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森．杜蘭（法）Maxim Durand

《先驅》第52期，1999年5月

超過40%人類所居住的國家已經受衰退打擊。在未來幾個月，這個比例很可能繼續上升。國民生產在泰國下跌了7%，印尼15%，俄國50%。

這裏不談預測及方案。我們專注於眼前證據並把握它們。作為當代帝國主義的形式，即新自由主義模式。明顯並非發展的可行模式。它可以在一些國家暫時可行，但它不能「放諸天下而皆準」，因為它建基於普遍競爭的原則之上，而這個原則是可疑的。近年一連串事件本身已經夠瞧了：1994-1995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國及1998年的俄國。每一次危機先打擊某國，然後擴展至地區，再波及全球股市。事件的發展每次一樣，但後果上卻是累積的。

除開俄國這個特例不談，危機往往不是打擊最貧弱國家，而是那些被視為發展典型的國家。但這些典型是行不通。第一個局限實在簡單不過。北半球發達國的消費不能無止境地擴張。既然差不多所有南半球國家都不惜代價轉而採取出口戰略，這個不平衡就理所當然地引致在出口國之間加劇競爭。人人都想得益━━不僅是絕對的利益，而且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的利益。唯一辦法就是把工資壓得最低以便最具吸引力。這個路線的效果就是妨礙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及加強依賴出口。這路線並不僅是哈佛教授的提議，而是跨國公司、當地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機構所採的共同戰略，並務使其獲得普遍推行。

八十年代的債務危機開啟了這個過程。為了還債，人們只好減少「不必要」開支以及盡量出口。這個辦法一直是IMF的整頓計劃的核心，並為當地資產階級所熱烈推行。跨國公司受到吸引，並成為重整及經濟自由化的積極代理人。當前危機可以理解為南半球生產過剩的危機，因為他們所生產的超過北半球所能買的。這也暴露出資產階級評論員的虛偽性：他們指責南半球不公平地同他們北半球競爭。工會活躍份子也該反思。工會領袖經常把工業生產從北半球移向南球當作是北半球，尤其是歐洲失業的主要理由。這種解釋業已被最近事件完全推翻。南半球不僅沒從增加出口中受益，反而是在當前的危機中首先最受打擊。如果歐洲的增長受亞洲競爭的威脅，何以亞洲崩潰被視為威脅而非好消息？事實是，南北關係的形式，就是南方向北方輸送財富。不平等交換這事實已日益明顯。

股市震盪的第二個原因是比較近的事情。自1987年中以來，原料價格已下降了30%。扣除通脹，原料價格是25年以來最低。油價下跌尤劇，目前是每桶售價12美元，而1997年是20美元。像俄羅斯及委內瑞拉等產油國陷於困難，自不令人驚奇。其他原料生產國如挪威、加拿大、澳洲及南非等受危機影響，亦無足怪。

當前危機顯示第三世界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以及新自由主義秘方的虛幻性。把各個處於大大不同生產力水平的國家置於直接競爭，只會造成雙重壞後果，即欠缺競爭力的生產者破產，以及社會需要之被忽視━━上述生產者本可滿足這些需要的。第三世界在世界資本所強加的激烈競爭的規則下，就是無法競爭下去。

除了原料生產國外，許多半工業化國家也正在當前危機中吃苦頭。這些國家都同美元或德國馬克掛鉤，其商業赤字正在增長。1994年的墨西哥及1997年的泰國正是這樣。同樣命運在等待巴西、阿根庭及波蘭。不久前陷於危機的國家從未真正恢復健康，而日本衰退持續，以致第三世界整體而言快將進入蕭條期。

廿年來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證明是危險而又無效的。這次危機不僅是金融上的。資本流入利潤率高的地區，並在看淡的情況下又迅速流出。各國為了挽留資本，什麼辦法也用，包括與美元掛鉤，私有化，極具吸引力的利率等。不過，貿易赤字失控地上升，使這些努力白費，還加深了這些國家的依賴性。出口增加之餘，入口增加更快，因為統治階級的消費增加。生產過剩引致出口商品價格下跌，反過來使利益不平衡更嚴重。在金融不穩背後，這個情況實在證明新自由主義模式既非諧協，亦非能夠持續下去。

帝國主義危機

歐洲不少人認為歐元可以作為今日危機的緩衝物，以及當前危機未必擴散到歐洲。資產階級認為世界經濟是相對而言分成不同部份，以及帝國主義間的關係之極其不對稱。這見解並無不妥。世界並無這麼單一的全球經濟：其中各部份完全均一並結合，任何地方的困難都立即傳遍全球。經濟震盪的效果主要波及旁邊國家，並主要傳導給第三世界。對工業國家的反彈在最初時甚至是正面的呢。資本外逃首先是逃到高質素市場，所以從新興市場逃出來的資本都往世界經濟最安全地區跑。帝國主義國家為資助赤字而發行的債券成為理想避難所。

