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n Wood著　　丹心　譯

編者按：

本文譯自今年七、八月號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伍德（E‧M‧Wood）所寫的文章《勞工、國家與階級鬥爭》的後半部份。今年三月，《每月評論》舉辦了一個圓桌會議，邀請了一批工運活躍份子來討論當今工運界最關心的議題。其中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展對工人運動的影響，左派的反應以及工人在什麼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等等。及後《評論》更邀請一批作者撰寫有關文章，成為這一期的勞工特輯，本文就是其中一篇。

我們沒有把前半部份譯出，因為其中有關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實際情況的分析，早已在第44期的《先驅》有關全球化的文章中刊登過，所以不再重覆。

文章的後半部主要談到國家的作用，伍德認為，國家並非像某些左派或後現代主義者所說已變得無關宏旨；恰恰相反，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新的功能，它不但成為資本通向全球市場的主要工具，而且仍然是替資本在本國創造良好投資環境及抑制工運的主要工具。最後，伍德指出，這個發展正開啟階級鬥爭的新機會。

我要挑戰的不是有沒有「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是否切斷階級政治的基礎。我認為，全球化使階級政治更重要和更有可能出現，而非相反。

國家日益與資本的反社會作用合謀意味著國家將成為先進國家抵抗運動首要針對的目標，這就有可能抵銷資本主義某些離心的作用了。

來自各國的雷諾車廠工人的抗議表面上並不是針對國家的抗議，而只是跨國工人與跨國資本之間的衝突。但這個「歐洲示威」不僅僅是針對普通一個跨國老闆的行動，而是針對每一個有關的歐洲國家。

全球化這個概念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能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恰恰是因為這些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需要偽裝一下，使其中越來越直接和明顯的勾結關係蒙上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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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工人運動在過去從來不曾產生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強大得像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是英式工黨那樣的政治組織。雖然這情況可能在改變中，但美國的民主黨今天能夠為工人運動做的事情甚至比過去更少。不過，如果與歐洲最具規模的工人政黨━━不論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抑或是「勞工主義」━━那種完全跟自己的階級根源切斷的情況比較起來，美國的情況似乎並不比過去更異常。舉例，歐洲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黨派總的來說是已經放棄階級鬥爭及其用語，而最近在大選中取得政權的英國「新」工黨━━至少是取得一黨領導權━━亦想切斷它與工會運動的歷史聯繫。這，至少在目前來說，使英國成了近似美國模式的一黨制國家━━又或者像G. Vidal說的一個有兩個右翼的政黨。

儘管這些偽裝的左派政黨立場含糊，但它們的勝利仍可能會開啟新的政治前景。此刻，許多人似乎把工人階級政治的消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而過去傳統上由工人階級佔領的政治領域━━不論是革命的還是選舉的━━都不再存在了。甚至那些不接受所謂沒有選擇，或全球化無可避免等觀點的人似乎也說鬥爭的領域已不可挽回了。

關於全球化的政治含意的最重要的假設很可能與全球化對國家機器的影響有關。人們不斷告訴我們，全球化使民族國家不再重要。有些人認為再無事可為，另一些人則認為鬥爭必須馬上轉移到國際平面上去。但無論那一種見解，似乎工人階級政治都在被排除之列。

然而，我要挑戰的正是這種假設━━不是指有沒有「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是否切斷階級政治的基礎。我認為，全球化使階級政治━━一種直接針對國家和集中於國家的階級權力的政治━━更重要和更有可能出現，而非相反。

馬克思主義者一向強調資本主義增長的方式會促進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的發展。社會化生產和單一化工作，其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又是民族，超民族，甚至是全球的互相依賴━━這統統都被假定會大規模地產生工人階級意識及組織。甚至是國際團結的條件。但整個二十世紀的發展日益削弱這種信念。

工人階級無法實現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期望成為左派知識份子放棄社會主義或至少是尋求其他代理人的典型原因。近幾十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及後現代主義都先後為知識份子、學生、「新社會運動」以及除了工人階級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指定為歷史代理人（假如他們還相信歷史或代理人的話）。今天，工人運動完全在最時髦的左派理論及政治中消失，而「全球化」更似乎是對工人運動的最後一擊。

