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觀泉

《先驅》第50期，1998年11月

接到鄭超麟先生突然摔倒送入醫院搶救是在7月21日夜9點半左右，吳孟明（他是陳獨秀的大姐的孫子），在長途電話中說鄭老被送到急救室已不省人事，叫他，他不應：臉貼臉，無知覺。嗣後，我們每天一個長途，忽而說醒了，忽而又陷入混沌，就這樣在煉獄與地獄之間掙扎了11天，於8月1日凌晨4：29分逝世。這位在中國大陸上碩果僅剩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洛茨基派）理論權威結束了他披荊斬棘上下求索的一生。雖說九十八歲老人的生命線已經細若游絲，何況在去年深秋一次檢查身體時就發現他已患肝癌，但是據醫生測定，將近百歲的老人已無所謂絕症，只要不發生意外，望九而至十也即是說活到九十九或一百歲━━老人生於1901年━━而圓二十世紀之夢是有可能的，事實也正是如此，今年四月十日是鄭老九十八而慶百歲預壽，在按照福建傳統24道（8熱8炒8湯煲）菜的生日家庭宴會上，他還底氣十足地說，我要活到翻開1999年元旦的日歷。驚人的記憶力在小飲微薰言談之中，侃到留法勤工儉學，參加少共旅法支部，矢志共產主義革命。前幾年他視力佳時，能在僅剩下的一張有41個少共黨員集體照片上面對著綠豆般大小的人頭，在放大鏡下竟然能辯認叫出名姓者達34位。而今這張拍於七十二年前的照片，鄭超麟逝世，也許只剩下而今在台島上任卓宣孤單一人，能說起些什麼以慰英靈呢？

孟明兄在長途電話中說，這次正是「意外」一跤摔出個腦溢血，來得特別突然，送入醫院前半個月，他還聽畢別人向他念的我的短文《初見天日與復見天日》並在盛談之下要多年一直侍候鄭老生活的他的侄孫女曉芳複印20份送友人。還同孟明、曉芳以及時年已逾古稀的「小托派」周履鏘兄談，老王真有辦法查資料，竟然為他六十一年前翻譯的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和《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二書，在1952被捕入獄時被指控為「阻止了許多青年投奔延安」的罪證，找到了「例證」，這真使我很是有些感慨不已，但是成千上萬的青年二十年代讀了他翻譯的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而踏上革命之路，審訊時就不提了。這也活該鄭超麟倒霉，因為布哈林是斯大林欽定的蘇聯托洛茨基分子。其實，即使布哈林不是托派也無妨中共定罪：「打著紅旗反紅旗」吆。這麼說，不是我「刻毒」，這是彼此記憶猶新的歷史！這是7月5日的事，鄭老還在談笑風生，還在幽默的語言中批判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異化為專無產階級之政的暴君統治。怎麼能令人想到這是他雙目幾近失明後叫人讀的最後的文章。

我是1990年夏天，經友人介紹認識鄭超麟，那時我正接受上海和台灣兩地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拙著《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的稿約，而鄭老則要我送他一冊拙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剛出的再版本。記得我首次叩開鄭老那扇窄得連轉身困難的集食宿寫作會客於一堂的小屋，實在令我忍俊不禁，誠如他在他作的《百年預壽》中所言「多年冤案難昭雪，仗義呼冤遍九州。陋巷棲身將念載，舊書新報積如丘。」也許他把我當成是為中國托派「仗義呼冤」者中之一，所以對我很是親熱。我對他的第一印象，除了肥胖之外，滿臉笑容的神情特別像法國哲人伏爾泰（Voltaire），但是當話題進入政治交流時，鄭老往往陷入沉思，用已經僵直的手勢和明確無誤的語言表明觀點。他同我說，我的瞿秋白傳是樓子春（在香港，被稱為托派四大理論金剛之一，已故）讀畢後介紹給他的。他用放大鏡看了重點章節之後指出：瞿傳史料充足，也能駕御史料，寫得好，但還是舊觀點，很少獨立見解，因而說我接受的是中共的傳統觀念。他還說，這些意見，為慎重起見，是經與樓子春討論後提出的……。我聽了，很是高興，忽然抬頭看到壁上懸掛著陳獨秀1935年在國民黨監獄中為前去探望他的畫家劉海粟寫的楹聯的複制品：「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往絕處想，不以成敗論英雄，鄭超麟在中共監獄中以最頑固不化的托洛茨基分子一直關了二十七年才出牢。一出牢門，他就潛心撰寫長達八萬字的《陳獨秀與托派》，竟然以如下之言結束全文：

