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　編譯

《先驅》第49期，1998年8月

自去年十月以來，港幣已經幾次被炒家狙擊。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更曾因為把利息提高到300厘而被人嘲笑為「任一招」。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討論是否存在其他既能擊退炒家又無副作用的招數，聯繫匯率是否有改善餘地等等。我們這裡只想討論一下那些狂擊港元的炒家。其實，所謂炒家，就是那些巨型的跨國公司、銀行、各種各樣基金，當中自然也包括本地銀行。事實上去年底的拋售港幣風潮，本地大銀行也有參與。一味指責任志剛而對這些國際金融大鱷不置一詞，對於目前那種容許他們任意狙擊一國貨幣並破壞其經濟的所謂外匯自由市場的制度正維護有加，實在不見得是公正之論。

熱錢席捲全球

戰後以來，資本的國際性積聚與集中加速發展。八十年代以來，為數700間跨國公司已控制了三分二的世界貿易。1958年，十大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擁有的外匯儲備比私人資本家多五倍。1986年，私人資本家的流動或半流動資金，比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不計黃金）多十倍。資本家手上的錢多得真正富可敵國，可是，由於利潤率趨於下降（馬克思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以及長期經濟不振，大量資金沒有投入生產。它們為了追求更高利潤而紛紛轉向投機活動，而外匯及股市的投機便成為首選之一。1987年，世界外匯市場上每天的交易額是六千億美元，1998年2月數字高達一萬四千億美元（相等於所有中央銀行的儲備的兩倍），而其中只有15%同貿易有關，其餘皆是投機。

金融投機發展到這個地步，是同各國政府的政策分不開的。在1973年以前，國際間一直奉行固定匯率。這個被稱為布列頓森林的體制，使各國貨幣都同美元掛鉤，而美國則保證美元可隨時按官價兌換黃金。但是1973年開始的戰後第一次普遍衰退及美元危機使美國放棄了布列頓森林體制。自此，各國逐步實行浮動匯率。以列根政府及戴卓爾政府為代表的新政策就是信奉資本的自由流動。從前各國普遍實行外匯管刖，但七十年代末開始對外匯以至對整個資本的管制都紛紛取消。從前，德國法蘭克福、英國倫敦、美國紐約等的金融市場基本上各自分開，各受其本國法例管制。如今則世界各大城市都已由電腦融成一體，金融資本的洪流席捲全球。通過電子技術，外匯交易家在幾分鐘內用美元換日元，再換成瑞士法朗，然後又兌換為美元，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可能有所損失，但一些大鱷更多時候是贏大錢。

各國政府解除外匯及各種資本管制，有點像那位製造了科學怪人的醫生。解除了束縛的金融資本迅速壯大，並且反過來威脅到它的主人。金融大鱷包括哪些企業？銀行自然仍是金融資本的重要支柱。像萬國寶通、JP摩根、所羅門兄弟、摩根斯丹尼等等，早已發展為超級跨國銀行。但是近廿年以來，連過去很少參與金融投機的工業為主的跨國公司，也紛紛參與了。由於更多依靠股票市場集資，他們不僅較少像過去那樣依賴銀行信用，而且有能力自己融資並在金融市場興風作浪。例如西門子，它從金融交易中賺得的利潤比它的工業產品要多。

另一種金融市場玩家就是各種各樣的基金。戰後的福利國家促成了龐大的退休、醫療等保險制度。同時，吸納了人民的儲蓄的各種投資基金亦應運而生。現在，全世界的退休基金共控制了十萬億美元資本，而投資基金則達七萬億。銀行、基金以及其他類型的跨國公司在金融市場中互相競爭又互相勾結。有些較保守，有些則高度投機，其中以投機基金（Hedge Funds）為甚。由於目前監管甚少，所以沒有人確切知道他們的投資額。有人估計，以1994年為例，美國為數900間投機基金的總資本為七百五十億至一千億之間。由於它們向銀行大膽舉債，所以它們所控制的資本可能是其資本額的五到廿倍，即是三千七百億至二萬億之間。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就是其中佼佼者。正是這一類基金，在銀行配合下，在1992年狙擊了歐洲的貨幣系統，促成了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以及最近的亞洲危機。它們的每年平均回報亦驚人。在1987至1993之間，美國的互助基金及股市平均回報為13%，而投機基金卻是20%。

