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衛平

《先驅》第45期，1997年8月

一九八九年我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七年後的今天（1996年8月），我們終於首次返回中國。至十月為止，我們分別在中國內進行了三個多月的實地考察。從而直接或間接感受到祖國七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是我們身在海外而難以想象的。因此，我們必須以冷靜客觀的態度來報告國內的一切變革。

宏觀概論

首先要報告的是，我們重新步入國門後的直接感受。這些感受是宏觀上的概括之論，也是我們的第一感受。我們所到之處，不論是大城市還是鄉鎮、農村，給人的感覺是萬物更新。尤其是在一些縣城或鄉鎮，已完全找不到過去那種陳舊落後的感覺。展示在眼前的完全是一些現代化的小城鎮。一些大都市也面目一新，很難再找回過去的痕跡。例如首都北京，雖然在步入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甚至令人感到壓抑。但總體來說，人民生活水平比七年前確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均收入由七年前的幾十元人民幣月收入提高到幾百元甚至上千元，扣除通貨膨脹等因素也比以前大有改善。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也已遠遠超過了七年前的水平。這一切的變化，在北京市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

這種變化在全國是很普遍的。例如，雲南省曲靖地區的陸良縣。該縣在雲南雖屬不上是最窮的縣，但也算是窮縣之一。過去凡到過陸良縣的人都有一種共同感覺—髒、亂、破、窮。直到七十年代末，當地一斤全國糧票就可以換到八個雞蛋。毛澤東詩詞中曾有一段「芙容城裡盡朝暉」，在這裡卻被改為「陸良城裡盡招灰」；可見其髒亂的程度。

而今再到陸良，其變化令人驚訝。如前所述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原來只能供兩輛汽車勉強對駛的馬路，如今已變成可供六輛汽車並行對駛的現代化公路。兩旁原有的山丘荒嶺已建成許多現代化的住宅，就一般的住宅水平而言，其居住面積和條件已經超過西方國家的水平。這裡居住的絕非是貪官，而恰恰正是一般的工作人員。房產權屬私有，都是他們自資買下的。十幾年前，他們的月薪每人不過幾十元人民幣而已；今天的生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現在整個陸良縣城，已基本具備了現代化城鎮的規模，現代化的電器、電腦設備，交通、私家汽車、建築等等；街道不再塵土飛揚。一位鄉下賣梨的農民在閑聊時說：過去他們全家務農，除了上繳國家之外，每個月的全家收入最多只能剩下幾塊人民幣，有時甚至只有幾毛錢一個月。雖然那時的物價便宜，但卻要靠這些錢養活全家，每天只能吃一些鹽水土豆。另外再靠自己種的青菜度日。家裡住的是一個土製的木板隔樓，下面養牲口，上面住人，又髒又臭……今天，他們蓋了一楝小洋樓，再不用人畜不分的住在一起。他們全家的收入靠副業（養豬、牛、雞、鴨、魚和果樹）。平均每月可收入一千多塊人民幣，扣除上繳國家和集體全部資金和物價差，再扣除全家人的生活開支，他們每月還可淨存五百塊人民幣左右。在他們鄉裡，他只算得上是中等水平……的確，街上再也找不到一個身穿破爛衣服的農民了。和往日的陸良縣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經濟改革開放造福了陸良人。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實例。事實上，這種變化在中國絕非僅有。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較改革前的確是在提高。陸良縣的變化就是一個驗證。在全國來說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為這裡並非改革開放的優勢地區，而恰恰是在我國西南的邊遠地區；談到陸良縣的變化更非是以點帶面。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去肯定這一變化的結果。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對祖國近年來宏觀上的積極因素及其所取得的變化而感到驕傲。

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也同樣沒有理由不看到自己在改革開放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實地考察中，我們也實實在在地了解到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在此，我們也將分別報告如下。

