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期

「市民社會」概念的使用和濫用

(加拿大)艾倫.伍德

《先驅》第48期,19984

盡管退卻中的左派目前的理論傾向多種多樣,但他們卻共享一個特別有用的概念即「市民社會」。在歷經變遷之後,這一通用的概念已經成為左派中最流行的一個術語。它既包括了範圍廣泛的解放理想,又成為政治退卻的一種辯護詞。無論它在捍衛人類自由反對國家壓迫抑或在為被「舊」的馬克思主義左派所忽略的社會實踐、機構和關係劃出一個活動場所方面多麼富有建設性作用,但「市民社會」現在正面臨著變為資本主義的辯護詞的危險。

1.市民社會思想:

一個簡短的歷史回顧

「市民社會」這個很特殊的現代概念━━這一概念在18世紀首次系統地使用━━是與早期的「社會」觀念大不相同的東西:市民社會代表著人類關係和活動的一個獨特的領域,它不同於國家和家庭,而是一種特定的經濟關係網絡,是市場機制活躍於其中的領域,也是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場所。這種市民社會概念出現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是現代國家思想的出現,市民社會完成概念上的分化需要有一種自主的經濟的出現,這種自主的經濟乃是從構成專制主義國家之特徵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體中分離出來的。

當黑格爾建構他的概念上的二分法時,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為他提供了市民社會的模型。「市民社會」在黑格爾那裡並不專指經濟組織,但現代經濟卻是它的基本條件。對黑格爾來說,同時保持個人自由和國家「普遍性」的可能性有賴於一個新的階級和新的社會存在領域的出現;這就是一個獨特的和自主的「經濟」。正是在這個新的領域中,公和私,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介於國家和家庭之間的領域中通過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得以相遇。

馬克思通過否認國家的普遍性並堅持認為國家表達了市民社會及其階級關係的特殊性而改變了黑格爾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間所作的區分。這一發現推動他將畢生精力用於考察市民社會的解剖模型。對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來說,國家和市民社會在概念上的分化只是一個前提條件,分析的結果則是使黑格爾的區分失去了合理性。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元論或多或少地從政治論述中消失了。

這就需要葛蘭西對市民社會概念加以改造來使它重新成為社會主義理論一個中心的組織原則。這一新的闡述的目的在於說明西方立憲國家中政治權力的複雜性,以及由於階級權力分佈於整個社會及其文化實踐之中而給解放鬥爭帶來的困難。葛蘭西因此用市民社會的概念標出了鬥爭的新領域新形式,它使反對資本主義的戰鬥不限於針對它的經濟基礎,而且也指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基礎。

2.市民社會:一個新偶像

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概念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武器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適應。盡管求助於他的權威已經成為「新修正主義」的一種老生常談,但這一概念目前的用法已不再具有這種明確的反資本主義的意圖。它現在獲得了一系列新的含義和影響,有些對左派的解放綱領具有正面影響,其他一些則很少有此作用。可以總結出兩種互相矛盾的趨向:市民社會的新概念表明左派已經從自由主義那裡學到不少關於國家壓迫的危險的教訓,但我們似乎忘記了曾經從社會主義傳統中習得的關於市民社會的壓迫的教訓。一方面,對市民社會的倡導正在加強我們對非國家機構和關係的捍衛以對抗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他們正傾向於削弱我們對資本主義強制力的抵抗。

「市民社會」概念正被用來服務於如此之多的目的以致難於單獨劃分出一個同它相聯繫的思想流派來;但也出現了一些明顯相同的命題。「市民社會」一般傾向於被等同於國家之外一種自由(至少是潛在自由)的領域,等同於自主性、志願性協會、多樣性甚至是衝突的活動空間,它們得到西方演變至今的「形式民主」的保證。這一概念也意味著將資本主義體制(或「經濟」)化約為複雜多樣的和異質的現代社會眾多領域中的一個領域。「市民社會」概念可以兩種主要方式中的任何一種達到上述效果。它可以被用來標明多樣性以反對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制;或者更常見的是,它可以將「經濟」包容在一個由多樣化的非國家的機構和關係組成的更大的領域之內。在以上任何一種情形中,重點是強調社會關係和實踐的多元性,資本主義經濟在其中只是眾多的社會關係和實踐中的一種。

目前流行的主要的用法━━這也是本文討論的焦點━━是以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別為出發點的。「市民社會」通過這種區分而加以界定。在這一定義中,「市民社會」涵蓋了範圍廣泛的一系列機構和關係,從家庭、工會、志願性協會、醫院、教會到市場,資本主義企業甚至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重要的對立物簡單就是國家與非國家,或曰政治與社會。

