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46期，1997年11月

列寧與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要為斯大林以至後來的毛澤東的一切罪惡負責━━這向來都是冷戰時期「自由世界」所極力推銷的見解。九十年代同以前稍有不同的只是，這種見解有了新的支持者。一大批斯大林主義官僚，在搖身一變為資產階級官僚之後，加入「自由世界」的行列，為超過半世紀的造謠運動增添一些半真半假的材料。

「馬恩列斯毛」？

實際上，在斯大林與列寧之間，分隔著一條深不可測的血河。斯大林主義的興起，代表的不是列寧主義的延續，相反，而是它的被消滅。斯大林的清黨運動至少殺害了一百萬人，其中首先包括整整一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及列寧的同事。他之所以要徹底消滅他們，正是因為要徹底消滅列寧所代表的革命傳統。

個人獨裁、一黨專政、官僚特權、以官僚方式實行強迫集體化與工業化及建立命令經濟━━這一切都是同俄共的正統原則相違背的，也是為包括列寧在內的主要俄共領袖所反對的。

列寧與斯大林的差別真正是雲泥之別。不論在黨內還是國家機構內，列寧從來都不曾是獨裁者。（請參閱《先驅雙月刊》第42期《關於列寧先鋒黨的神話》一文）他一生中曾無數次居於少數地位，甚至死前的建議多半都沒有為黨的領導層所接受，包括撤消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的建議在內（如果列寧真是獨裁者，他早就成功了━━註一）。列寧所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本身也不是專制的黨。在物質生活上，列寧在革命後一直自奉甚儉，住的是克里姆臨宮的僕人房，吃的是妻子從飯堂打回來的飯。他有一次乘車子外出，中途給大概是偽裝的民兵強拉下車子，然後把車子駕走，因為他根本沒有幾個警衛。這一切同斯大林時代簡直相差太遠了。他的由衷謙虛也是足為典範的。當中委會建議出版他的全集時，他答：

「為什麼？那沒多大用處。卅年前我們什麼都寫。實在不值得再版所有那些東西。」（註二）

在俄共及蘇維埃（相當於國會）的會議上，別人可以攻擊列寧，而他當然也時時還擊，不過，列寧總是承認黨內或蘇維埃內有意見自由，而且他的爭論態度總是以理服人，有時說話過了火，事後也會公開道歉。讀一讀毛澤東當年公開辱罵梁漱冥的講話，再同列寧的演講比較一下就知道箇中分別。在列寧的病塌上，他批評斯大林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而斯大林則回敬列寧以「民族自由主義者「（註三）；列寧要同斯大林絕交，斯大林回敬道：「我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錯』在那裡，到底想要我怎樣。」（註四）我們能想象鄧小平以這樣的口氣回答毛澤東嗎？

官僚新貴的興起

把十月革命了解為一小撮共產黨徒發動的政變，那是完全違反基本事實的。十月革命是廿世紀人民起來要當家作主的最動人的歷史經驗。這表現為人民的高度自我組織：在全國性範圍內，工人、兵士各有自己的蘇維埃（代表會議），成為真正的工人政府；在工廠裡工人自己組織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享有高度自主性，各黨派只能和平競爭。這是真正的工人政府。俄共雖然不會幻想一下子建立烏托邦，但是，已經開始實行了工人階級民主制，包括工業民主與民主選舉軍官及法官等。縮小收入不平等也開始了。然而，不到一年，俄共政府在許多方面都要停止實行若干民主措施或至少大打折扣。這並不是列寧等俄共領袖放棄了革命原則，而是因為內戰。不甘心失去特權的資產階級及地主組成了白軍，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向工人政府發動內戰。戰爭本身是最權威、最需要集中的事情，尤其當俄國已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全國經濟早就千瘡百孔，在這個情勢下應戰就更難以繼續擴大民主。不過，包括列寧在內的所有俄共領袖，那時都認為這一切縮小民主的措施只是暫時的，並沒有想過要建立一黨專政（下詳）。然而，最後之所以事與願違，並不是那個發動了十月革命的原來的革命黨拋棄了原則，而是一個新勢力━━官僚層━━乘著兩大階級在內戰中兩敗俱傷之勢而崛起，並逐步篡黨奪權。