1992年的歐盟貨幣被狙擊

八十年代歐洲多國為了促進歐洲聯盟，而組成了歐洲貨幣系統（EMS），以德國馬克為基礎，把歐盟各國貨幣掛鉤。1992年，由於德國統一後出現龐大財政負擔，不願意像過去那樣大量向市場拋出馬克，因為恐防如此會引起通脹。索羅斯的量子基金認為狙擊英鎊的時機已至。他大量借英鎊買馬克。其他基金亦有人效法，使英鎊匯價有下跌壓力。英國財相把利率提高挽救英鎊，但是無效。英倫銀行大舉買入英鎊，直至它耗去其儲備的一半仍無法阻止跌勢，直至匯價下跌了9%並使英鎊脫離EMS才停止。但此時英國政府已損失慘重，而索羅斯卻賺了十億美元。

接著幾天，意大利與西班牙的貨幣也受到狙擊。瑞典與愛爾蘭為了避免同一厄運，把利率分別提高到500及300厘。但投機者將之視為軟弱的徵兆，而且知道這麼高利率一定窒息經濟運行，不會堅持很久。所以最後還是貨幣炒家勝利，瑞典克朗貶值9%。愛爾蘭則在第二年二月貶值10%。

1993年輪到法國。在最高峰時候，巴黎中央銀行每分鐘輸掉一億美元。這種狀況一直繼續至EMS會員國決定彼此匯率自由浮動15%為止。德國央行行長說：「大部份政治家都未曾認識到他們是多麼受到貨幣市場的控制，甚至是統治。」

歐洲之後是墨西哥。墨西哥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大大撤消了種種外匯及資本流動的管制。雖然也有工業資本被吸引，但是最多的還是各種證券投資。1994年頭墨國正式加入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各種開放市場的動作加速了。然而，這一年也很快出現嚴重貿易逆差，以致墨國政府要在聖誕前宣佈貶值15%。這次貶值不是炒家狙擊直接引起的，但消息一公佈，投資了500億美元購買墨國債券及股票的外資發瘋似的拋售墨元資產。墨國政府即使每天買進5億美元的披索亦無補於事。披索幣值一直跌了30%。墨國宣佈如果美國及IMF不借錢就只好宣佈限制披索的自由兌換。於是後者宣佈貸款500億美元，並以墨國石油收入作為抵押。

去年下半年開始的亞洲危機不過是在更大範圍內重蹈覆轍而已。那些支持資本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者總愛說，只有這樣才能令資本發揮最大效益，而這又是令經濟繁榮的前提。可是，九十年代的歷次經驗說明，讓那些富可敵國的金融大鱷發財，往往不僅沒有帶來繁榮，反而帶來災難。

金融市場統治一切，包括政府

坐落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穆迪投資，集中反映了金融資本的權勢。穆迪不僅對企業評級，而且對國家評級。只有發達國家才達到AAA級。意大利由於龐大赤字，只有A級。阿根庭因為過去出現三位數字的通脹及曾經無法償還債務，所以只達到B級，評級越低，他們在向銀行借錢時就要比評級較高者多付幾厘利息。這真正是越窮越見鬼，因為越貧窮的國家評級也往往越低。穆迪雖然一再強調自己不干涉政治，但實際上它的評級比選民更有力地影響政府官員及政客。

曾經一度被視為最具人性面貌的資本主義典範及社會民主主義堡壘的瑞典，也日益要向金融資本低頭，逐步放棄其「福利國家」制度。自八十年代末以來，社民黨政府已不斷實行劫貧濟富的政策，一面減低上層階級的稅，一面削減下層階級的福利。但這仍然無法令大資產階級滿意。1994年夏天，工業頭子與最大的保險公司Skardia不滿意政府做得不夠，呼籲停買政府債券。第二天債券果然賣不出去，克朗貶值。政府於是屈服。1996年1月，社民黨的總理Goran Persson鑑於經濟情況好轉，建議把失業金與醫療保障金恢復舊水平（工資的八成）。兩天後，穆迪發表一份報告，認為瑞典在社會福利削減得不夠。第二天，政府債券下跌30點，股票下跌100點，同時克朗也貶值。金融市場用它的撒手鑭來迫政府就範。

克林頓在1992年當選時曾允諾要改善教育及設立全面醫療保障制度。但所有這些計劃都需要舉債。但金融市場不喜歡這些計劃。於是大選一過，聯邦債券大跌，結果使這些計劃成為籌終正寢，或者大打折扣。克林頓的顧問James Carville說：「我以前總是想，倘有所謂輪迴，我希望下一生做總統或主教。但現在我希望成為債券市場的經紀，那你愛對付誰就對付誰。」

