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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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

《先驅》第39期,19968

最近重讀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所謂溫故而知新,它給了我許多新的認識與新的啟發。

這本書寫成於一九三六年。中譯本出版於一九三九年。翻譯工作是二位被囚禁在國民黨監獄裡的托派同志做的。當時我讀了譯稿,還給它寫過一篇短短的「出版者序」。序中說了如下的話,作為我的印象:

「他拿了馬克思主義這把冷酷無情的刀,像醫生似的,平心靜氣地,檢驗與解剖著整個蘇聯的機體。舉凡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點出它的強處或弱點,不攙雜絲毫感情,不混和半點意氣,他讓你看到蘇聯的真面目;但決不是它的假面具。」

現在,離開這本書的出版已將近半個世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照著新中國三十五年來的經驗,特別是看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當權以來的種種措施,我再讀此書,所得的印象和感想,不僅僅是上述的一些了。

我驚奇於著者先知似的預言和論斷。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操在一位真正高明的理論家手裡,簡直可以「未卜先知」的。托洛茨基在半世紀前對蘇聯所說的話,作了必要的修正,完全能應用到目前的中國。

歷史在某種意義內確實在重演。類似的客觀條件,常使政治家被動地重覆類似的舉措。明智的政治家能從歷史學到教訓,以便在大致相同的情勢中採取過去政治家們執行過的正確對策,又可藉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錯誤。

用句中國的老話來說,這就叫做「以史為鑑」。

可惜的是:真能以史為鑑,並真能以史為戒的人,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實在太少。同時,真正可以拿來「為鑑與為戒」的信史和良史,在古今中外也實在不多。

托洛茨基這本書,衹要你不存黨派偏見,總不能不承認它是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信史與良史。它在記述史實上的信,和它分析政策方面的良,早已為全世界一切有科學良心的史家和社會科學家所公認了。

歷史的不幸是:第二次大戰以來,從革命中產生的十多個所謂人民民主國家,在它們「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竟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者曾以托洛茨基這本史書為鏡,以致無一能夠避免蘇聯當年犯過,早已為托洛茨基在此書中指出並分析過的諸般錯誤。這些重犯的錯誤給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帶來了莫大損失;讓世界革命運動經受了、而且繼續經歷著深刻的危機。

這些錯誤中最為突出與轟動的一項,便是那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它見於毛澤東主演的「三面紅旗」,見於他企圖由「人民公社」這條捷徑一下子達到「共產主義」。同樣狂熱而更為荒唐的則有柬埔寨的波爾.波特政權之以「消滅城市」,「消滅貨幣」等等來立即「實行共產主義」。

這種「共產主義」釀成了怎樣的大災大難,它們造成了多麼慘重的生命與財富的損失,它們如何敗壞了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名譽,因而給資本制度、甚至給帝國主義如何幫了大忙,這些,大家的記憶猶新,我不必多言。這裡我想談的是:如果毛澤東與波爾.波特們曾經仔細學習和研究過蘇聯當年的建設經驗,更如果他們能學習和研究托洛茨基寫在這本書裡的,關於這些經驗的敘述與分析,那末,他們的狂熱病多半會獲得「免役預防」,即使發作,多半會輕微得多的。

原來在蘇聯建國之初,布爾雪維克黨人,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也曾在某種程度內犯了這種「左傾幼稚病」。

那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

它是怎樣發生的呢?托洛茨基告訴我們說:

「革命後最初三年,是一個公開而殘酷的內戰時期。那時的經濟生活,完全服從於前線的需要。……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在那幾年當中,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問題,最主要的便是支持軍事工業,並利用從過去接受下來的貧乏資源,以供軍事的目的和維持城中人口使不至於餓死。軍事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在被圍困的要塞之內,一種消費品的有計劃的管制。」(見中譯本第二十二頁。)

在這個意義上,俄國當年的「軍事共產主義」,頗似中共江西時代的「蘇維埃體制」,它們主要是為激烈的軍事衝突所促成,因而可以說是不可避免,不得不然的。從一個革命政權力圖生存的觀點來看,這辦法本是正確的。

「但是」,托洛茨基接著說,「必須承認,軍事共產主義的原來觀念卻是要追求更廣大的目標。蘇維埃政府曾經希望並且力圖使這些嚴密管制方法能直接發展成為分配與生產方面的一種計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它曾經希望軍事共產主義會逐漸地、毋須毀損這個制度地,進入真正的共產主義。一九一九年三月通過的布爾雪維克黨的黨綱上寫道:在分配方面,蘇維埃政府的當前任務是毫不動搖地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組織地繼續拿生產品的分配去代替商業。」(見同上引書中譯本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字句上曾依英譯本略作改動──凡西。)

布爾雪維克黨人這樣的想法與做法,顯然在不同程度上,犯上後來毛澤東與波爾.波特們所犯的同樣毛病。不過當時的列寧與托洛茨基在客觀事變的無情打擊下,很快就看出了這個毛病,並且立即採取對策:用「新經濟政策」來代替「軍事共產主義」。