內戰的邏輯迫使列寧的黨不能不一方面放慢擴大工人民主，另一方面不能不借助舊沙皇軍官及文官來維持國家機構。這些人原本就同革命敵對，現在更迅速成為新政權中的新貴。同時，俄共黨內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這個黨從不足三萬人發展為五十多萬，而其中包括不少投機份子，或至少是對社會主義認識不深的人。到內戰結束時，革命前入黨的所謂「老衛士」只佔黨員的2%而已。另一方面，俄共這時也同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共，在成份上大不相同。從前它是真正的工人黨，而現在呢，黨員大多數都不是工人，而是政府公職人員。內戰的需要使官僚層大為膨脹，並擠掉了那些原先按社會主義原則有權參與管理國家的普通工人。這個新生特權層在斯大林身上發現了作為其領袖的最佳品質：專橫、果斷、富於行政能力及精於權術。

包括列寧在內的主要俄共領袖都曾經站出來反對官僚化。悲劇在於他們不是在同一時間以一致的認識去加以反對，而是先後不一，有時還各自鬥爭。結果，當大家發現斯大林才是革命掘墓人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列寧與工人反對派

最早就官僚化危險發出嚴重警告的是民主集中派。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該派領袖薩普龍諾夫便猛烈抨擊黨的官僚化。當時為了應付內戰，有人建議用委任政治部來代替選舉產生的地方黨委會。薩普龍諾夫質問領袖們：

「你們要使黨員變成聽話的留聲機，並以領導人的身份命令他們：去工作吧！去鼓動吧！但他們卻無權選舉自己的委員會和自己的組織。我要向列寧提問：由誰來任命中央委員會？難道你們認為，在這裡也可以實行一長制！」（註五）

接著，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大上，工人反對派也起來攻擊黨的官僚化。該派領袖柯崙泰及施略普尼柯夫反對讓舊俄軍官及專家享有過多特權及物質享受，反對過份的集中及在工業中的一長制，主張由工會接管經濟管理以便恢復工人階級民主制：

「現在要求誰去建立新的經濟形式呢？━━是由心理上與過去有著千絲萬縷聯繫著的技術人員和商人，以及由一部份黨員所組成的蘇維埃官員，還是由工會這一代表工人階級的集體來建立呢？」（註六）

列寧及托洛茨基等主要領袖反對工人反對派的政綱，認為那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立場。多數派雖然承認黨存在官僚主義，但不是主要危險。主要危險仍是初嘗失敗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所以，他們甚至進一步主張禁止黨內派別（在此之前這一直是被視為黨內民主的必備要素）。十次代大是俄共黨史上一個分水嶺，因為禁止派別的決議後來就成為了斯大林鎮壓所有反對派的尚方寶劍。

是不是列寧等人都已成為了官僚化的急先鋒？不是的。他們當時之主張禁止派別，只是視之為一種臨時措施。列寧說：

「同志們，現在不應當有反對派，現在不是時候！」「黨必須團結，黨內不容許有反對派存在━━這就是從目前形勢中得出的政治結論。」（註七）

注意，是「現在」不是時候，是「目前形勢」而已。在列寧的演說中很容易知道箇中原因。那時內戰雖然剛剛結束，可是經濟破產，工業生產只及世界大戰前的五分一。工人階級數目只及戰前的35%。在二百五十萬復員的軍人中，不少因生活困難而淪為武裝匪黨。接著，又發生了克朗斯達脫水兵叛變。但是，在這個時刻俄共黨內因為工會問題而發生激烈的派別鬥爭，真理報上天天都讓各派抒發己見。但爭論越久，各種各樣的敵人便越大膽子。俄共黨即將分裂，俄共即將倒台、白軍捲土重來等謠言衝擊已然浮動人心。列寧等人很擔心謠言成真，所以才主張暫時禁止派別。

列寧雖然在1920年的時候便說過「我們的國家是帶有官僚主義弊端的工人國家」的話，但很明顯，直到1921年，他的注意力仍放在內戰上，視被打敗的資產階級及地主的白軍為主要危險，並認為要用「擰緊螺絲」的辦法來應付主要敵人，沒有充份顧及這樣做同時也助長另一個敵人，即官僚。（下詳）