我們紀念中國現代史上和世界現代史上這位傑出的政治人物陳獨秀。在這個紀念中，我們托派比別人更有一層親切的感情。我們記得這位傑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個時期是中國托派組織的總書記，我們以此作為我們的一種光榮。

我終於下定決心花了將近四年的時間寫成《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寫成後寄到出版社，台灣版如期出版，而上海版則被禁止━━而且是沒有一丁點兒意見的「無字天書」判決被禁。將原稿從印刷廠抽回退還給我。如此下場，並不是我受了鄭超麟、樓子春及另一大金剛現在英國躺在床上呻吟的王文元的影響，蠱惑我的觀點轉向中國托派，並跟蹤其歷史軌跡和理論原則，被他們牽著鼻子走。不，《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是我獨立思考的結果，是心甘情願地為陳獨秀為中國托派正本清源的。如果說，我受托派的影響：我可以深感榮幸地承認是陳獨秀那幅氣壯山河又光明磊落的楹聯和鄭超麟在舊、新兩種社會制度下三十四年監獄生活終不悔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猶如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頌普羅米修斯是「人類哲學日曆上高尚的聖者兼殉道者」。陳獨秀是，鄭超麟是，尹寬是，被日本法西斯亂刀捅死的陳其昌是……一切英勇鬥爭至終的中國托派，他們都應當被尊敬，被銘刻在歷史豐碑上的。

我的書上海被禁了，鄭超麟來信安慰道：總有一天會出版的，不出版，「我死不瞑目」。當台灣業強出版公司於1996年4月面世後，他一再來信說寫得好。說他本人只請別人念了一部分，還不能給我一個最後的答覆。去年10月，我去他家那天老人特別興奮，一再要求掌酒壺的履鏘兄「寬大為懷」讓他再來一杯黃湯。小飲畢，我該走了，他起身，握著我的手說，我的書他已經聽到所有看過的友人的交口讚賞，說他一定要用放大鏡看一遍，不看完我死了也不閉眼睛……，如今這一切全都成為泡影。然而就在這泡影之中，我終於悟出了，為何中國大陸近年來掀起一個不大不小的陳獨秀研究熱，出版了至少十種傳記之類的書，唯獨禁止了我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這就是鄭老「死不瞑目」的根本：我狂想寫出歷史真相，但卻不成！

在我給鄭超麟先生最初的信中，有一次，我寫道：「你是中國的布朗基」。他回信，寫了以下一段話：

你在信中把我比作布朗基，不敢當，我尊敬這位有名的老革命家，但不敢苟同他的密謀革命。很奇怪的前幾年也有國際上的朋友作此比喻地說：布朗基一生先後坐了三十三年監獄，而你坐了三十四年，但你的入獄次數沒有他多（布朗基一生被捕八次先後出入法國各地二十多所監獄━━引者）。一個革命家應當把入獄、送命看作家常便飯。陳獨秀說，出研究室入監獄，出監獄入研究室，我現在過的正是研究室的生活。

真是一條硬漢子！「我現在過的正是研究室生活」，原來被中共關了二十七年之久放出監獄並給了公民權，在精神上他仍是把監獄作為可能是下一步的生活場所！

回顧一下鄭超麟的個人生活，1937年9月，因抗戰而被國民政府監獄作為政治犯釋放出獄，次年，他與妻子劉靜貞生了一個兒子，然而不幸於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3月間，這個僅只7歲的孩子，夭折於饑饉貧病；1979年6月30日，鄭超麟放出牢門，他夫人為他在上海某貧民區安頓好了「研究室」與他相伴同受苦共患難（托派案中判刑10年，1957年因病提前釋放）的妻子，終於勞累過度默默的離開了人世……每當我在他面前流露出對這位九旬孤老的同情之心之情時，鄭老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我方覺悟到，這才叫作全身心投入革命。我記得，鄭超麟喜歡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的一名話：

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

現在，他走了，他可以與53年前去世的兒子和19年前故世的妻子團圓了，什麼研究室，什麼監獄，對他已不復存在，但是從政治上「只要理解」，理解一生獻給中華民族進步事業的九十八歲高齡離我們而去的鄭超麟，仍然是需要奮鬥的，現在應當是我們感到肩膀沉重的時刻已經來臨了！

1998年8月1日晨8:30

（轉載自《陳獨秀研究動態》199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