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48期，1998年4月

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東亞危機有過去的跡象。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所有拯救方案都沒有緩和危機，相反，不少人都批評它的緊縮政策及其他苛刻的貸款條件只會使危機惡化。

至於危機的根本原因，雖說眾說紛云，但是基本傾向倒是頗為一致的，那就是把原因主要歸咎於亞洲國家自身的因素，尤其是這些國家的貪污狀況，以及國家對企業（特別是金融業）的直接或間接干預。本地一些報刊更大膽開出藥方：倘若這些國家一如香港般實行自由放任，又如何會發生危機！無法明白的是，這些博學之士為甚麼在此之前，從來沒有警告過東亞各國之貪污以及國家干預經濟早晚造成崩潰，相反只懂得對東亞奇跡大吹特吹？

我們不否認貪污是引起危機的因素，也不否認在當時條件下各國所進行的不恰當干預是因素。但問題在於，上述兩方面因素都不是最近才產生，而是行之多年的。尤其國家干預經濟這一點，對此不少人都承認這是日本和南韓能夠在戰後急速發展的主要原因。為甚麼從前是導致發展的因素，現在卻起了相反作用？

其實，在貨幣及金融危機的背後，早就存在著崩潰的因素，那就是全球性的生產過剩。以汽車業為例，1996年世界生產設備容量為6，800萬輛，實際投產只有5000萬輪，設備閒置率達26%。可是日本、南韓、中國都在擴充車廠，到2000年估計生產能力可達8000萬輛，但屆時估計只有6000萬輛市場容量。去年底的《紐約時報》一篇報導指出：

「全球性的生產基地吸引許多大企業在各地建造了過多的生產線及生產了過多產品，這些產品利用疆界開放的便利到處行銷，激烈的競爭導致它們只能以削價手段搶奪市場，……衍生了惡性競爭的苦果。……亞洲目前的金融危機就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鑑於幾乎所有行業都有全球產能過剩的問題，目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應只是先發惡果之一而已，未來若無有效防範，其骨牌效應將陸續在全球各地製造危機。」（轉引自明報，1997年11月21日）

像東亞那樣嚴重依賴出口的地區，全球性生產過剩的打擊會額外厲害。日本出口佔GDP比例，1986年為10.2%，1996年下跌為9.3%，反映了全球市場疲弱。1994年中國人民幣貶值35%，使東亞各國為出口而進行更劇烈的競爭。1995年東南亞出口尚能增長21%，但1996年大跌為5%。南韓雖然在1996及1997兩年都保持高出口（超過30%），但是那是以大量削價為代價的。1996年其出口價格下跌15%，1997年下跌12%。所以，不管其出口增長高，所帶來的收益只有5%增長，遠遠抵不上入口價格之猛增。正是全球市場容納不下包括新興工業國在內的產品，早就使南韓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便已出現設備利用率低至75%的現象。

其次，日本自1991年以來陷入衰退，也是亞洲危機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以來，日本有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東南亞，促使後者局部工業化。1985至1990年，投資額達到150億美元。這本身又是同日本長年的經濟繁榮分不開的。直至1991年為止，日本每年平均增長率為4%，比歐美都高。強勁的日元也使得向外投資特別有利可圖。然而，自1991年起，日本平均增長率僅為1%。雖然1996年由於日本政府大灑金錢救市而有3%增長，到了1997年又再下跌為1.9%。（專家更估計今年日本可能是零增長）日本經濟奇跡之完結使流入東南亞的資本大幅減少。以泰國為例，1990至1993年之間，日本在泰的投資便已下跌超過50%。在大馬的投資也是下跌。

而日本陷入衰退，顯然不能簡單歸咎於日本甚麼「特殊性」，正如當歐美俱衰退而獨有日本繁榮時，不能把原因歸結為甚麼日本「特殊性」一樣。日本之繼歐美陷入長期停滯，恰恰說明，不論日本有甚麼特殊性，它也不能免於一般的資本主義規律，即繁榮與衰退的經濟週期。這本來是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的生產方式所必然造成的後果。

在危機還未爆發時，東南亞不僅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而且吸引了大量熱錢。事實上，所謂四小虎，便是部份多得這類熱錢才享有高速經濟增長的。而各國政府亦拚命以高息及金融自由化來吸引這些資本。可是，當兩年前生產過剩的危機開始出現時，便也開始出現大量熱錢流出東亞。九十年代泰國的GDP增長中，據說有三成至五成是靠物業投機來支撐的。但1995年，泰國空置物業已達200億美元。所以，毫不奇怪，在1996年便已有240億美元流出泰國，使泰國的股市與匯市備受壓力。1997年第一季，流入菲律賓的外資同去季比較也大幅下跌了。

一連串的危機終於引發另一個危機。生產過剩引起的連鎖反應，使四小虎及南韓出現嚴重的國際收支上的問題。再加上金融體制上各種問題，終於引發當地貨幣幣值不穩，吸引了國際金融資本狙擊當地貨幣。參與狙擊遊戲的，遠不止索羅斯，實際包括了世界上各大銀行，例如萬國寶通、JP摩根、所羅門兄弟、ING霸凌、摩根斯丹尼等等。這個「最後一擊」使四小虎及南韓貨幣一跌不起，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由於日本有44%出口是到亞洲其他各國，日本銀行又是四小虎的主要投資者，四小虎及南韓之崩潰當然反過來使日本的衰退惡化。

上述的敘述當然過於簡化。實際上，把四小虎、南韓和日本混為一談並不很適宜，因為三者之間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大不相同。四小虎不論怎樣發展也脫不開其為依附性資本主義的特點。反之，日本則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國，有巨額外匯儲備及海外資產。南韓則介乎二者之間。因此，不論在危機原因還是後果方面三者之間都有相當不同的特殊因素，需要探討。例如這些國家的過度投機、大企業的借貸率過高（南韓尤然）、官商勾結鼓勵了企業過度擴張等等。（1993年﹐新上台的金泳三政權迫使各財閥增加投資，盡管財閥不情願，因為當時部份工業不是飽和就是喪失競爭力。）本文的目的只限於指出：盡管各有其特殊性，總不能因此否定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三者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環，都受一般資本主義規律所支配。把危機根由簡單歸咎東亞內在因素，特別是甚麼東亞政治文化之類，畢竟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管見。只懂得罵東亞政客財閥貪污勾結，而對西方金融資本之落井下石、狙擊人家貨幣的行為不置一詞，就更是可鄙的偏坦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