不過，若說列寧這個疏忽要為斯大林的獨裁負上全責，那也未免太誇張。因為十次代大只是禁止「派別組織」，即有紀律要求的派別，但沒有禁止思想派別，即以一定政綱為基礎的黨內鬆散聯合。因為當另一位領袖（梁贊諾夫）提出一項修訂案，主張不許各派以各自政綱的基礎上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列寧反對，說：

「這是我們無法禁止的」。「如果在根本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我們決不能剝奪黨和中央委員向全黨申訴的權利。我想像不出我們怎麼能這樣做！」（註八）

螺絲是擰緊了，但其原意不僅是暫時的，而且其程度同斯大林後來的所作所為相比，也是霄壤之別。有關政黨自由的問題也一樣。

俄共當初根本沒有一黨專政的想法。相反，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最初根本就是兩黨（俄共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合政府。後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因為反對對德和約，所以退出政府並發動恐怖活動，才剩下俄共一黨執政。但是，在整個內戰時期，都沒有從原則上禁止其他政黨。是否實際禁止，全看某黨對內戰的態度及戰爭的進展情況。正因如此。孟什維克黨人及無政府主義者，都時而被禁活動，時而容許活動。在克朗斯達脫叛變之後，同樣因為擔心內戰重燃，所以在1921年俄共又一次禁止其他黨派活動。然而，列寧此時同樣只視為臨時措施。近年才公開出版的新材料可以證實列寧的想法。列寧全集第二版第一次收錄了列寧在1922年春的一份草稿，其中提到要「讓孟什維克合法化」。（註九）當時有同樣想法的還有布哈林及加米涅夫。另外，在一篇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演說中，列寧在1921年說明其他黨派之出現是怎樣不可避免的：

「富農的出現及小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明顯地促成相應的政黨的出現。……我們所能有的選擇，並不是是否准許這些黨的發展━━他們之出現是小資產階級關係所必然引起的。我們的唯一選擇，而且是一個極其有限的選擇，是這些黨的活動的集中及聯繫的不同形式而已。」（註十）

死不瞑目

列寧自己後來也承認，自己沒有及早警惕到官僚化的嚴重。之所以沒有，是因為那是一個對工人運動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問題，即革命後工人階級如何妨止官僚從公僕變成主人。列寧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們還沒能加以研究。」（註十一）。

不過，至少到1921年底，他已經為日益嚴重的官僚化問題而焦慮不安。他口氣激烈地自責：

「我們不善於對可惡的拖拉作風進行公開審判，為此完全應該把我們大家以及人民委員部的人，用發臭的繩子吊死。而且我總在想，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就會因此活該被吊死。」（註十二）他在1922年三月間召開的第十一次代大上再發出了不詳的預警：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負責的共產黨員和一堆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來說，是誰領導誰呢？說共產黨員在領導這堆龐然大物，我很懷疑這種說法。說句實話，不是他們在領導，而是他們被領導。這像我們小時候上歷史課聽到的情況。我們聽老師說過，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於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很簡單，人人都懂。至於這兩個民族的文化怎樣呢？那就不那麼簡單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於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會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羅斯聯邦的首都是否有類似的情況呢？4700名共產黨員（差不多整整一師人，而且全是最優秀的份子）是否受別人的文化的支配呢？……

盡管他們的文化低得可憐，微不足道，可是總比我們那些負責的共產黨員幹部高一些，因為這些人沒有足夠的管理本領。共產黨員擔任機關領導的時候，往往被人愚弄，因為怠工者有時巧妙地故意把他們推到前面當作招牌。」（註十三）

年底，他在一篇演說中又說：

「1917年我們奪取政權之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曾對我們實行怠工。當時我們被嚇住了，便請求說：「請回到我們這兒來吧。」於是他們全都回來了，而這就是我們的不幸。現在我們有一大批職員，但是缺乏有相當真才實學的人來切實地管理他們。實際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在這裡，在上面，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工作人員還在勉強履行其職責，可是在下面，他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而且常常反對我們的措施。」（註十四）