這種二分法明顯地同強制和自由或自願的行動之間的對立相對應,前者體現在國家的行動中,後者則屬於市民社會的特性。市民社會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被國家所淹沒或遮蔽,不同的政治體制可能根據非國家領域自主的程度而變化。倡導把國家和市民社會區分的人們一般認為這樣做有兩大好處。首先,它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國家壓迫的危險和認識到為國家活動建立適當的界線的必要性,其方式是在社會中組織和加強與國家相對抗的力量。換言之,它恢復了對政治權力的界線和合法性的自由主義的關切,特別是對通過社會的自由結社和自主性組織控制這種權力的關懷,而這些正是左派的理論和實踐常常忽略的。其次,市民社會的概念承認並頌揚差異和多樣性。這種新的多元主義促使我們去關注一系列機構和關係,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由於全神貫注於經濟和階級問題而忽略了這些機構和關係。

恢復這種概念上的二分法的刺激因素來自幾個不同的方面。最強烈的刺激現在無疑來自東歐,在那裡「市民社會」已經成為反對派力量反抗國家壓迫的思想武庫中最重要的武器。在這裡問題相當清楚;國家━━包括政治和經濟統治機關在內━━可以被明確地同國家之外的自由(或潛在的自由)活動的空間劃分開。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對立,可以說完全符合團結工會和黨國之間的對立。

無需多說,共產主義國家的危機也給西方左派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同其他影響匯聚在一起。這些影響包括:社會民主黨及其對作為社會改良代理人的國家的無保留的信仰的局限性,以及由各種社會運動發起的解放鬥爭的興起。這些社會運動不以階級為基礎,它們對常被傳統社會主義左派所忽略的人類經驗的一些方面反應靈敏。對來自國家的危險和人類經驗的複雜性的日益敏感已經同一系列行動主義聯繫在一起,其內容包括從女權主義、生態與和平問題到立憲改革等各方面。這些活動中的每一項都常常利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

沒有哪個社會主義者懷疑這些新的敏感問題的價值,但是對於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這些問題的這一特殊方法人們深感憂慮。我們要為「市民社會」這一無所不包的概念付出沉重的代價。它所混淆和掩蓋的東西和它所揭示的東西一樣多。在東歐,它可以被用來把握一切東西,從捍衛政治權利和文化自由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化甚至資本主義的重建均包括在內。「市民社會」可以用作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或掩蔽物,市場可以用其他較少含糊的東西如政治和思想自由混在一起作為一種明確的令人嚮往的目標來追求。

但是如果這一概念性戰略的危險和將市場置於「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之內的危險在東方斯大林主義壓迫這一龐然大物面前並不明顯的話,那麼在西方面臨的問題則完全不同,在那裡資本主義實實在在存在著,同時國家壓迫不是一種壓倒其他社會弊病的直接和重大的惡魔。因為在這種情形中「市民社會」被用來涵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存在的一系列社會現實,這一用法的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更成問題。

在這裡,危險在於下述事實,即資本主義的總體化邏輯和強制性權力變得看不見了。資本主義的整個社會體制被簡化為眾多的機構和關係中的一種,並同家庭和志願性協會在概念上同等對待。批評馬克思主義「簡化論」或「經濟主義」是「市民社會」論點的一種典型策略。據說馬克思主義將「市民社會」簡化為「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經濟;市民社會中其他機構的重要性被貶低了。這種論點是一種循環論證和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辯論。要否定資本主義總體化的邏輯,僅僅說明社會身份和社會關係的多樣性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從歷史上和實證經驗上駁倒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對其他機構和關係的決定性影響的觀點。但他們只是進行抽象的哲學爭論,或更常見的是從道德上說明貶低人類體驗的「其他」領域的危險。

資本主義被簡化為與「其他」單個的或特定的機構等量齊觀的形式並消失在概念的夜幕中。將資本主義消融進缺少結構分化的社會制度和關係的多樣性之中的策略不僅削弱了「市民社會」分析的和規範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它分析權力的界限和合法性的能力以及它在指導「新社會運動」方面的功用。目前的理論使我們無法認清特殊意義的「市民社會」乃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一種社會形式,它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所有「其他的」制度均置身其內,所有社會力量都必須在它裡面找尋自己的道路,它是一個特定的,前所未有的社會權力領域。它提出了全新的有關合法性和控制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傳統的國家理論和當代自由主義均未曾探討過的。