歐洲現正在處於增長，所以是逃資的主要得益者。對國債券增加需求，意味利率下調；私人企業及消費者既可低息借錢，理論上會刺激增長。

不難明白危機是怎樣通過商業渠道擴散的。亞洲的情況至為明顯。如今，只有中國仍是一大未知數。它的內部正呈現問題，同時港元又受狙擊。人民幣與港元同時貶值是可能的。

至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分析家認為它們出口到已陷危機的國家的份額不大，所以受影響也有限。對個別國家而言這也許對，就歐洲而言尤其對，但目前已波及美國，因為其一半出口是到亞洲或拉美。除開直接影響，還有間接影響。如果美國因出口到亞洲減少而放緩，就會立刻影響歐洲及日本到美國的出口。所以IMF才會不斷調低其預測。今年五月，IMF預測九八全年世界經濟增長3.1%，現在已調低為2%。1994-1997的數字卻是4%。

同時，股市開始大幅下跌。華爾街在一日內下跌6.4%，原因是所羅門．斯密。巴尼銀行宣佈虧損1.5億美元。銀行在金融領域的中心扮演傳送帶角色，但也是生產領域的傳送帶。銀行所持有的資產，是作為貸款的保證。如果股市大跌，銀行就發現身陷困境，須要收緊貸款，使其下跌。日本情況正是這樣，以至不論降低利率還是增加財政開支都拯救不了經濟。當德國銀行因俄國危機而遭遇損失，同樣情況也有可能出現，盡管政府吸收了部份損失。

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日本經濟6年來差不多沒有增長。從前人們大肆吹捧日本模式，現在已告一段落。日本出口增長減慢，部份當然是由於80年代中日元升值。這個政策是在美國堅持東京要採取的，結果是令日本出口較難，但又讓日本消費者較易買外國貨。

日本的物業危機及銀行制度的可能崩潰（它充斥著以物業為抵押的借貸及負資產），促使日本加快衰落。此外還有日本工業的創新能力的長期衰落。日本的大企業日益發覺難以抵抗美國的競爭並恢復日本的技術領先地位。

由於日本經濟龐大，它的衰退使它更難於刺激世界其餘經濟，尤其是飽受打擊的亞洲。美國已進入增長週期的頂點。這個週期不尋常地長，使各種樂觀理論冒起。事實上，美國生產力的表面增長是由於統計上的雙重低估，即美國工人工作時間延長了，以及兼職的增加。美國資本主義仍無法發揮新技術的全部潛力。增長週期已近於結束。問題只在於其來臨的形式，是軟著陸呢還是忽然崩潰。看來第二種可能較大。看不出國內消費增長怎麼能維持下去，以及外貿赤字怎麼能控制。家庭儲蓄的水平下跌至可動用收入的0.6%。換言之，美國人現把全部收入用於消費。

近年消費增長的一個因素是美國中上家庭的利潤增加，因為許多人把儲蓄投資股票。直至最近的震動之前，美國股市價值與1995年比已上升一倍，使有錢人有許多額外錢可花。此情不再了。華爾街每一次滑落都會立即加速經濟滑落。當銀行與投資公司裁員時，一直有份促進生活改善的信用機構就會面臨困難。美國持續錄得超紀錄的外貿赤字。怎樣資助赤字？許多人業已忘記這個問題。誠然，當前的赤字不足GDP的3%。但這等於2，200億美元。一直以來，赤字是靠日本及西歐資本的流入來彌補。歐洲盈利尚好，日本則因為利率太低，有錢人寧願投資於美國。但這情況能維持多久？天曉得。

這些因素表明，美國模式難以持久，也不可能把這模式擴展至歐洲。最大的可能情況是美國經濟會比預期的放緩得更快更嚴重。

經濟學家總是對歐元期望很高，認為歐盟的貨幣一體化會帶來穩定增長的新時期。不幸這個樂觀估計並非是最有可能的結果。歐盟的1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函蓋有關歐元的管理）並無足夠條款去規範如何在金融震盪中作出嚴峻而又緊急的決定。如果歐洲面臨「不對稱震盪」━━即某些事件對此一國家影響較大，但對彼一國家則較小━━那麼歐元制度就會受到難以置信的壓力。這是不足為怪的。歐洲各民族經濟，從其整合到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例如外貿結構、專門化的種類、對美元貶值的敏感度等），各個所處地位都不大相等，國內階級的力量關係也各不相同。所有這些客觀因素，都是共同進退的妨礙。不論從國家角度還是從歐洲資本的不同部份的角度看，對上述妨礙所作的反應總是自發地背道而馳。該注入資金加強其流動還是把握機會重整資本？緊縮政策該加強還是相反，要增加購買力？各國該不該隨美元貶值而貶值？這些不過是部份疑問而已，然而歐洲對此也沒有答案。馬城條約、阿姆斯特丹條約及歐洲貨幣聯盟都沒有機制來解決這些困難，連共商進退所必需的大原則也沒有定下。

