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期

再訪《共產黨宣言》

E. M. Wood

《先驅》第48期,19984

﹝編者按:今年二月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50週年紀念。美國社會主義刊物《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邀請了有名的左翼學者就《宣言》最重要的內容作出評論,我們選譯了其中幾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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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現代的國家的行政部門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Ellen Meiksins WoodMonthly Review編輯,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的著者):

人家請我評論《宣言》的上述兩句話,特別請我評論現在流行的那句名言,即「馬克思的階級政治理論是一種階級簡化論」。

我要把問題略作修改,以適應我自己所關注的事情。首先,我實在不認為所謂「簡化論」值得多談。馬克思主義者常常被右派攻擊為「簡化論」者。今天,這種指責成為後現代主義左派的口頭禪。事情已經到了這樣一步,任何人嘗試作出解釋,或對任何因果關係作出探索的傾向,都被責為「簡化論」。但是,大家至少要對此清楚:馬克思並不比任何一個嘗試解釋社會或歷史發展、以便人們了解的人,更為「簡化主義」些。

在我繼續談其他問題之前,我還要再說幾句。就我而言,只怕你在界定國家與資本的關係時不夠「簡化」呢。而這點是現在比過去更為真確,因為即使是那麼溫和的改良主義作用,現在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也要推卸責任;同時,國家與資本之間的勾結,現在比諸十九世紀以來任何時候都更為明顯。

所以我不認為《宣言》中有任何東西是過於「簡化主義」的。不過,我對《宣言》上引的那句話還是有疑問的。讓我大膽地指出:至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階級鬥爭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這其實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它史無前例地創造了這樣一種狀況,即階級鬥爭可以是非「政治」的,可以是純粹「經濟」的。

自然,經濟鬥爭是同權力與統治有關。但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乎經濟剝削的衝突直接牽涉「政治」權力,即貴族或國家的司法及強制權力。資本主義把許多上述衝突轉移到一個新的、分開的「經濟」範疇,甚至是轉移到工廠,而上述範疇是一般地被封閉於「政治」或「公眾」領域之外,儘管資本的權力最終還是依賴於國家的強制權力。

我們現在再談談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那句話的上文下理。那句話出現在《宣言》的一個段落,它談及現代技術,特別是運輸及通訊的技術怎樣有助於團結工人,使他們超越分散各地的工廠及社區、互相接觸。《宣言》接著說:「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

基於上述團結效果,《宣言》似乎把階級鬥爭之直接變為政治鬥爭多少看成是理所當然。但我們現在知道,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使具備了當時馬克思難以想像的最發達的技術及通訊的力量,並無產生出一個日漸團結的工人階級。

《宣言》所沒有說的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它的特殊的剝削方式,怎樣分化了工人階級。它之所以能夠這樣,一個辦法就是把本來可發展為政治鬥爭的東西囿限於工廠的圍牆之內,將之變成純粹的「經濟」衝突。

換言之,同一個阻止一切階級鬥爭變為政治鬥爭的條件,也妨礙了工人階級的團結。資本主義為政治鬥爭創立了特殊的政治困難及障礙。這些困難與障礙,需要積極的組織努力才能克服。

倘若《宣言》的政治見地是不完整的,但是,它談到的其他方面的資本主義發展卻是驚人地具有預見。事實上,現在資本主義已經多少實現了《宣言》的預言,即資本主義普及全球。現在資本主義真正已經「摧毀了一切萬里長城」,把它的積累與競爭的必然性伸展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對自由主義的國家與「全球化」資本之間的勾結關係亦已變得日益明顯。經濟的階級鬥爭最終可能會轉移到政治層面,而工人階級也會以新的、空前的方式團結起來。

