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

《先驅》第44期，1997年6月

鄧家爭產以及新馬逝世的消息，近來簡直是鋪天蓋地而來。明報主筆終於按捺不住了，為文批評鄧家及傳媒的所作所為既違反西方傳統道德，又違反中國人傳統道德（不知為什麼明報自己卻又同樣大肆報導？），哀嘆中國人怎麼丟掉了最起碼的人倫道德，以致於母親與子女為爭家產而互揭陰私云云。真是正氣凜然啊！

不過，不善忘的讀者應記得，幾年前明報社評在談到港同盟轉軑，要求同中共就政改方案溝通溝通的時候，以贊賞的筆調說：

「搞政治的人不會沒有創意，沒有想象力，沒有長遠的眼光；政治上既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政治不談操守」；「香港市民一向務實成熟，從來不會因為抽象的原則而犧牲現實的利益。」（1993年4月21日）

原來明報主筆是人格分裂病患者。政治上可以不講道德，而家庭關係上就要講道德了。不過，為什麼有這樣的雙重標準呢？讀者還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對於祥嫂及鄧兆尊兄妹們來說，難道家產不是現實利益嗎？而倫理道德不是「抽象的原則」嗎？幹麼他們要為「抽象的原則而犧牲現實的利益」？難道家產成了「抽象的原則」，而倫理道德反倒成了「現實的利益」？

明報主筆大談儒家傳統道德。如果孔老二復活，他一定要摑明報主筆一記耳光的。怎麼能把政治道德與倫理道德割裂開來，而且宣佈前者可以不講而後者非講不可？難道他沒有讀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麼？

不知道明報主筆是不是因為鄧家爭產一事並不涉及自己的「現實利益」，所以此時才不妨彈一下「抽象原則」的高調，好顯示一下自己還是有點道德的呢。

鄧家爭產一事令港人發生嚴重分化，有的是擁兆尊兄妹派，有的是擁祥嫂派，有的是調和派，有的則是冷眼旁觀派。不過，不管哪一派，都有人哀嘆道德淪亡，人心不古，好像封建社會就真的個個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似的，就好像那個社會絕不會出現爭產似的。

應當承認，在儒家道德還有約束力的時代，有產階級為金錢、權力而父子相殺、兄弟相爭的事情還是不少的。頂多可以說，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就「於今為烈」一些而已，也就是說，更為赤裸而已。

這叫人想起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僱的僱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馬克思只是忘了多加一句：然而，資產者有時又總是不能不拿偽善來掩飾一下那過於赤裸的私心的。

大眾傳媒因為在整件事中起著推波助瀾的角色而受到不少人批評。可是這些批評始終沒有批中要害。為什麼傳媒，尤其是電視台，要那麼大吹大擂？同樣的情況同時也出現在台灣。白曉燕被撕票，也是同傳媒過份渲染報道多少有關的。有些傳媒因此要道歉。有人問他們為什麼要那樣不惜一切挖掘綁票真相（結果害苦了白曉燕），大肆制造新聞？他們答：因為傳媒競爭激烈。

但問題是：他們爭的是什麼？是市場份額，也就是說，為了一個「錢」字。其實，傳媒，尤其是電視，近年來為了爭奪市場而在報道上盡情渲染，為求有賣點而不惜誇大，這種風氣不是港台獨有，而是世界性的。這又是同自從七十年代末以來席捲全球的所謂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撤消市場管制大有關係。許許多多原先國營的非商業化傳媒都變成商業機構了。改革的理由是國營傳媒總是死板板的，給消費者的選擇不多。好了，現在傳媒都紛紛更為商業化了，於是我們所得到的選擇乃是新聞與娛樂混而為一，而且似乎越是低俗和聳人聽聞就越要大加炒作似的。

香港的傳媒絕大多數都是私營，所以那種只求有賣點，不管內容有多大價值的做法從來都很嚴重。再加上九七問題那種無法叫人活潑起來的政治低氣壓，就更加鼓勵傳媒競相以廉價低俗的、肥皂劇式新聞報道來迎合觀眾口味了。什麼傳媒責任，什麼社會公器，都只是「抽象原則」，哪有必要為它而犧牲像利潤、營業額、收視率等「現實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