3.資本主義、「形式民主」

和西方社會的特殊性

「市民社會」倡導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項主要指控是後者將西方的「形式民主」━━保證「市民社會」自由空間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市民社會」被等同於「資產階級」社會,從而危及民主自由。他們聲稱,危險在於我們試圖把孩子同髒水一起潑掉,在拒絕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將自由民主拒之門外。他們認為,我們應當承認形式民主的益處並通過將個性自由和平等的原則與資本主義相分離來將這些原則發揚光大,依此達到否認資本主義是推廣這些原則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目的。

我們完全可以在承認「形式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歷史的和結構的聯繫的同時認識到公民自由的價值。對這些聯繫的理解既不會迫使我們貶低公民自由的價值,也不會迫使我們接受資本主義是維護個人自主性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想法。真正危險在於看不到這種聯繫或誤解其特徵,從而妨礙我們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了解。

形式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結構的聯繫可以根據國家同市民社會的分離來闡述。然而,它取決於我們如何闡述這種分離和實現這種分離的歷史過程。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將這種分離視為一個純粹進步的過程,馬克思則看到了這一歷史過程的另一面即剝削關係的發展和生產者同生產條件的分離等。新左派重復了舊自由派的觀點而沒有論及這一過程黑暗的一面。

匈牙利學者傑諾.斯蘇茲最近出版的著作提供了這種歷史闡釋的一個範例。他認為西方民主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國家同社會在結構上的分離,這一分離過程根源在於西歐的封建主義。在封建的分裂化過程中,舊的政治從屬關係讓位於領主和陪臣之間的契約關係,領地上通行的是習慣法而非集權化的法律,中世紀西歐由此生了「社會」這一自主性的實體。

這一歷史觀無疑包含有某些真理,但它的視角卻充滿偏見。這裡充斥著自由主義歷史觀的老生常談:文明的進步乃是個人「自由」和「尊嚴」的提高;首先要關注的是個人或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乃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傾向於將文明的進步和民主本身與有產階級地位提高的重大事件聯繫在一起。

對同樣一系列歷史事件和過程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西方和東方國家形成方式的差異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羅馬的私有財產制度在東西方的分野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古羅馬文明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作為一種佔有方式的私有財產權和大地產所有制的強調(在中華帝國晚期盡管存在著高度發達的私有財產制度,但大宗財富和權力仍保留在國家手中)。正是在古羅馬私有財產制度遍及帝國各個角落,它依靠「地方自治」制度而非龐大的官僚機構進行統治,這種地方自治體制有效地組成了一個地方寡頭聯盟。其結果是強大的帝制國家和享有自主權的有產階級的獨特的結合,強有力的國家同時鼓勵而非阻撓私有財產的自主發展。簡言之,正是在羅馬私有財產作為社會權力的自主的中心與國家相分離同時又得到國家的支持。權力的私有化已經在羅馬的產權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中內在地存在著。當中央政權瓦解之時,私有財產自主的權力仍然存留下來。舊的政治從屬關係讓位於封建領主制,後者在其領地上集政治與經濟權力於一身。由此看來,西方的發展可概述為權力關係和支配權從國家轉向社會,國家壓迫讓位於社會壓迫。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這種新的勞動分工也為私人佔有同公共責任的逐步分離奠定了基礎,這種分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以完成。資本主義還創造了一種新的強制形式即市場,市場不只是機會、自由和選擇的領域,而且也是一種強迫、必然性和社會紀律。它能使所有人類活動和關係服從它的要求。

4.「市民社會」和民主的貶值

在古希臘,民主意味著平民的統治。在那裡剩餘提取權或經濟剝削權同司法和政治權密不可分,公民身份同剝削者身份重合在一起。資本主義制度第一次使純粹「形式」上的政治領域及形式上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成為可能。隨著民眾闖入政治領域,民主概念開始失去其社會意蘊而轉向程序上的或形式上的標準。這樣就使得統治階級在宣佈遵守民主的原則時不用擔心危及其統治。自由主義的純粹「形式」的原則現在被等同於民主本身。

「市民社會」論者堅稱我們不應允許人類解放的概念受制於把「形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相等同的作法。然而具有諷剌意味的是這種觀點由於模糊了二者的聯繫而起到讓資本主義限制我們對民主的理解的作用。如果我們將人類解放僅僅看做是自由民主的擴大,那麼我們最終會同意資本主義畢竟是它的最可靠的保證。

