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45期，1997年8月

特區政府一成立便拼命倒行逆施，包括決定遣返本已享有居留權的港人在國內所生子女，凍結以集體談判權為首的七條法例等。另一方面，對於那高企的樓價，卻完全沒有任何即時的措施。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人認識到，董建華政權實際上是中共支配下的一個官商聯合專政的政府，這個政權將會比殖民地政權更抗拒任何改革，原因是不難明白的。作為特區政府的生母及太上皇的中共，其反動專制本質不必多說了。至於那被欽點為兒皇帝的本地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民主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最頑固的敵人，許多連殖民地政府也感到要廢除的惡法（從1971年廢除妾仕制度到近年廢除種種過份限制人權的法律），或者是它也感到須要擴充的市民權利（從實行直選到改善勞工權益），本地資產階級都是激烈反對的先鋒。現在，兩個最專制反動的社會集團，結成大小伙伴，對港人實行專政，那就不難想象，對他們抱有任何改良幻想，都是愚不可及的。

認識董建華政權的本質

主流民主派到今天卻還天真到把希望寄托在同董建華的溝通上，或者是幻想可以抓住基本法上關於「循序漸進」達到普選的條文，來逐步說服中央及董建華兌現。未來十年的直選議席會進一步擴大，這個可能性當然不很小；可是，在立法會權力小得可憐的情況下，即使全部直選也不會有什麼作為；其次，形式上擴大了民主但實際上毫無作用━━這樣一種民主遊戲，天下間所有專制統治者都是優為之的，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董建華政權同樣是一個極端反動的政權;任何真正有用的政治或經濟改革，都不能寄望這個政權會自動進行，這樣的改革只能由普羅大眾去爭取。

不過，另一方面，董建華暫時還沒有打算立即壓制所有反對聲音。從七一零晨到現在，已經舉行過好幾次幾百到幾千人的遊行與集會了，也沒有幾個遊行與集會是按足新例作出申請的。港人實際上已經在行使公民抗命權了，但董建華暫時還沒有下令鎮壓。這主要不是因為他開明，也不是因為民主運動已經非常強大，而是因為特區成立不到幾個星期，在這個情況下橫加壓制，既不利於安定人心，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抗。這個狀況一方面說明，抗爭力量雖小，但在目前形勢下還是能夠多少牽制董建華的抉擇；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在董建華政權已經有了穩固根基之後，他來收拾民主活躍份子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民主派要通得過這個考驗，需要有長期鬥爭的準備。現在越來越多人明白到人民有公民抗命權，這是香港民運水平有所提高的一個標誌。可是，怎樣審慎運用公民抗命權，這就是下一步須要詳加考慮的問題。在民主運動極度微弱、極其欠缺群眾基礎的情況下，任何魯莽行為都有可能成為董建華一舉消滅民運團體的藉口。在關乎群眾最切身、最重要的利益問題上，我們不怕行使公民抗命權，但切忌在雞毛蒜皮的問題上也不惜和警方激烈衝突。我們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便民主運動提高水平，擴大群眾基礎，鍛練堅強的運動幹部，只有這樣才能同專制政權長期鬥爭。

中產階級民主派

六月卅晚上，民主黨與民間另類回歸聯席，各自舉辦民主集會，這件事本身實在饒有象徵意義的。這是民主運動發生進一步分化的先兆。

八十年代中以來，主要是由專業人仕組成的民主黨及其前身，逐漸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他們標榜自己是中產階級的黨，而且一直吹噓中產階級是民主運動的中流柢柱。不過，到了現在，不少民間團體對於民主黨的不滿卻不斷增長，民主黨在殖民地時代的立法局擁有最多議席，可是他們不僅從來沒有為群眾成功爭取過任何重大改革，甚至連提出一些比較迫切的改革要求都不敢（長期抗拒全面普選的口號;反對設立失業救濟金;永遠把資本家的投資意欲放在普羅大眾的利益之上），處處表現出同統治者及資產階級妥協的態度。另一方面，他們對待其他民間團體時，卻表現出十足的傲慢與官僚氣，對於工人階級的正當行動，例如前年的貨櫃車司機罷工，也表現得無動於衷。盡管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守著一條最低底線，也就是堅持不解散支聯會，不過，上述的種種缺點卻也日益明顯了。