讓我重覆我最近常說的話:同流行見解相反,「全球化」使國家對資本而言變得更重要,而不是不那麼重要。資本需要國家去維持積累及競爭的條件,去維持勞動紀律,去促進資本的流動,同時又在阻止勞動的流動。畢竟,所謂「新自由主義」,並不僅僅表示國家推卸提供服務的責任。它是一整套政策,一種新型的國家干預,用以促進資本家在全球一體化的市場中的盈利。

有些左翼人仕因為這些發展而灰心失望。資本與國家之公然而赤裸的勾結,對他們好像意味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終結。但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資本之依賴國家,本身可以變成反資本主義鬥爭及真正的社會主義鬥爭的新機會。資本之需要國家,使國家再次成為階級鬥爭的重要而又集中的焦點。國家之公然參與階級剝削,這一事實本身對階級組織是重要的。我們已見過好些例子:在不同國家人們走到街上抗議「全球化」、「提高競爭力」、「提高彈性」等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些事例表明,工人階級之分化會有可能被團結一致對抗共同敵人所代替。現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使一切階級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

許多人,包括左派,都接受了「別無出路」的說法。說社會民主主義不是出路或許是正確的(如果它曾經正確過的話)。資本主義,除了眼前這個醜陋形態之外,的確再沒有另類資本主義。如果有,那就只是一種比眼前的更壞的資本主義。但對我們這些從不相信有所謂「具人性面貌的資本主義」的人來說,這並非表示故事已講完。一個叫社會主義的真正出路仍是存在的。

「共產黨人同一般無產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David Finkel(美國Against The Current執行編輯):

當馬克思、恩格斯答應為共產主義同盟起草《宣言》時,他們提出一個重要條件,《宣言》一定要成為公開的革命文件,訴諸於廣泛的工人階級及激進派;《宣言》是一個綱領,目的是為了通過大大擴展民主鬥爭來達到無產階級權力。

就這點來說,《宣言》意味著同密謀式革命一刀兩斷。密謀式革命所構想的,是下層民眾由這樣一小撮精英所領導,他們根據自己的綱領或社會主義藍圖━━即馬克思所謂「以宗派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運動」━━來組織一些秘密會社,而這些綱領或藍圖,只有他們的小圈子才能掌握;他們洞悉群眾需要甚麼,而群眾卻沒有能力知道自己的需要。

馬、恩二人相信,正在興起的現代無產階級,是歷史上第一個被剝削階級能夠充份掌握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了解自己為自由而作的鬥爭,並經由這些鬥爭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新社會的基礎。馬恩二人堅持革命者的忠誠的對象是階級的運動,而不是任何「特殊政黨」。這就是為甚麼他們也支持工會成為階級運動的現存的群眾組織。革命社會主義者須要支持工會,今天看來這簡直是共識,在當時卻是一個開創先河的思想。

只是在以後幾十年,特別是在1883年馬克思死後,一個新的而又較複雜的障礙才浮顯出來。工人階級在他們日常鬥爭中創造出來的群眾團體,像工會與政黨,產生了保守官僚,成為革命能夠產生結果的一個障礙。這方面的發展,不像小宗派那樣是工人運動處於幼年期的表徵,相反而是它屬於成熟期的表徵,而這恰恰導致整個工運的危機。

雖然工會官僚在社會上享有特權,永遠敵視工人革命,但他們及其社會民主黨盟友並不只限於不斷出賣工人利益及保護特權而不斷壓碎革命運動。儘管這些出賣的確發生過,但是更基本的日常事實是,工會領袖,就算是富戰鬥精神甚而是自覺的革命者的工會領袖,都一定要在行使工會會務、同資方商議勞資糾紛的時候發揮一種督促紀律及維持現狀的作用。

有些政治流派,為了「超越」馬克思,重新恢復前馬克思主義的、原始的宗派主義。例如把工會看成固有地非革命的或反動的。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同上述錯誤主張不同。它一方面保持反宗派主義的眼光,另一方面力求解決工人運動的官僚化問題。在斯大林主義墮落前的共產黨,或是早期的(美國)產業工人大會(CIO)中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一面同工友一起並肩作戰,另一面從來沒有把工人利益從屬於自己的黨派。