農民在變「窮」

八十年代初，農村在國家經濟改革中邁出了第一步，再次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和城市相比，首先致富的當然是農民了。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它的重心轉移到城市之後，務農與其他行業相比，收益卻在大幅下降。十年之後，同在改革的道路上，農村再與城市比較，農民有明顯的「貧窮」化的趨勢。如果這種變「窮」是由於一時一地的自然災害，或是經營不善，倒也不足為慮。令人不安的是，這種變「窮」已在農村普遍起來。究竟何以如此？我們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希望能夠從中找到答案。

改革進入九十年代之後，我國糧食連年豐收，但農民的收入卻在連年下降。原因在於工商業的發展導致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升的幅度，超過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升幅。加上各種稅收，強行攤派徵款，農民賣糧的現金不兌現（打白條）等，令農民造成很大的壓力，負擔太重。據統計，1989年我國糧食總產為4,076億公斤。從91到93年的糧食總產量分別為4,462億公斤，4,353億公斤及4,450億公斤。雖然產量有所增加，但不少地方卻增產不增收。有的甚至減收。安徽省對1,408個樣板戶的調查顯示：進入90年，人均售糧比89年增加21.1公斤，但人均收入卻減少了10.12元。

八十年代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分別由15.1%降到4%。糧食產量在連年增長，1989年的糧食產量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又連年豐收。但人均收入增長率卻只有0.7%，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農民出售糧食，有一部份得到的又是「白條」而不是現金。各級部門都花了很大的力氣想解決白條問題，但因資金難以到位，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另一個是自然因素。自89年以來，即使連年自然條件較好的江蘇省，農民人均實際收入水平也連續多年下降。農產品價格下跌，農用工業品價格猛漲，種植效益又繼續下降。自然，再與城市人均收入連年顯著增加的情況相比下，農民不但沒有致富，反而變窮。

江蘇省皋市吳銃m蔡XX一家五口全年收入為1,000多元。交了產業稅43.7元，增產稅12.2元，水利資源費7.5元，水利自籌費10元，廣播事業費5元，普法經費（註一）5元，聯防費（註二）2.5元，鄉統籌費（註三）20元，勞動積累（註四）110元，兩金一費（註五）132.5元，四錢上交（註六）60元，農業建設費25元，農田水利預交50元，生豬保險費25元，自行車稅5元，共計510.4元，這裡還不包括建校費與集體醫療費。同時，村裡還規定逾期交納還要加收5%的滯納金。有的地方收費名目還多，還有甚麼黨建費、洗澡票費、民兵訓練費……等等。

興化市合陳鄉樊XX一家五口，一年田裡收入除了成本淨得656元，而各項負擔合計卻共達710元（其中不包括種棉保險金）。若不是兒子農閑，在外面做工帶錢回來，全家人根本無法生存。

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僅農業稅和集體提留（註七）兩項就連年上升。1990年比上年分別增長了9.5%和21.3%。1991年又比上年增加了10.4%；1992年之後，農民的負擔又在繼續加重。尤使雪上加霜的是各種名目的強行攤派，有的縣向農民伸手收費的部門竟有二十多個，項目達一百多種。1991年底，國務院頒佈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動管理條例》，規定農民年度承擔費用總數，必須控制在上年人均收入的5%之下。但是，很多地方都已大大突破。有的地方竟然高達30%以上。遼寧省對60個縣做了調查，有28個縣農民負擔超過了國家規定指標，有的縣市超出了18%，人均負擔200元。江蘇省64個縣市，去年農民負擔超過指標的有40個縣（市），人均負擔達25%的縣（市）有四個。

農村在振蕩

發展經濟，百業俱興；農村是重要的資料和資金的來源地。但是，是否取之有度，用之科學，這不僅關係到我國能否休養生息、農村能否穩定發展，也關係到總體經濟能否穩健發展的問題。但是令人吃驚的是，我國吉林、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蘇等眾多省份，在向農村徵繳錢糧時卻相繼發生了惡性死人事件。

