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柏齊

《先驅》第39期，1996年8月

『誰掌管現在，誰就掌管過去；

誰掌管過去，誰就掌管未來。』（註一）

我們為何會是「我們」？「我們」又是在一個怎樣的過程中被界定？在高喊97回歸的喧嘩聲中，我們究竟是什麼？又可以是什麼？華東水災，我們深表憂慼，電視紅星落力上演愛黨愛國；六四屠城我們熱淚盈眶，中國人、香港人身份互相糾纏；聯合聲明，英方被指出賣港人；回歸祖國，但又要一個兩制。現實就在混亂與矛盾之中前進，我們活在一個歷史及身份混淆不清的年代。

由香港歷史到集體記憶的散失

香港地少人多，100年前是個貧窮漁村，至戰後大量資金流入，一浪接一浪的難民潮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在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工商業開始起飛，憑著香港人堅毅、刻苦的精神，以及機智靈活的頭腦，香港人渡過不少風浪難關，創造出今天的繁榮奇蹟。（摘自小學課本、坊間流行雜誌、港督農曆新年賀辭）

這些是你我之間，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這是香港歷史（註二）。面對著今天的經濟轉型和嚴重的失業問題，它提示我們需要保持堅毅、刻苦的精神面對困難。香港的驕人成就，就是從經歷一個個的難關中成長。但……這是真的嗎？或者，這是唯一的「真」嗎？是誰在說話？

歷史不會說話，死了的人不會說話，我們要解讀說話的人在說什麼話。

穿著背心的父親，坐在飯桌旁，喝著孖蒸，老花視線移向女兒，很認真的說：『當年生了妳下來，令負擔百上加斤，於是我要多找一份兼職，一日工作十幾小時，妳媽媽也要在家穿膠花幫補家計……」一幅感人景象，但父親並非真的要訴說淒涼。他要從歷史中重新界定（或肯定）父女間的身份角色，父女關係並非單單是出世紙上的關係，而是付出犧牲與受益的關係，這樣女兒便應共同承擔家庭，回報父母。歷史界定身份（註三），身份界定權責。誰掌管歷史，誰就會因應自己的意識形態及利益立場，把歷史演繹到最有利自己位置（包括筆者在內），香港歷史亦然。

過去的事情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歷史的人要暗示什麼。最近，匯豐銀行推出一套述說香港漁民故事的公關廣告，它再一次覆述小學課本的主流香港歷史，強調香港人的刻苦耐勞，漁民經歷了大風暴、水災、制水，最後上岸開舖仔，咬緊牙關，難關始終一一渡過，故事的結尾有這樣的兩句說話：「只有《匯豐與你》甘苦與共，才可共創明天。」但究竟匯豐銀行想說什麼？假如我們相信匯豐，相信主流歷史，我們便不會追問資本家的責任，不會追問勞工剝削問題，不會追問香港的工業化過程是什麼的一回事，主流便吞噬了一切。

六、七十年代，不少人一日工作十多小時，生活捉襟見肘，家庭式工業提供賤價勞力、當時港英政府與資本家（大部份為英、美資本）刻意忽視勞工保障，當時沒有最高工作時限、沒有傷病援助、沒有寡婦幼兒的保險援助、沒有最低工資保障，大量工業傷亡無人過問，工會成長受到政府抑壓，勞動人口根本無法儲蓄養老。今天的繁榮景象就是上一代人這樣創造出來的，主流歷史淡化了資本家的剝削角色。時至今日，當我們面對大量的老人綜援問題時，已沒有人重提老人貧窮的起因，我們只熱切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沒有人再追究當年的責任。今天我們面對資金北移（註四）「根本不是工業轉型（註五）」、失業率高企的問題，港府不斷吹噓再培訓計劃的成效，主流歷史再次高舉香港人一直引以為榮的默默耕耘理論，刻苦耐勞的悲劇成了資本主義的貞節牌坊。當我們不經意地接受了歷史時，我們亦同時失去了歷史。歷史的詮譯本就是政治的論述、就是權力的演講台，就是意識形態的爭奪戰。

房屋問題與利益再瓜分

香港地少人多，住屋問題一直是市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之一。租金昂貴，大部份市民又無力置業，木屋區便應運而生（註六）。政府為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實行大型的建屋計劃，大量興建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及居屋），令接近半數的市民得以安居樂業，然而由於資源有限，公營房屋的發展始終未及需要。那些居民由於得到公屋資助（註七），生活漸次改善起來，部份變成了今天的公屋富戶及囤積財富的公屋資產戶。（摘自香港房屋委員會文件、報紙社論、收音機節目主持人評論）

生活逼人，加上居住環境問題叢生，又遇上官僚行政，大大小小的請願示威便相繼出現，由臨屋居民要求儘早上樓，到公屋住戶反對租金暴升；由刻意忽視單身老人單位的供應，到十年長期輪候公屋的問題，數之不盡。紛亂的現實景象，被總結為政府資源有限，以及富戶、資產戶盤踞公屋的結果，「富戶」成了眾矢之的，官修歷史為政府製造代罪羔羊。

