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蘭登（A. Sivanandan）
丹心譯

編者按：

引發起斯文蘭登（A. Sivanandan）同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論爭的是後者在去年七、八月合刊的《每月評論》上發表的一篇《現代性、後現代性，還是資本主義？》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批評了那種認為自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已發生質變、現代性已為後現代性所取代的觀點。

後現代主義者一直把資本主義的許多罪惡，歸咎於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的理性主義、技術中心論、一種深信單線進步與存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的世界觀。後現代主義認為，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已經變了質，那麼現代性亦隨之而一往不返了。我們已進入後現代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一切已化整為零，其中沒有一個因素起主導作用，因而不可能從中概括出一個涵蓋一切的統一理論。據此，自然也談不上能夠產生一種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解放人類的理論。

伍德則否認資本主義已然發生質變的觀點。但是她主要不是直接談論這一點，而是斧底抽薪，從根本上質疑那種把啟蒙哲學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的觀點。她認為，啟蒙哲學恰恰不具有資本主義性。恰恰相反，它本身是非資本主義的。甚至到了十八世紀的法國，作為啟蒙時代的主要社會基礎的城市自由民、或中間階級（bourgeoisie）還不成其為資本家階級（capitalist class）。法國大革命中的中間階級的革命派，主要是專業人員、公職人員及知識份子。他們同皇朝的吵架，同爭取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沒有多少關係。中間階級拿來對抗封建主義的血統論、身份論的，就是普世性（universalism），即人人平等、人權適用於一切人，公民概念等等，而這種普世性同資本主義沒有必然關係。只要看看同期的英國就可以知道分別了。英國的資本主義比法國的發達，可是，英國並沒有產生普世性的觀念，而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思想：政治經濟學，一種不是追求人性的改進的哲學，而是對生產力與利潤的追求的經濟學，一種致力把勞動置於資本之下以求生產效率之提高的學問。所以，伍德強調，把啟蒙時代關於解放人類的普遍理論當作是資本主義思想的來源，因而要將它連同資本主義一起否定，是錯誤的。

伍德認為，變了質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在戰後繁榮長大的那一些知識份子。他們感到，那個「常態」的資本主義已隨著長期衰退而一往不返了。這個改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無疑是很大的，這就是為什麼不少人變成後現代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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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女士想知道究竟資本主義如何透過新科技造成劃時代的轉變。他認為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因而仍然要從「勞動中搾取更多價值」——只是現在「那舊的大生產經濟的邏輯」是能夠「化整為零並伸延」到「全部的新部門」，並影響到「從前多少沒有受到影響的工人」。

但是，下文所描述的情況如果不是劃時代的，又是什麼？

整個產業工人階級被分解，非技術化（由於科技的發展而造成技術過時），然後在生產過程中再重新組合成兩部份：高技術的核心工人以及無技術或半技術的「邊緣」工人。那曾經容納數以千計工人的工廠不再固定在某時某地，而是以全球生產線的形式擴展到世界各地。從前資本主義要依靠輸入外勞，現在資本主義可以提著它的工廠走到世界任何一部份，只要那裡有大量廉價及容易控制的勞動力；

結果，工人階級組織變得破碎不全，或者全數被毀滅，工人階級運動完全喪失戰鬥力。

這就消除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在從前不但是造成社會改良——例如工廠法、教育法以及公眾健康法等——而且產生所謂資產階級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普選制度。同時也產生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團結的價值與規範。

現在政府的權力不是來自選民而是來自企業集團、傳媒巨頭及傳訊企業東主。這些人控制票源、操縱選民，而政府則按照這些跨國財團的意思辦事，制訂本國政策或者在國外建立有利於全球資本發展的政權。當然，伍德女士對於「跨國公司的增長」，以及「民族國家的弱點」表示懷疑。

結果，第三世界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再只是為它自己人民利益服務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是變成為國際資本利益服務的國際資產階級（伍德女士首次承認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一個真正全球現象，雖然她鄙視那已成為「套語的舊老公式」——「全球化」。）

這個資訊社會由一批「知識工人」管理，他們成了權力的合作者。

我可以繼續舉出許多例子，但我只想指出，即使我有被指為科技決定論者的危險：在生產力上的質的變化，已帶來了生產方式上的變化，而這又轉過來導致社會關係的變化。如果「手搖磨坊會產生封建主的社會，而蒸氣磨坊產生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那麼，微型晶片就會產生環球資本家的社會。如果像伍德女仕那樣，堅持我們應當著重的乃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是什麼特殊的技術或勞動程序而是特定的社會財產關係」，那就是對這些技術與勞動程序怎樣改變了財產關係視而不見。

無疑，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但不懂得分辨它的不同化身就會使我們呆在衰朽而無效的鬥爭模式裡而不能自拔，而且使我們盲目不視由信息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機會。同樣，這樣也就是看不見「後現代主義文化」所提出來的危險；這些危險，是信息資本主義所固有，而不是戰後繁榮結束後所引發的人們心理上的突變。

如果我同伍德女士的討論中有點激動，那是因為我恐怕人們會因為在對種種後馬克思主義異端學說作出過份反應之餘，會走向另一極端，採取一種抽象的，學院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同那些正在為生存而對掠奪成性的資本主義進行抗爭的人們有所溝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