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52期，1999年5月

政府正在部署把房署、郵署、水務署、機電署等局部私有化；醫療「改革」則有可能從過去的「與成本掛鉤」發展為用者繳付大量費用。如果政府計劃得逞，不僅損害廣大中下級公務員的工作權利及生活質素，而且對全港普羅大眾都是極不利的。

最直接影響是飯碗問題。公營部門私有化不僅打破了許多中下級公務員的飯碗，而且這數以萬計的僱員將被迫同私營部門的員工直接競爭飯碗。過去公營與私營部門雖非完全隔絕，但是，二者競爭不大。公營部門不是利潤掛帥，因此公務員同政府的僱佣關係較少受市場盛衰影響，再加上其他重要因素，因而職業及待遇都較穩定，也因此多少限制了工商界的剝削自由（僱主的待遇不能同政府的待遇相差太遠）。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公營部門縮小，私人部門擴大，就一定引起工人之間的割頸競爭。

其次，私有化意味普羅大眾今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健康等各方面的地位或水平的倒退。

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從來不像工商界所渲染的那麼自由平等。僱佣關係表面上很平等，你情我願，但實際上彼此議價能力大不相同。普羅大眾即使不是一無所有，所有的也不多，為了糊口，非要趕快找工做不可；老闆呢，卻可以以逸待勞，所以僱主往往能夠壓抑工資的實際增長。在那些壟斷嚴重的行業，問題尤其嚴重。所以，僱主的利潤沒有上限，而員工的工資普遍不超過支持小康生活的程度，在經濟衰退時更隨時有加入失業大軍的危險，成為赤貧者。總之，自由市場下的競爭機制，不能不是一種弱肉強食的機制。任由它自發地運作，難免造成極嚴重的貧富懸殊。所以許多國家都要多少監管市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許僱主（至少是法律上不容許）自由延長工作時間、自由招聘童工。在比較尊重人權的國家，更會由政府向普羅大眾以至全體人民提供免費或低廉的社會服務，保障他們不論貧富都能夠有起碼的生活保障。

香港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提供較全面社會服務及保障，但是香港普羅大眾過去多年生活比較安定，生活質素多少有改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營部門多少限制了市場經濟的弱肉強食的傾向，減弱其破壞力。而公屋就是一個最顯著、最有力的保障。儘管公屋質素不高（早期的更差），可是，享有基本住房保障，使普羅大眾及其後代的整個生活質素、精神面貌、自信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顯著提高（試問一個街童能夠好好讀書麼？）。香港的其他社會服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也多少起著保障普羅大眾的基本健康、教育及生存權利的作用。這些服務同市場所提供的服務的差別在於：政府不是按你錢包有多少錢，而是按你的需要而提供服務。

用政府稅收來維持低廉住房及社會服務，好處不僅是通過收入再分配來為普羅大眾提供起碼的保障，而且是一種促進社會中團結互助的人道精神的辦法。只有在這種精神起主導作用的時候，社會才有安定，才有進步。反之，那種認為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只應由個人負責，有錢才配有體面生活，無錢就自己乞食的右派思想，根本是徹底反人民反民主的。這種思想以為，誰發財誰乞食完全是個人努力或不努力所致。所以呢，怎麼能夠拿工商界的利潤去津貼窮人的社會服務？問題在於，工商界的利潤何嘗純粹來自老闆的努力？如果沒有廣大員工的血汗勞動，你們的所有資產不僅不能增值，還要貶值呢！所以，普羅大眾完全有理由要求通過向工商界繳稅的方式來維持甚至擴展政府的社會服務。

這種右派思想雖然道理上講不過，由於它最符合工商界利益，所以工商界正在大力推動政府削減住房及社會福利的承擔。董建華政府作為商人政府，自然也會貫徹工商界的意願。然而，政府這樣做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對普羅大眾來說，這意味全面倒退。從此他們在住房、醫療、供水、郵政以至各種社會服務，不僅要「用者自付」，而且所付的不僅要抵得上成本，還要再加上工商界的「合理利潤」。這樣普羅大眾負擔大為加重，而弱勢社群更會住不起房子、買不起藥、看不起醫生。而當社會大多數人都陷於貧困的時候，只能早晚迫使他們反抗，到時統治集團更休想維持什麼社會安定。

私有化絕無一利於普羅大眾！唯一得益的只有工商界及高官。私有化及削減社會服務，對工商界的好處不僅是減輕將來的加稅壓力（隨著人口老化，社會服務將日益供不應求），而且在於為正在苦無投資出路的工商界提供一條發財捷徑，也為退休高官提供優薪厚職。例如，房署私有化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讓私營管理公司生意額大大增加，也讓房署高官退休後有機會轉去這些管理公司擔任董事。（例如前房署前署長林有元退休後轉任佳定管理公司的高職）普羅大眾有什麼理由容忍高官及工商界殘民自肥？而一旦大眾起來反抗，統治階級就會明白，如此滅絕人性地打擊大眾生活，到頭來只會弄巧反拙，因福得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