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

《先驅》第45期，1997年8月

劉健威先生在明報發表了一篇《七一民運遊行鬧劇》，指責當日一群青年學生在集會開始仍打鼓唱歌，「刻意干擾大會」。由於先驅社社員當日在初時也參與唱歌，所以劉文也側面地、客氣地作了批評。

首先要指出，說當時所有有份參與唱歌與打鼓的人都是「刻意干擾大會」，恐怕不符事實。事實是，當時許多剛到的唱歌者都不知道集會已經開始，所以才會繼續唱歌。之所以出現這種誤會，一方面是因為集會沒有等後半部遊行者到齊便開始，另一方面是因為集會音響不足，令到許多人不知道集會已開始。所以，對許多參與者來說，談不上什麼「刻意」干擾大會。

劉君也同意，學生這樣做是要發洩不滿。不滿什麼呢？不滿支聯會「老由幾位領導讀讀宣言，領呼口號━━這也是對權力的無限戀棧」。只是他認為異見者只應在支聯會內去反對，不應「將矛盾帶到大會來」，即不應在集會時另外唱歌。

在群眾集會中，即使有反對意見，也應當以不干擾集會為原則，這點我贊成。不過，如果把這句話進一步引伸，以為對於支聯會領導的作風，只是支聯會所有成員團體的內部事情，所有非支聯會成員根本沒有過問的任何必要，那可就錯了。

劉君也承認支聯會要「自我反省和更新」，但是，他恐怕學生那樣做只會以「小權力」顛覆「大權力」，而非「為了打散權力」，即非為了促進民主。可見，他也十分關注民主運動的內部民主的問題，關注到什麼路向與辦法才能促進民主而非淪為少數人奪權的工具。把問題提到這樣一個高度，這很對，然而，如果真要從這個高度去評論學生或整個事件，我們只能得出所有關心民運的人都有必要思考及過問支聯會的作風問題的結論，而非相反（盡管非支聯會會員的關心與過問方式同正式會員會有所不同）。要知道，什麼藤結什麼瓜。如果民主運動本身也充滿父權式的專斷作風（否定民運同婦女運動有密切關係，本身就是典型的父權壓迫），也竟然出現「對權力的無限戀棧」的現象，難道這不值得人們擔心嗎？這樣一種內部欠缺民主與寬容的民主運動，如果他們的領袖將來當政了，難道不是也大有可能成為另一個專制者嗎？如果對於那無權無勢的學生，劉君也要人們警惕他們是否只為奪權而非「為了打散權力」，那麼，根據同樣邏輯，難道我們不該對那多少享有權力的支聯會領導加倍警惕嗎？如是，豈不就說明，所有關心民運的朋友都有必要從現在起就開始討論支聯會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非置身事外？如是，豈不也說明，即使學生當日稍為過火，也不能簡單責罵為「鬧劇」，因為如果他們不是「鬧」了一鬧，又怎會引來有關支聯會的討論？又怎會引來劉君對支聯會的批評以及對少數人「奪權」的警惕？

支聯會的運作，包括舉辦群眾行動等，是否符合民主原則，這並非小問題。我們不要忘記，當年中共反對國民黨，也是高舉民主旗號；可是，從1927年起，中共黨內民主就迅速消失，變成領袖獨裁；同時，它領導下的群眾運動及邊區政府，也從來不容異見，一切都要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全世界共產黨也莫不如此。有學者稱這種群眾運動的方式是「包辦主義」（Subsitutionism），即由領袖包辦一切，群眾麼，只是領袖們的佈景板。所以，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種種反民主行為，早在廿年代末便已種下禍根了。所以，如果我們要避免重蹈覆轍，就一定要爭取民主運動內有充份民主，要讓各種有代表性的聲音能夠發出，要尊重群眾的自發性與自主性。其實，今次的「鬧劇」並非偶然。長期以來，許多民間團體與大學生都不滿支聯會領導的家長作風。六月卅晚上民間團體與民主黨各自發起集會，這件事本身已說明分歧之深了。所以，繼續盲目不正視這個問題，只會造成更多不必要的糾紛。

劉文還指責青年學生及先驅社當日大唱國際歌，認為那歌是共產黨的歌。這是完全錯誤的。雖然共產黨差不多曾經把國際歌當作黨歌，一九一七到一九四四年之間蘇聯也正式以它為國歌，（一九四四年斯大林嫌它的革命進步意味太難以容忍了，所以廢掉它的國歌地位）但國際歌並非共產黨人所創作，也不是共產黨人首先唱的。（中共更喜歡唱歌頌個人崇拜的《東方紅》）國際歌是法國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後，由法國工人狄蓋特根據詩人鮑狄埃的詩篇譜成。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共產黨呢。巴黎公社被馬克思稱為工人政府，但是巴黎公社的領導集團主要是雅各賓派，普魯東主義者及布朗基主義者。馬克思的追隨者只佔極少數（何況他們那時也不叫作共產黨。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成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早就解散了）。巴黎公社是廣泛的工人階級各派聯合的革命政府，國際歌也是提倡工人階級徹底解放的歌。所以國際歌充滿打倒偶像、人民要徹底解放的民主革命精神，同現在各國那些冒牌的共產黨內部流行的等級森嚴、官僚專制、個人迷信的風氣是截然相反的。把國際歌視為共產黨的歌固然錯，將之視為如今墮落到無以復加的共產黨的歌更是錯上加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