1922年五月列寧第一次中風，被迫停止工作去休養。他後來提到，他在這段時期作為「局外人」身份，對官僚問題有了更深體會。他日益察覺，官僚化不僅侵蝕國家機關，而且大大侵蝕了共產黨。其中表現得最明顯的，首先是民族問題。

列寧被稱為蘇聯的國父。諷刺的是，對「蘇聯」之產生，列寧從頭起便持批評態度。

1921年內戰結束後，怎樣把前沙俄中的各民族國家的蘇維埃政權聯合起來，便提上了議事日程。（除波蘭及芬蘭例外。因為俄共當時堅持民族有權自決直至獨立的原則，所以兩國的分離出去沒有遭到俄共政府反對。）1922年八月，斯大林提出了一個叫做《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各獨立共和國的相互關係》的決議草案，其中規定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等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這明顯是違反了承認民族自決與民族平等的俄共綱領的。更壞的是當格魯吉亞共產黨領袖起來反對時，斯大林用粗暴的組織手段剷除他們。

病中的列寧受到斯大林的資料封鎖，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真相，並且激烈地反感：

「我宣佈要同大俄羅斯主義決一死戰。我那顆該死的牙齒一治好，我就要用滿口好牙吃掉它。

要絕對堅持在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由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等等輪流擔任主席。絕對！」（註十五）

這個時期的列寧充滿焦慮，甚至內疚：

「我覺得很對不起俄國工人，因為我沒有十分堅決十分果斷地過問有名的自治化問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歡採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作用。」（註十六）

這篇文章算是比較客氣的了，因為列寧是寫給較大範圍的讀者的。實際上，在私底下，他已經開始了同斯大林這個官僚層的未來頭目的劇烈鬥爭了。

1922年底列寧邀請托洛茨基一聚，討論怎樣同官僚主義鬥爭。他提議在中委會之下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以便進行鬥爭，並邀托參與其中。托答道：

「『伊理奇，我深信，目前在蘇維埃機內進行反官僚的鬥爭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當前情況：現在對於官員與專家的挑選，不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不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各省，甚至只是地委或區委，都是看你是否忠誠於中委會內的、有權勢的黨領袖及當權派。每一次你攻擊一個低級官員，你都會牴牾某個重要黨官……在此情況下我不能負起這個工作。』」

「列寧想了一想，說：『換言之，我提議在蘇維埃機關內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而你主張把鬥爭擴大到把黨組織部（按：組織部的頭目即斯大林）的官僚主義也包括在內，』

我不禁笑起來，因為這始料不及，因為我自己當時也未曾有這樣完整的想法。我答道：『我想正是如此。』

『那好，我建議同你結成聯盟。』列寧道。」（註十七）

不久之後，列寧又寫下了有名的所謂「遺囑」：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註十八）

可惜的是，在列寧寫這個幾行字的時候，已經病入膏肓了。兩個月後的又一次中風完全奪去了他的工作能力，翌年初身死，真正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還有一個問題是列寧來不及詳細發揮的，那就是經濟建設的問題。內戰一結束，列寧便主張用新經濟政策來代替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包括以實物稅代替強迫徵收餘糧，恢復市場交換等。他臨終前的《論合作社》一文，說明列寧一方面念念不忘在農業中堅持走合作社道路，以此來改造小農經濟，但是，另一方面，他想也沒有想過像斯大林後來那樣用官僚命令來強迫集體化及冒險工業化。以下的說話簡直像是衝著斯大林來說的一樣：

「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人人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註十九）」

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大阻礙是工人階級文化不足。但是，

「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在國家機關問題上，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現在也應得出這樣的結論：最好慢一些。」「應當採取的解救辦法是對任何冒進和說大話等等一概不相信。……在這裡，蠻幹或突擊，機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優秀品質，都是無濟於事的。」（註廿）這些話同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及中共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讕言簡直南轅北轍！

托洛茨基與左派反對派

雖然列寧不可能預見蘇聯墮落的具體過程，但是他病篤時寫下的遺囑，盡管也評論了其他黨領袖，但是他特別挑出斯大林，主張罷免他，寫信和他絕交（這在列寧來說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多少說明他可能預見到，在眾領袖當中，斯大林最有可能成為革命掘墓人。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表現固然是列寧決心要同他鬥爭的直接原因，但是，不要忘記，列寧很早就認識斯大林，對他素有了解，而且也可能在他病篤時了解到有關斯大林品格的新材料。