大部份人談到全球化的時候，似乎都認為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年代，工人階級（如果仍然存在的話）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分散。左派人士更認為沒有其他選擇，頂多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夾縫中透過各種特定的、分散的鬥爭取到多一點點的空間，這類鬥爭有時被叫作「身份政治」。

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有許多理由捨棄階級政治而取所謂零碎政治（political fragmentation）或身份政治，但肯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和所謂資本主義越全球化，鬥爭也越全球化這個假設有關。總而言之，爭論的焦點是：全球化是否真的已把權力從民族國家轉移到跨國組織及力量上去呢？而這又是否意味著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都必須在那個跨國層面上進行呢？

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由於大多數人覺得很難達到那種程度的國際主義，更不要說在那個層面上組織起來的可能性，他們得出的結論自然是遊戲已經玩完，資本主義永垂不朽。更可悲的是，人們已不再認為有充份理據去建構一個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一個包容和廣泛的政治力量，就像過去那些工人階級政黨所希望做到的那樣。換言之，階級作為一個政治力量，跟作為政治目標的社會主義理想同時消失。假如人們認為無能力在全球層面上組織起來，就只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向內轉，轉到自己本地的特殊壓迫。

當然，有些社會主義者仍然堅持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國際戰場上，他們相信社會主義鬥爭仍然可以繼續，於是他們提出以社會主義全球化來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其中有些人用「國際民間社會」作為鬥爭的新戰場，又或者用「全球公民」作為新的團結基礎，但我認為提出這種名詞的人就像在黑暗中吹哨子，因為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種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策略。所以當有人向我宣揚國際戰場才是社會主義者唯一的出路時，我會把這話翻譯成：反資本主義鬥爭已經完蛋。

資本主義的離心力

我跟這些人的結論完全不同，因為我從不同的前提出發。首先聲明，我對於資本主義的增長和工人階級的統一之間的直接關係時常有保留。大約十六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叫《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分野》的文章，裡面曾談到資本主義的離心力。跟傳統馬克思主義智慧相反，我認為在一個發展完備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剝削的結構會傾向於使階級鬥爭分散、內向和局限於本土的特殊鬥爭。當然，資本主義肯定會產生劃一化的效果，而其經濟的整合也肯定會為工人階級團結提供超越個別企業和跨越民族國界的物質基礎，但更即時的效果是在個別生產單位內體現階級矛盾，使階級鬥爭分散及本地化。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並非工人階級意識的失敗，而是對物質現實，對資本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的一種反應。

我認為這說明資本主義的政治問題在某個意義上也被「私有化」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裡，權威和統治的矛盾是直接針對地主及國家的司法和政治權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則轉而針對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雖然資本必須依靠國家權力來支持階級權力制度和維持社會秩序，但資本主義不是在國家內，而是在生產過程及其等級組織之中最直接地對工人行使其權力的。

我更認為這與一個事實有關，即現代革命都在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地區發生。在這些地區，國家本身就是基本的剝削者，例如透過稅收來剝削農民，這就使經濟和政治鬥爭很難分開。在這類情況下，國家成了群眾鬥爭的焦點。總之，與資本比較，國家機器是較容易見到和較集中的階級敵人。當工人與資本直接對抗時，通常的是以個人、個別資本或個別資本家的形式出現。所以甚至是無產階級革命，也較容易在工人階級與資本發生衝突的同時，又與其他前資本主義鬥爭（最明顯的是反地主及反國家剝削的農民鬥爭）結合起來的地區發生。

但當我說資本主義有分散鬥爭及使之「私有化」的傾向時，它似乎也同時存在一些新的抵銷傾向：資本主義市場在國際上的日益整合正把資本累積的問題從個別企業轉移到宏觀的範圍，而資本也被迫要更加依賴國家機器來為其累積創造合適的條件。所以，我指出國家日益與資本的反社會作用合謀這一點意味著國家將成為先進國家抵抗運動首要針對的目標，這就有可能抵銷資本主義某些離心的作用了（即分裂工人階級鬥爭及使其局限於本土的傾向）。