1993年6月20日，四川省三台縣方井鄉農業社長和鄉長帶人到文明村的農戶催款，30歲的資仍俊說，太重了，給不起……社長說：你嘴硬也得給。爭執中雙方動手起來。結果，社長被打死，鄉長被打傷……據調查，該鄉農民除農業稅外，提留和攤派人均86元，佔上年人均收入的31%。像這樣把徵收幹部打死、打傷的事件極為罕見。為數不少的農民是採用自殺的方式來抗議負擔過重，抗議徵收幹部粗暴的行為。在此報告中，我們將自1993年相繼發生的各種案例報告如下：1993年7月6日，安徽省瞧寧縣關啟鎮韓寨村農民王永生點燃了炸藥包自盡，王永生當時年僅26歲。他的父親說：在出事前兩天，村幹部說要交提留小麥，但只是口頭通知了幾家，並沒有開村民大會，也沒有逐家通知。今年正逢乾旱，隨後又遇到蟲災，麥子產量降低，他家只收了三袋小麥，一家三口都不夠吃。7月5日，關廟鎮鎮長、鎮幹部等八人，坐著四輪機動車突然來韓寨村催要提留糧，宣佈今天就交，並隨意增加30%的處罰，今天不交還要再增加處罰。王永生沒交的提留糧為84斤，由於妻子難產住院已經花了一千元，生活十分艱難。他父親和哥哥幫他交了36斤，還欠48斤。王永生想以錢代糧，但手上一時沒有錢，便叫妻子回娘家去借。

6日上午，妻子借錢還沒有回來，副鎮長和村幹部便進村催交提留糧了。他們還大張旗鼓地宣稱：欠一斤小麥交一斤半，沒糧就以錢代替，每斤0.45元。一下子便在原來的任務上增加了50%的處罰。他們帶著平板車，扛著釘耙，如農民不肯給，就強行灌麥（註八）。當時王永生家裡沒有人，他們就用釘耙將門撬開。徵收幹部們先到了農民韓XX的家，家裡只有80歲的老母親，沒有糧食，他們就搶去23張羊皮，但還說不夠，硬要抬走他家的一張雙人床來頂「債」，終被村民制止了。王永生的父親王春德找到主任，說明他和二兒子多交的36斤是幫永生交的， 算在永生身上。副鎮長說：那不行，誰也不能代交。你們多交的等以後再算賬。

王春德急忙到村南找回王永生，王永生對幾個幹部說：我小孩的媽去借錢了，回來一定給。你們不要灌我家的小麥。幹部們說：現在就要，還要加50%的處罰。王永生無可奈何，只好說：我現在就找村裡的人去借：……副鎮長說：「不行，你走我們就灌麥!……」王永生不敢走遠，去大哥家借，大哥又不在家，他立即趕回家時，見家門已被撬開，幾個人已灌了半袋小麥。永生上前質問：「我去借錢，你們為甚麼還要撬開門灌麥?我今年麥子不夠，你們灌去了，我一家三人就要餓肚子。你們可憐一下我們吧，我保證交錢還不行嗎？」

幹部不同意，仍然搶灌。王永生上前拉住自家裝麥的口袋，一個鎮幹部狠狠打了他兩個耳光，小分隊隨即擁上來幾拳把他打倒在地。王永生從地上爬起來吼道：「你們出去，這是我的家!」小分隊的人根本不聽，繼續灌麥。

王永生衝進自家的西屋，低頭抱著一包炸藥，手持兩節電池走到幹部面前，大聲問道：你們走不走!?幹部沒有動，小分隊仍在搶灌麥子。王永生接通了電源，一聲巨響，王永生當場死亡，四名幹部輕傷。