悲劇在於，其他黨領袖太輕視列寧的警告。俄共領袖都熟知法國1789年大革命的經驗，知道革命在達到高漲階段後，難免繼之以反動；法國的革命政權就給表面上同屬革命陣營的拿破侖所竊奪，並在他手下恢復帝制。俄共領袖們都在私下討論：誰將是俄國的拿破侖？其實，從列寧的遺囑看，斯大林比誰都更有資格呢。但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反而在私下暗指托洛茨基有可能是俄國的拿破侖。二人更與斯大林結成「三頭馬車」，控制了政治局，拼命打擊托洛茨基及其他異己。在1923年十二大上，他們更努力為斯大林辯護，反對撤消他的職務。季諾維也夫更宣佈：

「列寧的擔憂（指斯大林為人躁暴，會引起黨的分裂━━筆者）……已經證明是沒有根據的。」（註廿一）

托洛茨基大概也沒有想到斯大林將在革命墮落的一幕中扮演壓軸戲，所以他並沒有在代大上主張接受列寧的建議。不過，至少從1923年起，他便積極地對官僚化展開鬥爭。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系列後來命名為《新路向》的文章，攻擊官僚主義，指出「國家機關是官僚主義的最重要來源」，而「官僚制度」才是黨內「各種小組織的諸般來源」，以便還擊三頭肆意為異己扣上「小組織」的惡劣作風。他更力主「黨的領導機關一定要傾耳去聽取黨內廣大群眾的聲音，不要把每一個批評都當作是小組織精神的表現」。他還把矛頭指向黨的「老衛士」（雖然他自己也廁身其中），指出這些黨的前輩雖則經驗豐富，但本身並不是能免於墮落的自動保證，甚至相反，有可能率先向機會主義低頭，就像第二國際領袖一樣。

托氏還嘗試對官僚主義作較深入分析：「如果以為官僚主義只是公職人員的壞習慣的總稱，那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在我們而言，官僚主義的基本來源在於：我們要創立及維持一個能夠以完美的經濟和諧來統一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農民的利益的國家機構。然而對此我們仍距離甚遠。維持一支常備軍的需要同樣是官僚主義的另一重要來源。」（註廿二）

在這裡托洛茨基明顯已經糾正了他在內戰時期所犯的一時錯誤━━過份強調國家權力的集中，而且不適當地把不得不採取的臨時措施誇大為原則（註廿三），恢復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機關的天然的不信任的優良傳統，即使這是工人國家。這同列寧逝世前不斷警告「國家機關是異己的」，「我們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精神是相一致的。（註廿四）

托洛茨基的反官僚鬥爭被三頭激烈批評。在十二大上，季諾維也夫指責「對黨的路線提出任何批評，自稱是所謂的『左派』的批評，現在從客觀上看是孟什維克的批評。『左派』的批評具有危險性，我們必須進行抵制。」布哈林 則指責要求民主的反對派想把「黨變成各個集團的聯盟。」（註廿五）而前工人反對派的領袖施略普尼柯夫，本該支持托洛茨基，此時卻認為托氏同其他中央委員（首先是三頭）沒有什麼分別。在各種打擊下，左派反對派難免遭到失敗。接著，三頭之間便發生爭論。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等人眼看著斯大林日益拋棄社會主義綱領（例如拿「一國社會主義論」來代替世界革命觀），而且日益濫權，終於在1926年同托洛茨基言歸於好，組成「聯合反對派」謀求恢復黨內民主及糾正黨的錯誤路線。不過，此時已經太遲了。再待到連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也終於醒悟，起來反對斯大林的時候，就更無可挽回了。何況，這些太晚醒覺的領袖，進行的鬥爭既不夠堅決，為時也不長，不久就向斯大林投降了。

在各個反對派中，只有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進行了最有原則的、始終不屈的反官僚鬥爭。他們固然不是最早起來反對的人。工人反對派比他們至少早兩年。不過，由於思想及綱領上的弱點，工人反對派的主要領袖，包括柯崙泰及施略普尼柯夫等，在托季聯盟同斯大林鬥爭的最激烈的1927年，竟然公開支持斯大林，嘲笑反對派的主張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讚美「新的紀律概念」。（註廿六）