我提出這個觀點之前，從未聽聞全球化的說法，也不知道人們很快便把這個名詞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的國際整合會削弱民族國家和把資本主義權力的焦點從國家轉移開去。最近，人人更把全球化掛在唇邊，我則反對那種認為全球化促使民族國家日益無關重要的假設。我認為，儘管國家的某些功能可能正在消失，但它同時正在獲得新的功能作為資本與全球市場之間的主要管道。我認為這個發展的結果就有可能開啟階級鬥爭。八一年時，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可能的展望而已。

關於全球化的問題，有些是可以辯論的。例如，「全球化」發展到什麼程度呢？什麼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呢？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資本需要國家替它在全球市場上維持積累的條件，維持勞動紀律、提高資本流動的同時又能壓制勞動力的流動。在每個跨國集團背後都有一個民族國家作為基地。跨國集團一方面依靠它自己的國家來支持它，另方面也要依靠其他國家的幫助才能通向其他市場及其他勞動力。即是說，「全球化」的全部問題是：競爭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個別企業之間，而是全部民族經濟之間了。國家作為這種競爭的工具獲得了新的功能。

國家的新功能

即是說，民族國家不過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例如，美國資本若要在一個國家尋求「競爭」時，便會要求那個國家把社會成本壓至最低，同時要求它控制因缺乏社會保障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及混亂。另外，被視為跨國組織典型的歐洲共同體，為創造貨幣聯盟的條件時，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是主要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強迫其本國人民接受緊縮政策及隨之而來的困難生活，以配合單一貨幣所需的苛刻條件。因此每一個國家不但成為主要工具來壓制因這些政策而產生的各種矛盾，而且也是維持秩序及勞動紀律的主要代理人。其實，歐洲各國那種強烈的民族本能最終可能使整合泡湯，並非是不可思議的。儘管如此，這些民族國家在可見的將來很可能仍會扮演著中心的角色━━協助資本進入全球化市場的渠道，為資本累積創造合適的環境，以及作為反對內亂的主要防線。當然，這些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律是保持一致的，它們作為資本主義整合的代理人，一方面設計一套計劃以提高歐洲資本在全球化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擔當歐洲內部（在個別不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競爭的主要代理人。

在不同的地區，國家會扮演不同的角色：當資本跨國界移動時，國家禁止工人組織反抗活動。或者在發展較慢的資本主義地區，國家則替其他更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做輸送帶。不論是那一種情況，也不論以那一種形式，似乎國家在可見的將來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工具。自然，國家有可能會改變其形式，而傳統的民族國家一方面會逐步向那些更狹隘的本土國家讓路，另一方面又會向那些更大的地區政治權威讓路。但無論是什麼形式，國家仍是主要的。我懷疑，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那些古老的民族國家仍會扮演主要的角色。

那麼，國家的新功能究竟產生什麼影響呢？階級鬥爭的結果又是什麼呢？我提出的觀點，即在一個「全球化」的「彈性的」資本主義裡，國家的新功能正在使它成為階級鬥爭的目標以及工人階級團結的新焦點，是否證明是對的呢？現在就下結論自然是言之尚早，但至少我們注意到各地都有大批的群眾抗議和街頭示威，例如法、德、加拿大、南韓、波蘭、阿根庭和墨西哥等等。我不想對其中的影響談得太多，但它們的共同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毫無疑問，大多數人會認為這現象與全球化有關。儘管我們對「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有懷疑，但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大家都同意的方面：現在每一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重建資本主義，重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競爭」的利益需要而大力消除各種社會福利。這正是我所說的那種國家與資本之間的共謀關係：不僅僅是國家從其改良的功能倒退，而且也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而不惜危害其他任何人，日益扮演重建經濟的積極角色。國家這種行為已驅使人民（包括差異極大的地區，如加拿大及南韓等）走上街頭反對國家的政策。

