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期

全球化下的文明衝突 ━━誰的文明?誰的衝突?

陳奕齊

《先驅》第47期,19981

在台灣頗有「人氣」的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93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一篇《文明的衝突》,因而造成廣泛的討論,並於去年以該文立論為經緯,旁徵博引並加以闡釋而推出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台灣也於1997年翻譯成中文版。同一時間,台灣的媒體也開始出現一些譴責不遵守人權(西方人權?!)的東南亞國家的文章。但若將這兩件看似關聯不大的事件做一接合和配搭時,其實不難發現箇中的些許奧妙。

杭延頓在台灣之所以有人氣,相當程度是來自於他對於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間關係的解釋,合理化了國民黨現狀的基礎,因此,他在台灣的人氣是被捧出來的。但這不打緊,有趣的是,這位深受台灣愛護的學者看到隨著全球化而來,而日益加劇的文明衝突,而憂心忡忡;這種焦慮也促成他作成了退縮到各自文明社區內並大門深鎖的結論。因此,為了解決這些造成「我們」深愛的學者的困擾,當然要去抨擊這些不遵守(西方)人權的國家;職是之故,「亞洲價值,可否凌駕世界人權?」等等類似的爭辯也就在此脈絡下而得以時常在媒體的某角落中發現。

在這相似的文章中總是不脫對於前一陣子的東協會議中,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將矛頭指向《世界人權宣言》,並獲得東協國家的普遍支持一事提出批判。並且其基本立論通常為: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普遍性的基本原則,其實是無懈可擊的。但個人認為箇中的拉扯其實並沒有如此簡單。

政治經濟

我想在人類社會中,沒有純粹的經濟事實,必然都是政治經濟事實。誠如,密立班(Ralph Miliband)所言,沒有所謂的純經濟學或政治學,只有政治經濟學。因此,當我們將人權的問題當作是純政治性問題來看待時,並不能掌握問題的真正本質;同樣的,當我們視國際貿易為純然的經濟事件也無法透視問題核心。

事實上,東協國家對於世界人權宣言之所以反感,相當程度乃在於第一世界國家將「世界人權」與「國際貿易」二者進行扣連。尤其,當全球化的潮流以沛然莫之能禦的姿態席捲全世界的同時,東南亞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仗恃著其所擁有的豐富、便宜的勞動力來作為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法則的基石,而將先進國家的經濟打的潰散。NICs與美歐國家的心結乃在於廉價並缺乏任何勞動標準保障的勞動力可否作為一國的天然要素稟賦(endowment);至此不難發現雙方骨子裡的盤算。NICs 爭論美歐國家對這些人權的說詞只是隱含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心態,因此認為這種由西方國家挪移而來的絕對性標準忽略各國獨特的歷史發展與文化價值,並扣與西方國家一頂「帝國主義」的帽子。而當美國苦於其國內貧富懸殊(inequity)日益的拉大和歐洲失業率的居高不下,並發現起因可能來自於NICs在國際上進行的「勞動傾銷」(labour dumping),這些傾銷正代表著NICs對於其勞工的極度剝削,第一世界國家當然必須以義正嚴詞的口吻來抨擊這些違反人權的國家。這種保護主義VS.違反人權、社會傾銷VS.比較利益……等等交相指責的姿態、互扣帽子的行徑宛如一齣羅生門的戲碼;因此,如杭廷頓主張的重歐(白人世界)或迫不及待的跳入西方陣營裡頭來一同指責某某國家的違反人權都將無濟於事,並且更是無視於全球化下的勞動階級的處境。

打破僵局━━認識論的重建

從上的分析不難發現,此問題所牽扯的利益糾葛並不是去證明「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普遍性的基本原則」到底有無可疑之處,即可解決的。其實,當我們主張某項權利為基本「人權」(human right)的一部分時,似乎說明這項權利的存在是天賦般的先驗存在,不容質疑。我想這種天賦般先驗存在的說法當然會遭受東南亞國協的抨擊,因此去伸張人權,不如從「權利的取得」的思考向度上進行思索,亦即從認識論上著手,以所謂民權(civil right)之概念的角度去思考來得更貼近於實際,也預示了一個解決兩造擂台對打的可能性。因為,民權概念的提出在意識形態上說明權利的取得並非天賦的,而是來自於人民的打造,而這種打造跟一國的歷史與政經發展所模塑出的價值息息相關。

首先,將人權的範圍鎖定在核心標準,這些核心標準以結社、組織與集體協商等權利為出發,這些標準並非本質性的存在,而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共識,這不僅將兩造的差距認知縮到最小,同時也去除了後現代最常詬病的本質主義。因為,權利或勞動標準的範圍是勞動階級在國家歷史發展脈絡中的打造工程,集體性權利的給予是勞動階級的打造工具,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絕不能加以剝奪的(將集體權利視為人權範圍的主要核心,指涉了集體權利是一程序權利(procedure right),當中隱含著多種標準與權利的可能━━只要勞動階級有足夠實力)。

此外,這免除了各國因為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所帶來適用一致性標準的難處;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勞動階級是在當地的發展水平和脈絡下進行鬥爭,更是貼近於當地的實情。如此,這種方式也去除了對「帝國主義染指亞洲價值」的恐懼。

文明的衝突━━誰的文明?誰的衝突?

對於亞洲價值到底可否凌駕世界人權的爭辯,只是落入道德化批判的窠臼中,只是掉入國家間利益衝突的砲火煙硝中,也才會因文明衝突而產生焦慮,而掩蓋掉對於全球化下勞動階級的共同困境的認識。是故,站在階級的立場,我們應該跳脫出以批判化的道德要求每個國家確實遵守核心標準(甚至採取貿易制裁的手段),讓每個國家、地區的工人組織、社區組織有力量與武器來作為權利範圍的最後仲裁者。

不過,集體權利的擁有與集體權利是否能夠真正的行使並非是一對一的關係,我想,這之間的關係才是問題的重心所在吧!!

199712

分類: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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