新的造謠運動

八十年代末，隨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前蘇聯已經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冤案平反。不過，另一種污蔑卻一直在進行。托洛茨基不再是「法西斯特務」、「反革命」了，但新的造謠運動卻說，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其實並無分別；即使前者勝利，也會同斯大林一樣進行全盤集體化及冒險主義的工業化，因為斯大林不過是實行了托氏的經濟綱領而已。根據什麼？其中一個根據是托氏也主張加速工業化。

要托氏為斯大林的罪惡冒險負責是完全不合事實的。要知道，托氏比列寧早一年（1920年）便提出要以新經濟政策代替戰時共產主義路線；後來他主張加速工業化，但他並沒有主張拋棄新經濟政策，更沒有主張消滅市場。讀讀左派反對派政綱就不難知道。

從1923年起，大致而言，俄共黨內，在經濟問題上分為三派。

首先是右派，以布哈林為首。他們斷言：私人資本的積累與市場交換，長遠而言同社會主義建設並不矛盾，所以布哈林才有「發財吧！」的口號。他們認為富農階級之產生並不可怕，相反，社會主義可以結合他們，使他們「長入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國有經濟不能加快。即使是以「蝸牛」速度爬行也是好的。

其次是斯大林派。他們初則同右派結盟，後來在事實面前不能不承認私人資本的積累同社會主義的任務是有矛盾的，但他們採取的是官僚行政及恐怖主義的手段來解決矛盾，包括消滅富農，強迫集體化及工業化，壓制民主與工人工資等。其結果是以慘重代價來建設現代工業。

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認為私人資本積累同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但主張以政治及經濟的方法來逐步壯大國有經濟及逐步限制私人資本的繼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壯大工人階級。所以托氏認為當時（廿年代初）的工業化速度太慢，可以加快，但是他沒有想過像斯大林那樣瘋狂，也沒有想過「消滅」富農及以打擊工農生活的方式來籌募工業化經費，而是以向富有階層徵收累進稅以及削減國家行政費用的方式籌集經費。這樣一種工業化用不著「剝奪農民」。從他們的政綱也很容易知道，左派反對派想也沒有想過消滅市場。相反，他們力圖把經濟計劃、市場與民主結合起來。1926年的聯合反對派的政綱說：

「如果不能使工業品的批發與零售價格、及其生產成本有系統地和堅決地降低，如果它們不能適應世界市場價格，那麼，工業化之必要加快就是不可能的。……在新經濟政策下，敵對力量之一定程度的增長，即富農，「新經濟人」及官僚的增長是無可避免的。這些力量不能簡單地憑藉行政命令或經濟壓力就能消滅。」（註廿七）接著政綱提出一系列主張，包括：反對失業，反對削減工資，反對官僚濫用節約運動，主張工人控制生產及工會獨立性，保障罷工自由等等。

當斯大林在1929年展開全盤集體化與工業化時，左派反對派的賴可夫斯基寫道：

「全盤集體化的口號本身是最大的經濟謬論。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新的財產形式只能創立在新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上。但這些新的生產關係仍不曾存在。……廢除新經濟政策及富農階級的命令是另一個經濟謬論。……世上沒有憲法或命令可以廢除在經濟上及日常生活上仍在起作用的各種各樣矛盾」。（註廿八）

已經被逐出蘇聯的托洛茨基，此時也寫道：

「若果世界上真有像拉波拉斯（十九世紀法國科學家）的科學幻想所想像的偉大的天才存在；它能同時紀錄自然界和社會之一切過程，衡量其運動的動力，預知其互相作用的結果，那麼，這樣的天才自然能夠預先製定完美無瘕的經濟計劃，從小麥的種植畝數起至西裝上的最後一顆紐扣止。官僚常常自以為身具有這樣的天才，所以，他們那樣輕易地擺脫來自市場及蘇維埃民主的監督。實際上，官僚在估計其所有的精神資源時犯了可怕的錯誤。……