國家和市民社會在西方的分離自然導致新的自由和平等形式的出現,但它也帶來了新的統治和強制模式。現代世界的市民社會構成一種新的社會權力形式,在這裡許多曾經屬於國家的強制職能被重新安置於「私人」領域。它代表著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那裡佔有、剝削和統治同公共權威和社會責任相脫離。

「市民社會」賦予私有財產及其所有者對民眾及其日常生活以指揮權,這種權力無須對任何人負責,對此許多古老的獨裁國家都會羡慕不已。那些超出資本主義企業的直接控制結構或外在於資本的政治權力的活動和體驗,則會受到專制的市場、競爭和獲利的必然性等力量的支配。市場是一種強制性力量,能夠使所有人類的價值、活動和關係屈從於它的命令,任何古代專制帝王都不能希望像市場一樣無所不至而且精細周密地侵入臣民的私人生活(他們的選擇、愛好和關係),不但在工作場所,而且達到生活的一切角落。換言之,強迫已經成為市民社會的一個構成原則。

這一歷史的現實傾向於破壞目前的各種理論所要求的簡單的區分,這些理論要求我們把市民社會作為自由和志願性活動的領域來對待,盡管它還不是盡善盡美的,因為在其內部還存在著各種壓迫形式。但這些壓迫被作為市民社會的功能失調來對待。從原則上講,強制屬於國家而市民社會則是自由的根基之所在。按照這類觀點,人類解放係由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它的擴展和充實、它從國家控制中獲得解放及受到形式民主的保護等內容組成。構成市民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剝削和支配關係已從這種觀點中悄然逝去。

5.新多元主義與「身份」的政治

在復興市民社會的努力中對自由主義的重新發現因而具有二重性。它旨在使社會主義者對公民自由和國家壓迫的危險更為敏感的一面值得贊揚。但對市民社會的崇拜也傾向於再生產自由主義的神話,掩蓋市民社會的強制和模糊國家壓迫植根於市民社會中的剝削和強制關係這方面的內容。那麼它對多元主義的供奉又怎樣?市民社會概念在分析社會關係和「身份」的多樣性方面命運如何?

對市民社會及作為其代表的差異和多樣性領域的崇拜是各種新「新左派」共同關注的事情。如果有甚麼東西把各種「新修正主義」━━從最抽象的「後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到「新社會運動」的行動主義━━統一起來的話,那就是對多樣性、「差異」、多元化的強調。新多元主義在三個方面超越了傳統自由派的觀點:(1)它的多樣性概念考察到「主體性」或「身份」的心理深處,並考察到「生活方式」的整體;(2)它不再堅持認為一些普遍的、缺少分化的權利原則可以適應於各種群體和生活方式;(3)它認為當代世界的特徵不是總體化的、同質的資本主義而是獨特的、異質的「後現代」社會,因而要求使用新的、更加複雜的多元論原則。易言之,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後現代」的世界裡,在這個世界中多樣性和差別已經融化了一切舊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舊的一致性特別是階級的一致已被打破,建立在其他身份和反對其他形式壓迫基礎上的社會運動急劇增加。與此同時,這些發展也極大地擴展了個人在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選擇範圍。左派需要歌頌差異,承認壓迫和統治形式的多元化和解放鬥爭形式的多樣性,了解民眾不同的需要和體驗。

以上是對一個巨大的左派理論思潮公正的概述。這理論走向是推動我們放棄社會主義的思想或至少將它置於涵蓋範圍更廣的「民主」的範疇之下。「民主」這一概念不像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那樣優先考慮階級而是對所有壓迫一視同仁。

作為一種一般原則,上述觀點有值得肯定之處。沒有哪個社會主義者懷疑差異的重要性或需要被廢除的壓迫形式的多樣性。同時民主是而且也應當是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意。但是一種解放理論不只是各種一般原則和良好意圖的匯總,它還應包括對現實世界的批判性考察和有關需要克服的障礙和鬥爭的條件等方面內容的圖畫。一種解放理論應帶領我們超越支持現存的統治和壓迫的有局限的和神化了的意識形態範疇。市民社會的崇拜和新多元主義對後兩個方面無所助益。