對峙

安徽省恆泉縣西南韋寨鎮一村，93年1月，鎮、村幹部到村裡徵收錢款，數名農民聚集在村口，用打野兔的獵槍打了10多個小時，使幹部無法入村，其中有五人受傷。

江蘇省泗陽縣張圩鄉，1991年人均上交90多元。1992年已上升到人均120多元，群眾一年辛苦所剩無幾。村民於1993年11月開始向鄉、縣兩級政府反映，但都毫無結果。12月17日，八個村的300多農民群眾集體到淮陽市委、市政府上訪。市裡派來以信訪局、農工部（農村工作部）等部門組成的工作組赴鄉調查處理。結果從19個項目中核減、清退不合理負擔50多萬元。其中鄉級退款32.1萬元，人均退款17元。群眾對鄉裡退款較滿意，但對村裡收去的一部份錢的去向仍很懷疑。1994年1月，三個村派出50名代表第二次到市裡上訪。春節後，鄉裡成立了以鄉長為組長的理財小組，農民王保業、王業偉等人為群眾代表參加了理財小組的工作。清理中發現有20多萬元不知去向。此時，鄉裡不准繼續清查下去，幹部和群眾之間出現僵局。3月18日深夜12點多鐘，一名副鄉長帶領縣公安局隊長等人來到王業偉家，說要查戶口。門還沒打開，兩名公安人員已經翻牆入院並要將王帶走。王妻大叫「抓賊！」鄰居聞聲而來，責問公安人員：「你們憑什麼抓王業偉？他不就是上訪過，講過幾句公道話嗎？」公安人員只好放人。群眾留下了那位帶隊的副鄉長不讓走，讓他講明抓人的理由。副鄉長說了受命的經過，但沒有講明抓人的理由。次日早晨七點多鐘，20多名公安人員來村「解救」副鄉長。一名周姓婦女上前阻擋：「不說清抓人的理由，副鄉長不能走。」周女當即被公安人員抓走。此舉引起群眾的公憤，當天中午，幾百名群眾集結在綜合治安小組要求釋放被抓人員。雙方發生了衝突，數十人被警棍、皮帶打傷，12人被抓，中有11人被打後答應不再上訪才被放出。事發後鄉裡召開黨員擴大會議，鄉領導在會上說：「還有七名帶頭上訪理財人員跑掉了，要抓回來。」

同年五月，安徽省水災之後的第一個豐收年景，泗縣長溝鎮經縣委批准，確定當年鎮內各村提留款與鎮統籌費人均23.4元。同時代收各種稅費合計25.34元，這兩項收費相當於150斤小麥的價值。長溝鎮政府佈置徵收任務時，要求人均要交300斤小麥，並要求村裡將賣麥的單據交鎮政府統一計算。朱彭村在此基礎上又規定每人再增繳150斤，按當時的價值計算為43.10元，實佔上年人均收入的30.6%。

麥收之後，朱彭鎮四個自然村的農民僅用了兩天多時間，就交齊了人均300斤的任務。群眾說這是應該交的。但村裡另外加收的人均150斤小麥，許多農戶都不願交。

七月初，村裡組成了十多人的徵收小分隊（每人每天補助10元），由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帶領到各戶強行徵收。在卜村收了兩天，大部份農戶被強收去，有糧拿糧，沒糧就搬縫紉機、電視機。農民卜先風的妻子剛剛病故，家裡困難，小分隊強行抬走他家的縫紉機，搬出60多米遠，才被群眾阻擋住。還有十多戶就是不肯多交150斤的額外糧，他們的理由是：村裡賬目幾年來不公開，開支混亂，有些村幹部家和親屬幾年沒交徵購糧，白吃白喝，白條子太多。他們要求村幹部算清賬目，公佈於眾，應該開支的，該交多少，再交多少，不能不明不白地把糧食交給村裡。但村幹部不答應。村黨支說：「不交，我弄人來治你們，看你們的胳膊能不能擰得過我的大腿！」