八十年代中政府苦心經營富戶政策，產生了「富戶階層」（註八），並重新演繹公屋歷史，創造公屋資助理論，成為此後十年香港人對公屋的主流理解，確定公屋是由公眾倒貼資助的出租單位，其租金更被確認要與私營房屋市場掛鈎。

香港公屋計劃源於53年平安夜的石硤尾木屋區大火，當時港英政府根本不想主動處理龐大的木屋區人口（除了要開發土地外），面對五萬多無家可歸的災民，政府恐怕會引發動亂，加上發覺長期派米飯的成本比建屋的成本高，於是徙置事務處便拿了聯合國的捐款建成了簡陋的第一代公屋，及後公屋成為政府開荒土地的工具（如：觀塘、何文田、荃葵青、屯門、天水圍等衛星城市及新市鎮的開發），用以帶旺地價，以及為工廠提供賤價勞動力。

由始至終，出租公屋也是一項成本回收的建屋計劃（註九）（甚至是賺大錢的土地發展計劃），早在1954年的香港年報中，亦清楚確認這方向，強調公屋絕無花費納稅人一分一毫。而租金的設計亦以40年攤分承擔建屋的成本（連利息）。可見早期政府已清楚公屋並無福利性質，扶貧濟世根本不是政府建屋的原有的（或今天的）目標。

根據房屋委員會95年之文件，顯示一間實用面積470呎之和諧式公屋單位（註十）的成本價，只不過是23萬元（這不計地價在內，因為：一、在行政上，對於公屋的撥地，政府不會收取地價；二、在理念上，土地應為人民所有，政府只應是土地的代理人），但相同面積的單位，在94年年初樓市高峰時，私營市場一般可賣到250萬，若再經銀行家的八成按揭借貸，總計負債額便可達500萬以上。這是毫無選擇下的你情我願，公眾並不察覺建屋成本遠比他/她想像中為低。（根據92年統計處的內部資料顯示：市面上4000元一平方呎的售價中，成本（連工包料）只佔400元；餘下的，政府佔了2000元；發展商及承建商佔1000元；銀行利息（指借貸給發展商的收益）佔600元。當然這並未計算小市民向銀行借貸的利息。）

七十年代至今，香港公屋實質並無多大發展，港英政府的房屋發展策略從來不是關注低下階層，而只是關心地產財團與銀行家、律師等利益集團是否可繼續在私營市場上謀取暴利。房地產的壟斷成了稅制以外另一個資源再分配的重要機制，每一對想結婚置業的男女，定必要為李嘉誠等地產財團打二十年苦工，節衣縮食，過半收入月供銀行；負擔不起的，便買二手樓，側面承托樓價；又或者向房委會購買居屋，房委會每季推出居屋亦同樣謀取龐大利潤，令致房委會的現金盈餘已達一佰四十億元，足足可再建一百多座新型的公屋大廈（資源從不缺乏）。

當我們看著張浚生與李嘉誠電視熒幕握手碰杯，我們明白高樓價政策的前景比民主自由更加樂觀，物業價格會繼續成為繁榮安定的指標，中國政府比我們更加喜歡資本主義。

主流歷史服務於一個瘋狂了的世界，歷史論述內化於每個人心中，成為保守的公眾力量，也許……我們不會再問為何吸血鬼會是超人？為何臨屋區老人家的蝸居只有三十多呎？為何周啟邦的黃金廁所會大過老人家的蝸居五、六倍？為何二百萬元入會費的私人會所，可以賤價向政府租得闊大的高爾夫球場？為何高舉地少人多旗幟的港府，每年也有50公頃的新開發土地出售？為何土地會是商品？

主流歷史塑造出主流的房住抗爭模式，大部份民間團體把各自的問題分割理解，安份於自己的狹小身份之中。示威並無挑戰歷史論述，抗爭亦無指向富商強豪。

重構歷史

歷史並無客觀（註十一），世界亦無中立。歷史塑造身份，身份重構社會關係，界定權貴。台灣人身份的自省，推動台獨運動；女性主義抬頭，挑戰男女權力關係；文革時共黨建立同志身份，表示「國家」理想壓倒一切父子、師生等舊有關係；少數民族控訴西方霸權的侵害；還有異性戀者、非吸煙人士、天台屋居民、香港人等等。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你我亦無法脫離歷史、身份所構成的空間。