過去一世紀的經驗說明,《宣言》的文字也需要修訂。凡是繼承馬克思學說的人,都應當力圖建立獨立的革命政治團體,如果他們要在現有的官僚化工人組織中忠誠地為擴大工人民主而鬥爭的話。這樣一種革命團體可說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但這是同那些支持資本主義或支持官僚政治的其他工人政黨對立。獨立的革命團體的目的就是在一切可能情況下促進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及自我動員的能力,首先包括在工會中促進基層的組織及工會民主。他們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爭取工人站到革命立場,反對改良主義及官僚主義立場。他們決不是要摧毀其他工人政黨或團體,不論是用偽造爭論的方法還是採取不光明的組織手段。

「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彷彿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吞噬了社會的全部生活資料;彷彿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

Anwar Shaikh:(美國New School University經濟系教授)

《共產黨宣言》,一份多麼出類拔粹、極具眼光、深刻透闢而又妙語如珠的文件!它在指出這個新的社會制度━━它當時已經開始征服全世界━━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時,是寫得多麼雄辯有力。它在宣稱,即使是這樣一頭巨獸也將會被自己固有的內在矛盾所引起的衝突所摧毀時,語氣是多麼傲岸。這幾頁的的文字顯示,馬恩二人的才華橫溢。不過,最終說來,正是這個為馬恩二人曾經深入研究過的資本主義,正是這個活生生的、存在著的、演變著的和衝突著的資本主義自身,才能使他們二人的分析始終顯得那樣適時。

在閱讀《宣言》時,必需知道馬克思當時的經濟分析尚在草創階段。在那兒表達過的一些重要思想,他後來是拋棄了的,而有些則在內容上作了重大修改。兩個重要而又相關的例子是工資定律及經濟危機。

在工資問題上,須知馬克思雖然在早期著作(1844-1850)中說過資本主義總是把工資壓低到僅足生存(即工人的絕對貧困化)的地步,他後來卻拋棄了它,改而主張一個較一般的說法,即資本主義的競爭力量防止實際工資與工人生產力同步增長(即相對貧困化)。後一種分析把僅夠糊口的工資視為,在勞資力量對比的特定情況下的一個特殊現象而已。

在經濟危機的問題上,《宣言》提到週期性商業危機促成「生產過剩的瘟疫」,而它的解決辦法是強制摧毀生產力及擴大舊市場和征服新市場。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談到週期性商業衰退和較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不那麼常見)的時候,他往往是把兩個概念當成一個意思。他也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既要擴大生產力又要壓低工資這個矛盾所致(這樣就會限制了群眾的消費能力)。

後來他才區別開普通的、引起混亂的商業週期和足以威脅到制度本身的「普遍危機」。而他也把後者的原因不再歸結為「消費不足」的解釋。他已放棄了這個解釋,並且找到另一個解釋,即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定律━━他後來所研究出來的利潤率下降的理論。

在馬克思的理論的發展中,「生產過剩」這個詞也改變了含義。它最初指的是生產能力相對於消費需求顯得過度擴張。後來它指的是:資本積累的固有傾向是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而這最終有損利潤率,結果引起資本的生產過剩。在第一個情況下,工資增加也有利於資本,因為這會提高消費品購買力。所以只要說服資本家相信增加工資符合他們的利益便行。但在第二個情況下,實際工資下降有利資本,因為這可以提高利潤率。這就表示為了維護實際工資,就要反抗資本的一般利益及國家。二者的政治分別是很明顯的。

《宣言》始終是馬恩二人的最激動人心和最為雄辯滔滔的入門書。但正如對待其他問題一樣,我們也得從《宣言》所處的的範疇去了解它,也就是說,明白到它是一個革命的號召,只是這個號召是立足在對資本主義所作的有力而又不斷刷新的分析之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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