第三天，鎮裡果然來了幾名幹部幫著收，但收了一天也沒收到糧。中午酒足飯飽後，幾名幹部來到莊東頭的卜慶杰家。他家只剩下了麥種但也要徵去，卜慶杰不讓，一名幹部喊道：「你個搗蛋的！」衝上去就打，幾名幹部也圍上去要「治」他。幸而莊上的村民趕來，把鎮幹部團團圍住而無法動手。鎮幹部胡XX氣著說：「你們阻礙徵糧，我要叫派出所來逮你們！」同時記下了莊裡「不肯交糧和阻擋徵糧」的幾戶人的名單。

第四天早，莊由每戶一人，組成40多人的上訪團來到縣城找戴縣長。他們沒有找到縣長，卻打聽到三年來縣裡批准的提留糧分別是：53元，46元和48.4元。而村裡向農民徵收的糧款均在130元以上，人均超出94.7元以上。人們才明白，原來是被村幹部們暗中層層加碼。

經過反復多次上訪，均沒達成任何協議，縣、鎮幹部一直以各種借口拖而不辦。7月23日，莊上農民突然得到消息：村幹部已將多收的糧款偷偷賣掉了50麻袋，部份已經被卡車運走。

第二天一早，7月24日，莊上再次自發組成40多人，開著四輪車到了村部，把剩下的12,630斤糧食拉回莊裡，暫時存放在一個農戶家裡，留等鎮裡來人處理。

村幹部將此定為「搶糧」事件，並立即報告了鎮政府和鎮派出所。派出所指導員（即派出所黨支部書記）等一行人坐警車，帶著手銬、電棍來到莊上抓人。群眾圍住了警車，使他們無法行動，被列入黑名單的人才趁機逃脫。

7月25日一早，幾乎全莊的男勞力都上了四輪車，再次到泗縣縣委、縣政府上訪。縣政府秘書記下了群眾提出的要求：一，鎮上不要再去莊上抓人；二，清算1990年以來的賬目；三，把去年尾欠每斤加收的0.15元退還給群眾；四，把今年多收的小麥退還給農民。

下午，人們終於在縣政府攔住了戴縣長，縣長打電話叫來了鎮長和黨支書記。郭鎮長說：「鎮上已派人去清了賬，他們不同意清賬的結果。」（清賬維持了村裡多數農民糧錢的原狀）縣長對代表們說：「回去再不服從清賬，再扇動上訪鬧事，我隨時可以拘捕你們。」代表卜金銀說：「只要公正處理，殺頭也沒關係。」縣長記下了代表名字後，仍然把事情交給鎮領導去處理。當代表們還在縣裡上訪時，鎮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又開警車到莊上來過，因為要抓的人當時全在縣裡，所以沒抓到人。

縣、鎮領導一直沒來處理問題，村民們十分不安，又派了12名代表去宿州地市上訪。鎮上派出所的警車一次次來莊抓人，莊上人心惶惶。

8月5日上午，警車又開到了莊頭。這次來的是鎮黨委副書記、法庭庭長、派出所副所長、鎮司法助理和法庭辦事員，加上一大堆村幹部，氣氛森嚴，陣勢不比一般。

他們先找到卜慶銀（以上黑名單），法庭庭長說：「你找兩輛四輪車，先把糧食拉回去，然後聽候處理。」卜慶銀不肯，鎮黨委副書記教訓他：「你要知道，從古到今有群眾鬧事勝利的嗎？結局都是失敗的；我看你還是趕快找車把糧食送回去。」

莊上17歲的卜光輝是「搶糧」事件中開四輪車的人之一，幾天都跟著上訪。他父親是個老黨員，對他管教較嚴。他幾天來提心吊膽，鎮上來人也曾點過他的名，他很怕自己被抓走。這天他回到家中，親眼看見派出所、法院的人用電棍威嚇卜慶銀的情景心裡害怕，便躲在屋裡喝下了100毫升的樂果（國產農藥）。當他哥哥進屋奪去藥瓶時，他已喝下去了。母親跑進來，卜光輝哭著說：「喝死就不會被抓去了，不讓電棍搗了。」