經濟上無數的活的參與者━━國家的及私人的，集體的與個人的━━若要使別人注意到他們的需要及其相對力量，那就不僅需要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規定，而且也需要通過供求關係的直接壓力。計劃需受市場的覆核，而且在相當程度上經由市場來得到實現。市場之調節本身須依賴經由其自身機制而引發的一切傾向。政府部門所制定的藍圖，須以商業會計來表明其經濟效率。過渡時期的經濟制度，如果沒有對盧布的控制，是不可想象的。而這首先得假定盧布與其票面價值相等。沒有穩固的貨幣單位，則商業會計只能增進混亂。……

只有通過國家計劃、市場與蘇維埃民主這三個因素的交互作用，才能正確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註廿九）

官僚與革命

俄共的主要領袖對官僚問題在開始時不夠重視也不是完全偶然的。有位史家分析列寧之所以疏忽官僚問題，是因為他的整個社會分析只著重三大階級━━工人，農民與資產階級━━而沒有顧及官僚問題。但是，在一個工業部門已經國有化的國家，官僚是馴服於工農權力，甘當公僕，還是會變為主人，那實在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自然這不是說他們完全對官僚問題不懂。他們都熟知法國革命經驗，而且馬克思也深入分析過波拿巴特主義（即拿破侖稱帝現象），因此對國家官僚及其頭頭在兩大階級或不分勝負或兩敗俱傷的情況下，必將冒起這個歷史教訓不無認識，但是，事實證明他們的認識還不夠深，因為，畢竟法國經驗的參考價值不夠大。要知道，當時法國還處於現代工業社會的門檻外，國家機構對社會的支配力有限。何況，在資本主義的法國，社會資源主要落在私人資本手裡，而不是國家。所以拿破侖及其官僚，盡管專制，其為禍尚不致斯大林那樣大。反之，俄國當時盡管落後，但相比於1789年的法國，其國家機關所掌握的物質力量要大得多，何況它還實行國有經濟。所以，它一旦擺脫工農的民主監督，就難免發展為極權主義的怪物。此外，他們從前當然也估計到革命政權會最終被推翻，但是，他們一直以為最有可能推翻革命的是資產階級，就像1871年巴黎工人政府被資產階級推翻一樣。他們沒有想到會由一個特權官僚層以政變方式逐步埋葬革命。

不過，分析到底，俄共主要領袖的理論上的不足也不是偶然的。這畢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府，缺乏經驗在所難免。何況，即使當時他們能從一開始便注意官僚問題，也不能說墮落就一定能避免。畢竟，這個孤立的工人政府當時的處境太險惡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反對它；饑荒與經濟破產；農民騷動；工人階級渙散了；疲倦了━━在這個情況下官僚勢力之坐大是難免的，盡管其勝利並非絕對難免。因此我們須要同時避免客觀主義的分析（不論列寧等有沒有犯錯，官僚墮落都是絕不可免）和唯心主義的分析（如果領袖們及早避免疏忽之錯，蘇聯就一定可以避免墮落）。歷史是由各種活的力量相互鬥爭所產生的。誰也不能確知其後果。我們頂多能說，如果列寧及主要俄共領袖能及早一致團結對付官僚化，那麼，蘇聯的墮落是有點可能避免的；即使其為不可避免，至少其墮落的深度與廣度會有所分別吧。

其次，雖然托洛茨基不是最早開始反對官僚，但是，在以後各個俄共領袖中，他對官僚的分析還是最深刻的。到了廿年代末，他已經看清，除了三大階級之外，官僚的獨立作用已經非常明顯。這就是為什麼當斯大林在1929年進行全盤集體化及冒險工業化的時候，也就是當他用盡一切「革命」與「社會主義」口號來全力打擊富農的時候，托洛茨基能保持冷靜頭腦，不像一部份後來投降斯大林的前左派反對派（例如拉狄克）那樣對斯大林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歡呼。後來看得很清楚，反資本主義本身並不天然有利於工人階級。還要看它怎麼個反法。如果是由官僚以行政命令去反，而不是由工人階級自己去反，其結果只是有利於官僚而已。要反得有利於工人，就必須在反的同時，進行反官僚及發揚工人民主。所以1931年托氏寫道：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把「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及其首創精神……放在首位。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不能不……同不受監察的官僚的巨大特權及特殊地位等等進行鬥爭。」（註卅）托氏的戰友賴可夫斯基也寫道：