說到底，民主黨的路線，日益同群眾的切身利益，以及隨著政權移交而引起的新局面，背道而馳了。隨著工業資本北移，群眾的就業與生活情況日益惡化，不安全感與日俱增。另一方面，盡管民主黨不斷作出妥協或作出妥協姿態（例如在制定基本法時連一半直選的傳統要求也放棄，又例如不斷向中共示好以求溝通），結果不是被統治者愚弄，就是被他們一口拒絕。事實證明，妥協的結果只是換來統治者的鄙夷。這種種狀況在在驅使人們，首先是一部份活躍份子，尋求較為堅定的路線，提出相對民主黨來說較為激進的要求。主流民主派無法真正代表普羅大眾及其他弱勢團體，這個事實日益為人所認識了。四月廿日由各民間團體組成的人權陣線的遊行，以及六月卅晚上的另類回歸集會，說明民主運動已經發生分化。民主黨過去那跡近霸權的地位已經開始動搖了，即使民主黨的大老們仍然自我感覺良好，始終自詡為「最受選民歡迎的黨」，可是，「中產階級」民主派的局限還是明如白晝的，甚至連民主黨的刊物《敢言》也開始反思這個問題呢。在今年四月號上，有一篇文章承認，「中產階級政治在香港早已結束，面對香港前途問題及其帶來的巨大社會及政治轉變，香港的中產階級處處表現得畏首畏尾，」很對！只是最好把中產階級一詞改稱小資產階級還好些。小資產階級的中間位置，使他們在面對大資產階級的時候，顯得卑微懦弱；可是，在面對普羅大眾的時候，就表現得十足傲慢，自命為群眾的精英，認為勞苦大眾要天然地接受他們的指揮。所以，他們有時可以借助群眾壓力來要求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作若干讓步，卻永遠不敢真正得罪他們;他們有時可以發動群眾，卻又天然對任何不受他們控制的群眾運動抱有敵意。這就是畏首畏尾的小資產階級改良派了。他們的代言人━━民主黨━━如果也有這個毛病，又怎會是意外呢？

打破迷信，解放思想

香港越來越需要產生一個真正立足在普羅大眾之中的堅定民主派。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民間體團開始擺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開始作獨立的探索，不過，要發展為一個真正強大的普羅民主派，道路還是艱苦的。主要的障礙，除了客觀形勢仍然不算有利之外，還有思想上太欠深入的原因。

許多人已經認識到必須把民主運動同民生問題結合起來，也認識到必需要民主重定基本法（而不是按照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但是，目前應當首先爭取哪個方面的民生問題，或者怎樣才算是民主重定基本法的程序，統統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許多人也認識到必須警惕國家權力的膨脹，所以拿發展公民社會來抗衡專制國家；可是，這樣一種公民社會論同右派的公民社會論（即市場經濟是天然的善，不需要國家來調節經濟━━這是今天許多右派的座右銘）究竟有何分別，究竟這種公民社會的運行機制是什麼━━是市場呢？還是無政府式的合作社呢等等，━━究竟國家在公民社會中又應該保存哪種功能，這一系列大問題也似乎沒有誰提出認真的答案。也有許多人認識到民主運動需要尊重多元化，但是，怎樣確保多元化是促進團結而不是破壞團結，至今人們也考慮得很少。甚至，像中港民運的關係這樣一個大問題，至今抱持著香港本位主義的活動份子，也大有人在。其實，香港民運如果沒有大陸民運作為後盾，根本不可能打破官僚與富豪對政權及社會資源的壟斷。正因為對這許多重大問題仍沒有正確而一貫的看法，所以目前不少民主黨以外的民間團體，始終只能就個別事件作出回應，未能形成一種持久的、能統攝各種局部鬥爭的力量。

整個香港、中國以致全世界都在醞釀著巨變，群眾客觀上要求對社會作全面改革。然而，今天缺乏的，除了客觀形勢暫時仍然不利之外，就是一個以全面改革社會為目的的綱領。要達到這一步，需要作深入的思想探討，而第一步就是打破種種迷信，包括對國家、對市場、對資本掛帥等等的迷信，真正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