最近在法國甚至出現一種非常不同的群眾示威──參予者來自各國的工人抗議。那是由來自各國的雷諾車廠工人組成的反對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附近一間雷諾車廠裁員。表面上，這並不是針對國家的抗議，而只是跨國工人與跨國資本之間的衝突。但正如英國某報所說，這是第一個「歐洲示威」，那不僅僅是針對普通一個跨國老闆的行動，而是針對每一個有關的歐洲國家━━如法國、比利時、西班牙等等━━在各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重建資本 、為歐洲單一貨幣創造條件以及為工業提供補貼而大耍手段等。這個跨國界的工人階級團結事件說明了聯合行動的原則不僅僅是反對跨國集團的剝削，而且也是反對那些為資本累積創造條件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反映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事件中，工人要反對的政策恰恰跟其他地區反對其政府政策屬同一類。譬如，跟雷諾車廠抗議差不多同一時間，德國礦工也在波恩抗議他們的政府取消對煤礦業的補貼。即是說，兩個事件所涉及的主要都是政府應否補助工業的問題。這再一次說明，歐洲這些特殊的壓力其實不過是整體重建計劃的一個特別例子而已，其中無論美國、南韓、德國或法國都是國家的主要代理人。

Sam Gindin認為全球化實際上已造就了新的鬥爭機會。「一國或國際經濟的重建將帶來各個組成部份、各種服務、專業化及少存貨制度﹝lean inventories﹞的高度整合。」這使某些跨國企業會比某些本地、地區性及全國性的鬥爭更脆弱。我說的正是這種整合使國家在許多方面來說比過去對資本更重要。不論是什麼方式，資本與國家之間的共謀關係在許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密切。那正是使先進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每一個個別國家成為衝突及階級鬥爭的潛在焦點。

所以現在根本不是左派放棄這個政治領域而選擇零碎政治，或是一個完全抽象的國際主義的適當時候。假如國家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那麼，國家，尤其是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國家就仍然是阻擋全球化最強大的機器。假如國家是資本轉移到全球化經濟的渠道，那它同樣也是反資本主義力量切斷資本的生命線的手段。舊式「凱恩斯主義」的干預現在可能更少效用了，但這正說明政治行動不能再簡單採用干預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問題更多是物質生活必須從資本主義邏輯分離出來。短期而言，政治行動不能被引導到只為資本提供物質剌激，使它能做些對社會有建設性的事情，或透過設立「安全網」來補償資本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政治應該是關於怎樣利用國家權力來控制資本的流動及其分配，和逐步透過民主方式來決定如何處置經濟剩餘的問題。即是說要採取一種與資本主義競爭和利潤掛帥的邏輯完全不同的社會邏輯。

結論

組織反資本主義鬥爭其中一個主要難題是資本通常不是單一可見的目標。而「政治」和「經濟」範圍在形式上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特性━━在那裡剝削透過表面上是兩個「平等的」法人之間在一個勞資契約中「自由」交換，而這種關係又透過一個非人化的「市場」為媒界的。這個特性使國家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中立」的。它對勞資之間的日常對抗的干預不容易為人所見。但假如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而且採取所謂「彈性」、「競爭」和「全球化」的政策的話，資本的權力在某個重要意義上更集中於國家，那時二者勾結的透明度也日益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使用「全球化」這個詞時需要十分小心的主要原因。我們須避免把這個詞說成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來代替歷史上特定的資本主義過程。資本主義對人類和自然資源的剝削是透過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直接合作和唆使而達成的。我認為，全球化這個概念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能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恰恰是因為這些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需要偽裝一下，使其中越來越直接和明顯的勾結關係蒙上神秘色彩。

假如國家日益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目標的話，那麼它也可成為本地或本國階級鬥爭的焦點。國家不但成為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防止內部分裂，而且也可成為工人運動及其區內同盟者的統一力量。同時，當每個國家都按照相同的破壞邏輯，那麼每一國反對這個共同邏輯的鬥爭便成為新國際主義運動最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