家人急忙把他拖出，準備找四輪車送鎮醫院。鎮黨書記見此情景，說：「用派出所的車送一下，比四輪車快。」但人被抬上車，家人卻被趕下來，車門被鎖上，車也不肯開。派出所的人說：「不抓到人就不開車。」

卜光輝的母親求派出所的人：「要錢給錢，要油給油，快送孩子去搶救吧。」約二十分鐘過去，家人急，群眾怒，喊著：「再不救人就砸車！」司機這才把車門打開，群眾找來四輪車將卜光輝送往鎮醫院。

經搶救後，由下午開始，卜光輝神智清楚，能與莊上的人談話了。天黑之後，莊上的人離開了醫院各自回家。半夜11點30分左右，派出所李副所長坐著警車拉著警笛來到醫院。他甩開卜光輝的哥哥，直走到床邊，火著聲問卜光煇：「誰叫你喝毒藥的，是不是卜慶銀，卜現勝（兩個黑名單上的主要人物）叫你喝的？」卜光輝說：「不是的，是我自己喝的。」李副所長連問了數遍：「誰叫你……是不是……」躺在床上正在輸液的卜光輝嚇得渾身發抖，還是回答是他自己看到派出所天天抓人，一時害怕喝了藥，不是別人叫他喝的。李副所再次勵聲問道：「誰叫你……」

卜光輝抖著聲說：「要是他們叫我喝的，我不是我娘養的。要是懷疑別人叫我喝的，也不是他娘養的……」

李副所長揮起手要打他，但沒有打下去。卜光輝的母親衝過來說：「他正在服藥搶救，你還這麼嚇唬他。」副所長轉向卜母，氣急敗壞地罵道：「你媽的B，少說廢話！……你再囉唆，我就把你抓走！這孩子不要給用藥，死了他個熊，死了我頂著！」說完便轉身進了護理部辦公室。

卜光輝嚇得在床上哭，夜裡常常驚叫：「大蛇!大蛇!」第二天神志不安，見人就問：「派出所的人還來嗎？……我還以為派出所又來抓人哩！」夜裡總無法安寧。第三天，大小便失禁……卜父去找院長，院長看過用藥紀錄之後暴叫：「這用藥是誰改了，阿脫品一小時用五毫升怎麼改成兩小時用五毫升啦？」卜母急昏過去。約十小時後，緊急搶救無效，卜光輝死亡。

卜光輝的父親和莊上人到縣公安局報案，但鎮派出所，鎮幹部已先行了一步在裡面作了「匯報」。縣公安局長對卜的家人說：「糧食沒扒（繳）的還要扒，人沒抓的還要抓，小孩死了不聽處理（鎮裡匯報的按普通自殺案來處理），叫民兵弄去火葬。」

後來，巧遇安徽省人大主任來長溝鎮政府了解其他事情。卜父闖進反映了情況，宿州地委（黨委），行署才派人來調查。經查，該村三年均向群眾多徵收了3,000多元。兩年吃喝招待耗去2,400餘元，並查實村黨支部書記貪污2,000餘元，還有大量的白條子開支難作定論。

註釋

註一. 普法經費━━普及法律教育費用。

註二. 聯防費━━地方保安團體與公安聯合安全防衛經費。

註三. 鄉統籌費━━鄉政府用於公益事業和對農村經濟管理的費用。

註四. 勞動積累━━除農業成本外，剩餘部份的利潤積累。

註五. 兩金一費━━公益金、公積金（公共積累金）用於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一部份費用。

註六. 四錢上交━━地方性土地政策，強行收費的名目，無明確解釋。

註七. 提留━━向農民強行徵收的項目，全名為「集團提留」，用於鄉、鎮、村基層管理部門的各項開支。

註八. 強行灌麥━━土語，強行將農民家中的糧食灌進收糧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