要主宰自己，便要主宰歷史。重新論述歷史並不真正旨在還原過去的「真象」，而是要重新建立今日的權力關係，把主流歷史所關閉的話題，重新開啟。

身份從來也不是中性的，每個身份的建立也同時排拒其他人，界定他／她們不屬這個身份，然後在這些身份之中建立社會關係蓒，甚至界定別人，是敵是友？是基佬？是激進派？是菲傭？是亞差？還是本土香港人？又或是華人與狗？每一個身份的建立，也開啟了一些空間，但亦同時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有時我們會不問因由的認同了自己是中國人，又或理所當然地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在六、七十年代以前香港根本沒有「香港人」，而只有中國人。香港人的身份，象徵著另一種非中國、非英國的本土殖民地意識的成長，香港人認為自己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人，但又不認為自己是紅鬚綠眼的英國人，故製造了一種新的身份安放自己。殖民政府樂於見到這種毫無反抗力的身份出現。而我們亦對自己的身份毫無反省。

要了解自己，我們便要了解本土歷史和上一兩代人的經歷。在92、93年的反對富戶政策事件中，全港富戶聯席便重提開荒牛等歷史論述，嘗試重構社會關係。此外，錄映力量、民眾劇社、「興足」四十年等小眾媒介亦嘗試不斷重提另一種歷史，更有人提出民間口述歷史必須進行整理。然而，十分可惜，這些在歷史戰場上的反抗，一直未得到同行的廣泛注意。這些有異於主流大專教育及一般圖書館藏書的論述，可能會開啟另一個我們從不在意的世界。

【附註】

一　源自英國社會主義作家喬治．奧威爾作品《1984》。

二　歷史並不是泛指存在過的事或物，而是指那些經過理解、表達或記錄的事情，即一切經過詮釋的過去經驗。同一件事，經不同年代的人的理解，會得出不同的歷史演譯，故歷史的變化正是觀念的變化。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R.G.Hollywood）我們根本無法脫離觀念去理解事物。

三　身份特指被個體認同的身份，並不是指那些被別人界定而不被個體認同的身份，只有被個體認同的身份才構成力量。假如沒有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即使自己是黑頭髮、黃皮膚），便不能構成保釣、反對日本篡改教科書等本地的社會行動。當然這種被認同的中國人身份，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而在同一個人身上，亦會不斷變化。

四　94年，有人估計，港商在珠江三角洲僱用了三百五十萬以上的工人。同一時間，香港工人不斷面對開工不足，工序北移，工廠北移，甚至裁員等問題。龐大的資金撤離香港，而並非在本土進行轉型。

五　所謂「經濟轉型」，「其實是由於大陸開放，資源（特別是人力及土地資源）出現區域性再配置罷了……服務業的興起，主要基於兩個因素：一，中國擴大對外經貿關係，但運輸設備相關服務的發展滯後，要倚靠香港；二，港商在大陸賺到的利潤，部份調回香港，帶動了內部需求。」（曾澍基《香港經濟往何處去？》15/11/94明報）製造業的萎縮，與服務業的短期發展皆基於中國因素，而非香港內部的資金調整及再部署。當中國的服務業迅速發展，香港的服務業也會隨之失去其利用價值。

六　在1980年，寮屋區人口高達75萬（H.K.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80/81），佔當時全港人口15%，但這並未包括居住在艇上，臨屋區、天台屋、私樓板間房、籠屋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的人口。在政府不願進一步介入私營市場的情況下這些房屋解決了不少人的住屋需要。雖然當時大部份寮屋區並無政府的水、電供應，但不少寮屋區的生活環境卻比狹小多層大廈來得舒適，由清拆寮屋或天台屋而遷上公屋的過程，並不一定是主流歷史所說的改善生活過程。

七　所謂「公屋資助」是指「公屋租金與市值租金的差別……現時，公屋租金（已包括差餉及管理費）平均約是市值的三成。」（《1992年房委會：檢討公屋住戶資助政府專責小組委會詢文件》）中間的差價，便是住戶所接受的資助。與安撫中產階層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不同，「公屋資助」無金錢津助，亦無耗費納稅人的一分一毫。

八　「富戶」並不是一種自我認同的身份，它是外界加諸個人身上的，正如其他的論述一樣，它有其特定的政治目標。

九　今天的房委會在計算成本問題，相當複雜，而且資料亦十分封閉。大體上在扣除差餉、房署職員人工、中央行政費用、維修、改善、潔淨及建築成本等開支後，在每年甲、乙類房屋的帳目中，仍有數億元的盈餘。雖然，這並未計算所謂的地價及所謂的利息，但同樣地，也未加入屋村非住宅的收益，以及公屋所來的界外利益（例如：帶旺荒地所產生出來的龐大賣地收益）。再加上，上繳及分紅問題，整個問題更形複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出租公屋的發展，令政府賺取了無法估計的利潤。

十　和諧式為現時最新型的公屋單位，設計上，較近似私營房屋。如天水圍公屋的設計便是和諧式的。

十一　本文的論述也並非客觀，我們要併棄客觀的概念，它害了我們很久，使我們以為世上是有唯一的真理或真相，當我們承認自己無法脫離觀念和語言去理解事物時，亦即表示我們根本無法客觀。

（本文得以完成，實非一人功勞，在此鳴謝Billy、青蛙、亞全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