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噹

《先驅》第46期，1997年11月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灣仔，一次和平的反世銀/IMF的抗議行動最終以被警方無理拘捕完結。當晚（和翌日），傳媒按其一貫的論述邏輯再一次製造他們世銀目中預設的「歷史」。

事實上，從這次反世銀/IMF運動一開始，傳媒便發揮出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的作用。當反世銀/IMF團部陣線的活動曝光後，傳媒一窩蜂地只集中報導陣線的抗議遊行，至於陣線其他更有意義的教育工作，例如印製刊物、辨研討會，幾乎成為新聞報導的絕響。《明報》是最早報導陣線活動的一份報紙，它的標題卻是：「不向警方申請挑戰公安條例世銀年會團體擬示威」。記者和編輯的興趣只在於陣線遵守《公安法》與否、會不會通知警方，甚至關心有沒有違反《社團條例》等等。

往後的報導手法更說明傳媒對這次運動的錯誤定性，影響了整場運動的方向。團結陣線的行動在傳媒的報導下愈來愈有故事性：「世銀年會吸引非政府組織到臨抗議會展附近劃新示威區」﹝《明報》1997年9月8日﹞「暫無團體知會警方未定示威區廿名政要來港出席世銀」﹝《新報》1997年9月10日﹞「世銀年會出動千五警員保安灣仔周六實施特別交通安排」﹝《經濟日報》1997年9月10日﹞「世銀會期有團體聲言場外遊行警方籲請願者早通知」﹝《星島日報》1997年9月10日﹞。傳媒對示威活動的過份聚焦，已將世銀/IMF運動的理念由不滿西方世界壓迫發展中國家，轉移到七一後遊行集會自由的測試，完全矮化了運動的原來目標。另一方面，傳媒的焦點報導也激發警方的過度緊張。報章報導後，警方高調地作出佈防和事前警告示威者，仍罕有的處事手法，大有弓箭在弦之勢。

結果，事情真的發生了。事發後，傳媒的主流報導手法就更顯露無遺。當晚，電視台的新聞片段用上了敘事倒述法：我們首先看見的是警員推撞和拘捕市的過程：鏡頭一轉，便是警方迅速關上警署大門，防避市民的聲援；跟著是警方的記者會，先發制人地誣告被捕者（市民的聲音卻被摒諸門外），這樣已佔去了大部份的畫面；然後才報導陣線自己的行動，卻只佔去一、兩個鏡頭。在個多分鐘內，將剪碎的鏡頭，高度地壓縮成一個事實（Fact），加上沒有適當的旁白，市民接收到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場面。

這次事件，傳媒又一次地顯示了它的力量：對社會議題的設定、社會運動的導向，和事實真相的製造；卻又是我們值得深思的時候。

（轉載自《大嗚大放報》97年10月第二期，《捍衛校園言論自由陣線》出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