很難設想階級差別可以同其他差別相提並論,也很難設想沒有剝削和統治的階級差別的存在。我可以設想一個存在性別和種族差別的民主社會,但擁有階級差別的民主在我看來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這表明「認同」概念掩蓋了階級關係和其他社會關係存在的重大差別。以平等概念而論,階級不平等的廢止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終結,但廢除性別和種族差別並不必然以廢除資本主義為先決條件。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可以使所有社會關係屈從於它的要求並出於階級剝削的利益而強化和利用種種不平等和壓迫形式,盡管後者並非它創造出來的。形式上的平等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差別問題,盡管它在解決其他類型差別上有其作用。「複雜性」或「多元論」的概念因無法應付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總體性問題而陷入困境,這種總體性由階級剝削構成但又影響著一切社會關係。如果我們承認應賦予階級剝削以不同的歷史地位,承認階級鬥爭不僅會推動階級解放也會推動其他解放鬥爭,則會同新多元主義的基本原則相抵觸。新多元主義使我們去適應和接受資本主義而不是同它作鬥爭。

新舊多元主義都起著否認資本主義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或否認它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存在的作用。他們在堅持資本主義社會非同質性的時候失去了對它日益增強的實現全球趨同化的權力的洞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多元主義以承認壓迫形式多樣性要求對自由和平等具有多重觀念開始,卻以使這些差別趨同化而告終。多元性代替了差別。這裡甚至出現了更奇怪的事。新社會運動一個重要特徵是與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相對抗。然而在作為新社會運動代言人的這些理論中我們卻發現一個概念框架,這一框架如同舊多元主義一樣具有使構成資本主義內核的權力關係隱而不現的效果。

最後具有諷剌意味的是:對資本主義系統化和總體化邏輯最新的否定,在某些方面乃是對它力圖否定的事物的一種反映。目前對「後現代」的多樣性和分裂化的關注無疑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的一種反映,但是通過扭曲的意識形態透視鏡的觀察。它代表著終極的「商品拜物教」、代表著「消費者社會」的勝利,在這裡生活方式的多樣性掩蓋了深層的系統的統一性和在創造多樣性同時強加一種更深層的和更加全球化的同質性的刺激因素。

這些理論發展的真正問題在於它們不能批判地分析資本主義,因為它將整個問題都掃到地毯下面去了。社會主義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沒有資本主義,我們也毋需社會主義。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分散的和不確定的民主概念,這一概念不針對任何特定的社會體制。所剩下來的不過是一種互不聯繫的多元壓迫形式和互不聯繫的多重解放鬥爭形式。這裡出現另一幅諷刺畫:它所宣稱的是比傳統社會主義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綱領,但實際結果並非如此。取代社會主義的普遍綱領和反對階級剝削的鬥爭的一體化政治的不過是一種基本上互不聯繫的多元化的和特殊的鬥爭。

資本主義由階級剝削構成,但資本主義又不僅僅是一種階級壓迫的制度。它還是一種冷酷無情的總體化過程,這一過程影響著我們生活中每一個可以想見的方面,同時也影響著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而不僅僅是相對富裕的資本主義北方。別的姑且不論、甚至資本的十足的權力都可放到一邊,只要指出資本主義通過使生活的各個方面商品化而使所有的社會生活服從於市場的抽象要求這一點就夠了。這是對我們有關自主性、自由選擇和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理想的無情嘲弄。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提出一種概念框架使資本主義體制隱而不見,或將它簡化為眾多彼此割裂的現實中的一個方面,無論在道義上還是政治上都是無法接受的,尤其是當這種體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滲透力,更為全球化時就更是如此。

讓我們盡力保有多樣性、差別和多元化;但不是這種未曾分化的和缺少內部構造的多元主義。我們所需要的多元主義承認多樣性和差別原則,這種多元主義同時也承認歷史的真實。這種歷史的真實不否認資本主義是一個系統的整體,同時可以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基本關係與伴隨資本主義其他關係而來的其他類型不平等和壓迫之間的差別,能夠闡明它們在資本主義系統的邏輯中的不同地位,因而也能闡明它們在反對資本主義鬥爭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社會主義綱領應通過吸收新社會運動的資源和見解而得以充實,而不應求助它們來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的分裂狀態進行辯解從而使自己貧瘠化。我們不應將對人類經驗和社會鬥爭的多元性的尊重同完全消除歷史因果律的作法混為一談,對於後者來說除了多樣性、差異和偶然性外甚麼都不存在,沒有統一的結構,沒有運行法則,沒有資本主義因而也沒有對它的否定,更沒有人類解放的普遍綱領的存在。

(編譯自(英)《社會主義年鑒1990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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