歐洲一體化的整個哲學會導致採取促進經濟週期的政策，換言之，不是阻止震盪而是使它更嚴重。聽聽歐洲中央銀行主席怎麼說吧：

「如果各國政府致力維持有關1999年赤字的原定目標，有些國家可能會離開而非接近維持穩定的協議所需的要求，即不符接近平衡預算甚而是盈餘預算的要求。」換言之，（對不符要求的國家）沒有半點通融。

最近七大工業國首腦會議放風說支持那種促進增長的政策。但七國的中央銀行很快就來潑冷水。美國聯儲局格林斯潘宣佈「目前並無任何打算協調降低利率」。德國央行主席則謂七大工業國的聲明並無包括實行總體貨幣擴張政策」，也看不到有必要在歐洲放寬銀根。儘管克林頓說全球金融機構要改革及加強到能夠處理股市震盪，但美國國會的回應就是拒絕增加注資給IMF。

政治及意識形態的轉向

資產階級官員的焦慮是明顯的。九月九日的金融時報評論員馬田．胡爾夫說：「任何有點歷史眼光及想象力的人都該憂心如焚。」IMF主席康德蘇則說：「我要敲嚮警鐘：準備好下一次危機來臨啊！」超級投機家索羅斯最近遭到重大損失。他說：「過去十年曾在這個國家推動顯著繁榮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走向崩解。」

標準普爾相信第二蕭條波正在影響新加坡、台灣、香港及中國，並且開始抵達美國及政治及歐洲海岸。它估計亞洲問題在未來幾個月會繼續惡化的機會達四與一之比，若然則會導致像30年代的蕭條並將大大波及世界經濟。這個景象包括幾個方面：日本許多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東京股市再一次崩潰，日元跌至200兌一美元，人民幣與港幣貶值，亞洲其餘各國貶值，印尼進一步還不起外債，拉美尤其是巴西貶值。結果將是美國在1999年衰退，GDP下跌0.5%，歐洲大為放緩至1.3%增長。

不過，要這各方面因素都同時互相配合出現是不容易的，因此所有主要國家同時災難性地崩潰的可能性不是最大的，儘管它的機率系數比過去數月上升了。最大可能的情況是歐美進入收縮週期，導致世界經濟的不同地區漸次進入非常緩慢的增長期，其中有些地區會衰退，同時南半球與北半球的交往將漸漸減少。實際進程要看帝國主義之間怎樣協調行動。當康德蘇解釋，「協調」一詞被中央銀行視為負面詞兒的時候，（中央銀行行長都寧願維持其決策上的自發性質），我們自難預期發達國政府會有事先計劃的奇蹟出現。

較認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會對問題尋根問抵。九月五日的《經濟學人》的社評不無猶疑地承認中國與印度，因為多年來不像南韓及其他國家那樣深深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聯繫，在危機中表現較好。「無疑從中可學到的教訓是不少的。」社評道。只是它沒說是什麼教訓。不過，缺口已經打開。康德蘇如今也宣佈，「控制資本流動並非是要加以禁止的，只是實行時要極度小心。」

九月十二日沙赫（Jeffrey Sachs）嚴厲攻擊IMF，建議發展中國家應當對短期國際借貸加以監管。……智利實行對短期流動資本課稅。其他辦法也許值得去探討。」這是最近氣候變化的最令人注目的情況。馬來西亞實行了管制資本；香港政府入市打擊投機；俄國停止還債；日本宣佈把長期信用銀行國有化。沙赫還號召由東南亞國家促成類似馬歇爾計劃之類的行動，以及取消最貧窮國家的債務。

重要變化正在進行。不僅新自由主義路線突然喪失其合法性，同時激進辦法也提了出來，並正在引起討論。他們都承認資本完全自由化並非最好選擇。所以他們也會承認管制資本流動至少是可能的。這樣，外匯管制、國有化之類的議題就早晚有人拿出來討論，儘管有關激進的社會改造的議題不會一夜之間再現。肯定地，我們已進入新時期。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