憑藉著先進電子技術，這些高度投機的熱錢為利潤而到處流動，稍有動靜都會或者湧入某地，或者發瘋似的撤出。羊群效應比誰都大。任何一間大企業如果賭輸（例如幾年前霸零在文森領導下投機失敗而破產）也有可能引起骨牌效應。先進的電腦技術固然方便了熱錢在數秒內轉移到天涯海角，但同時也使骨牌效應大大增加。有經濟學家把可能的災難描述為「難以想像的最大災難」。這本是原子能科學家用來說明核能技術的危險性━━發生大災難的機率雖不很高，但一旦發生，其程度可能是不可收拾。目前，把全球5000個金融機構聯繫起來的系統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ciation），每年處理全球五億個指令，即每天140萬個指令。銀行之間通過它以高度機密的密碼來達成交易。可是，由於存在不同時區，有些交易有時要兩天才能達成。因此，一旦出現危機，銀行經理有時太晚才知道是否達成交易。當人們以為交易如常的時候，另一邊情況可能已發展至危機，造成連鎖反應。當人們驚覺的時候，那一邊可能已經出現停止付款或停止把證券過戶。連索羅斯也說：目前的金融體制並無能力預防這類危機。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就會有崩潰可能。」

對付大鱷，自有良策

容許這些金融大鱷自由流動於全球，除了有利於大資本家外，實在想不出它們對普羅大眾有什麼益處，反倒是害處極大。美國經濟學家兼諾貝爾獎得主杜賓（James Tobin）認為，資本的自由流動，特別是外匯市場撤除監管，對實際經濟（相對於投機而言）為害最大。所以他主張對一切外匯交易施以1%稅收來限制過渡的外匯投機。這也使中央銀行較能控制利率並使之適合本國經濟。這還不能控制匯率，但至少能減少投機。有人指出，實行杜賓稅的困難在於：只要世界上有一個金融中心沒有實施杜賓稅，那麼所有外匯買賣都會跑到這個地方來。又即使所有發達國家都實行杜賓稅，投機家仍可跑到像開曼群島之類的避稅天堂。有人開玩笑說，即使連這類地方也沒有，投機家仍可坐一條大船在大海中心進行交易。杜賓在1995年發表另一篇文章，指出只要進一步實施另一種稅，就可補杜賓稅之不足。凡本地機構向外國機構或自己的外國分行貸以本地貨幣，均須納稅。要避稅不易，因為凡要狙擊法朗，得手中先有法朗才行；而這最終要向法國銀行借貸才成。這種稅收既能打擊投機，又不影響實際貿易。

九十年代以來兩次危機表明，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往往不是好事。在撤除資本流動的管制後，不論是企業向外國借貸還是外國熱錢流入都不受限制，一旦國際貿易收支出現逆差，或有人狙擊貨幣，各種短期資本就發瘋似的逃離當地，而外國債權人又急忙迫倉。這一切就會把原本不大的問題大為放大，使當地經濟崩潰。這是亞洲經濟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Jagdish Bhagwati是美國哥倫佈大學的經濟系教授，他支持貿易自由，但他也反對資本自由流動。他認為，「說沒有了證券資本的完全自由活動，世界就不能運作，增長就會崩潰，那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鬼話」。他認為一國貨幣的經常帳目上（主要是用於貿易、旅遊等方面的外匯買賣）的自由兌換是可取的，但資本帳目上的自由兌換卻不一定可取，而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及較早前的西歐及日本都沒有資本帳目上的自由兌換，卻不見得妨礙經濟發展。他批評美國政府之所以到處推動各地政府開放資本帳目的自由兌換是因為華爾街的金融跨國公司的影響：

「華爾街在到處尋找市場上極具影響。摩根斯丹尼以及所有這些巨型企業要進入別人的市場，並視資本帳目上的自由兌換為促進他們到處經營的條件。就好像從前有所謂「軍工聯合體」一樣，現在也有叫作華爾街與財政部的聯合體，因為財長魯賓來自華爾街。……因此華爾街的觀點總佔上風。」

須要制度性改革

正如凱恩斯所說：

「思想，知識，藝術，以禮待人，旅遊等等，所有這些就其本質素來說都應是國際性的，但是，只要是行得通及方便的話，就該讓製成品由當地製造吧。而更重要的，最好讓金融基本上限於一國之內。」

只要任何政府企圖實施上述幾種措施，都不難想像金融大鱷會怎樣做：投資罷工（Investment Strike），逃資，拋售當地貨幣與國債等等。任何政府如果真正為人民著想，就一定不能向他們低頭，一定會和他們鬥爭到底。換言之，在真正貫徹上述措施的時候，客觀的鬥爭邏輯一定要超出這些措施的範圍。因此我們有進一步制衡資本的準備。畢竟，金融資本的空前肆虐，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必然產物。不對它作制度性的改革，又真能夠保障普羅大眾的生活和人類以至一切生物的未來嗎？

資料來源：

The global Trap，Hans-peter Martin & Harald Schumann， Pluto Press 1996 Wall Street，Doug Henwood，Verso，1998。

The Asian Crisis：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Robert Wade & Frank Veneroso，New Left Review #228/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