群眾;不是必要的革命手段，而是反動手段了。不但專制的程度比內戰時期更厲害，而且性質也根本改變了。由切卡改組形成的格柏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很快就變得比切卡權力更大，而且成為對付黨內反對派的主要工具，變成無惡不作的匪幫，也就是斯大林反動官僚統治的主要支柱。把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政府和斯大林時代的當作同樣的東西，或者說後者是前者的必然演變，那是違反事實的。後來的蘇維埃也名存實亡了，因為已經喪失了工農民主的內容。

蘇聯共產黨和整個共產國際的墮落，曾受到不少的抗阻，在蘇共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內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托洛茨基派。儘管斯大林派曾經顯赫一時，現在世界上已經很少人還願意自認斯大林派了，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對斯大林派的共產主義者仍舊堅持他們的立場。由此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者並不等於斯大林主義者，也並不是必然要變成斯大林主義者。

中國共產黨受馬克思和列寧的影響比受斯大林的影響小得多，可以說從來都沒有真正按照共產主義的路線行動。中國有特別長遠而強大的專制主義傳統，加以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二十多年已經成為局部地區的統治者，長期進行軍事鬥爭，而不是從事工人運動，所以中共特別反對民主政治。它的專制比蘇共的專制更不能要共產主義來負責。現在的中共，應當改名為私產黨。

東歐各國、朝鮮、古巴、越南等國的共產黨也都深受斯大林主義影響。東歐除南斯拉夫以外，都是靠蘇聯軍事力量建國的，自然要模仿蘇聯的專制制度。南斯拉夫和古巴是靠本國力量建國，所以不完全仿照蘇聯，也不專制得那麼厲害。這一切都證明:共產黨本身要受各種條件影響，並非只有一個模型，一條道路。（未完，下期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