主張同斯大林靠攏的前左派反對派份子「並未想到，不實現（左派反對派）綱領的政治部份（即民主），整個社會主義大廈就會倒坍。」（註卅一）

結語

托洛茨基這時也對俄共從1921年起至卅年代止的經驗作一總結，其中包含了一些自我檢討：

「禁止反對黨的存在之後，繼之以禁止（俄共黨內）派別。禁止派別的存在，其結果則是禁止一切與那『永不犯錯』的領袖們不相同的意見。經過警察之手製造出來的黨的『一致』，使官僚們為非作惡而得不到任何的懲罰，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註卅二）

在十月革命八十週年的今天，一切有志於工人解放事業的朋友，可以而且應該對斯大林毛澤東主義棄如敝履，可是，對於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卻不能這樣簡單。當時俄共雖然也犯過一些錯誤，但總的來說，其中不乏寶貴經驗。正如那位見證了蘇聯的墮落的無政府主義者Victor Serge說：

「有人說，所有的斯大林主義病菌，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布爾什維克主義那裡。我對此並不反對。只是，布爾什維克也含有許多其他胚芽━━其數量異常巨大━━，而所有曾經歷過第一次革命成功的勝利所帶來的熱烈情緒的人，都是不能忘記的。根據解剖學而在死屍上發現的病菌，來宣判他在生時的一切━━而其實他很可能自出生便已帶有這種病菌━━請問那是合理嗎？」（註卅三）

註釋

註一：國內史學界已經有人指出，（而托洛茨基早在廿年代末便已指出過），根本不是列寧提議斯大林作總書記。何況，那時的總書記一職只是組織性的工作，並沒有政治權力，根本不是後來意義上的「黨的第一把手」。

註二：October, 1917: Coup detat or social revolution, by Ernest Mandel, IIRE, Amsterdam 1992, p.33。

註三：Lenin’s last stuggle, by Moshe Lewi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8, p.53。

註四：《天鵝之歌》，鄭異凡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149頁。

註五：《革命的良心》，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著，高德平譯，北京出版社，1985年，182頁。

註六：同上，202頁。

註七：《列寧全集》第41卷，36頁及28頁。

註八：同上，101頁。

註九：同上，42卷，534頁。

註十：Power and Money, by Ernest Mandel, Verso, 1992, p.124。

註十一：同註三，p.123-4。

註十二：《列寧全集》，52卷，149-150頁。

註十三：同上，43卷，93-94頁。

註十四：同上，284-285頁。

註十五：同上，216頁。

註十六：同上，349-350頁。

註十七：Stalin, by L.Trotsky, Stein and Day, New York, 1967, p.365。

註十八：《列寧全集》43卷，340頁。

註十九：同上，364頁。

註廿：同上，378-379頁。

註廿一：同註四，126頁。

註廿二：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by L.Trotsky, 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75, p.80 and p.91。

註廿三：托氏在1921年的十大上批評工人反對派：「工人反對派以危險的口號站出來，他們把民主原則當成拜物教。他們把工人之有權選舉代表放到黨的上面，好像黨是無權伸張其專政，即使此一專政暫時同工人民主的一時情緒發生衝突」。這句話當然含有太多「由黨包辦」的思想。內戰本身需要許多嚴厲的集中措施，但沒有理由將之發揮為「理論」。見The Prophet armed, by Issue Deatscher, London 1954, p.508-9。

註廿四：《列寧全集》43卷，429頁及378頁。

註廿五：同註六，304至305頁；303頁。

註廿六：同上，470頁。

註廿七：Trotsky as Alternative, by Ernest Mandel, Verso, 1995, p.65-6。

註廿八：同上，p.67。

註廿九：《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托洛茨基著，劉鏡園譯，新生命書局發行，83頁至86頁。譯文有所修改。

註卅：Trotsky 1927-1940, by Tony Cliff, Bookmarks London, p.56。

註卅一：同註五，543頁。

註卅二：《被背叛的革命》，托洛茨基著。春燕出版社，95頁。

註卅三：Before Staliniism, by Samuel Farber, 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