更加可貴的是:當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們發見了毛病,並決定實行政策改變時,絕不像一般政客那樣偷偷摸摸地暗自轉變;也不像那些無恥官僚似的強辯死賴,硬是要人承認他們的「永遠正確」。他們公開與深刻地檢討過去的政策,明辨其是非,從而確定今後的新路線。這樣,他們讓自己獲得了經驗,給別人提供了教訓。

列寧在這方面所做的深刻的理論工作,主要記載在論糧食稅及其他的一些文件中。在論糧食稅一書綱要中,列寧寫下了這樣的一條綱目:

「餘糧收集制(按此乃軍事共產主義制的最重要的一項措置──凡西)不是『理想』,而是一種痛苦的和可悲的需要。相反的看法是危險的錯誤。」(見中譯列寧全集第一版卅二卷第三一一頁。)

這真是典型列寧式的、一針見血、抓住要點的論斷。誰若以為「軍事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並非為痛苦的現實所逼而採取的可悲的措置,那是危險的錯誤!

「法律永遠不能高過於經濟的結構,也不能高過於由此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馬克思關於上層建築與下層經濟基礎的這一個見解,布爾雪維克黨的領袖們即使在為非常的客觀條件所迫而不得不採取暫時有背於此一立場的措置時,也仍舊牢牢把握住的。

托洛茨基由於更多的機會與當時的社會下層接觸,他比列寧更早體會到「戰時共產主義」有讓位於「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故當列寧提出這項改變的時候,托洛茨基便立即與堅決地表示支持,而且和列寧一樣,聯繫著蘇聯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將他自己從來對俄國革命所採取的戰略路線,作了深刻與充分的理論檢討。

在新問題與新經驗的光照下,托洛茨基的根本思想,粗略地可以歸結為如下二層:

1.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個經濟上比較落後的國家,由於其國內外所造成的一些特殊的階級關係和特殊的社會矛盾,那個佔總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領導了人數眾多的貧苦農民,卻可以,而且應該利用有利的革命危機,比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更早地起來奪取政權,建立革命專政,以此解決這個國家尚未解決的民主任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並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個見解,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五年便依據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意見而形成了的,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證實。

2.俄國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年的經驗,即「軍事共產主義」與「新經濟政策」的經驗,卻又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基本命題,即落後國家中勝利了的工人政權不可能在落後經濟基礎上,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為「法律永遠不能高於經濟結構,也不能高於由此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水平」。這個工人國家應該著手建設社會主義,但其領導者必須清楚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不可能在一國範圍內成功,它只有在國際範圍內纔可思議。

上述見解,乃是托洛茨基當年用以理解布爾雪維克何以會犯「左傾幼稚病」的理論根據。同時,正是這次「幼稚病」的經驗,使托洛茨基原有的不斷革命論見解,獲得了更明確與更具體的內容。

因此,只有掌握了這個理論根據,人們纔能真正從一方面的「左傾幼稚病」、另一方面從「向右轉」的新經濟政策取得教訓,避免重犯錯誤。

斯大林便是因為不懂得這個不斷革命論,而且拚命排斥這個理論,以致無論在指導其他國家的革命上,或者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上,他都一錯再錯,經常跳躍於「極左」與「極右」的兩端,以此給蘇聯與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造成了莫大禍害。

別的不說,這裡只略談與「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有關的問題。

斯大林既不認識「戰時共產主義」被迫放棄的主要理由,又不曾從基本理論上去把握「新經濟政策」何以要代替的理由。因此,當蘇聯經濟藉「新經濟政策」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刺激而得以復興之時,斯大林又來試行第二次的「軍事共產主義」了。

第二次「軍事共產主義」試行於並無戰爭的時期。它的出現較少地由於客觀的形勢,而較多地由於政府一連串錯誤政策的結果。因此第二次比之以第一次,積極的作用更少,而消極的效果則更大而且更多。為要克服由「軍事共產主義」所造成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種種矛盾,付出了大得無可比擬的代價。

無可估計的諸般代價中最大的一宗,便是整整一輩的老布爾雪維克黨人的橫遭殺害!

究竟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當年如何積壘起這些矛盾?為什麼當時官方在宣佈「社會主義最後完成」的同時施行了極端野蠻的恐怖統治?這裡有著複雜的原因。艱難的客觀條件與斯大林們錯誤的主觀政策是互為因果,交織在在一起的。不過無論如何,斯大林未能從第一次「軍事共產主義」的實行中吸取教訓,未能從那次「試驗」中確認到馬克思關於「法律永遠不能高於經濟結構」的原則,以致再犯了「左傾幼稚病」,總不失為最重要的一個主觀原因。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不僅把斯大林們那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情形作了詳盡敘述,而且客觀地與深刻地將蘇聯在其十餘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所遭遇的一切困難,即一切促成斯大林醜惡統治的客觀因素,都作了深刻分析,並指出所有主客因素相互交織,互為因果的來龍去脈。

對於後來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對於那些在革命中幸而獲得勝利並得以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家,它實在提供了一面最有價值的鏡子。可惜,截至現在為止,沒有一個這樣的革命政治家能夠利用這面「寶鏡」。

不過我們這些未能成功或尚未成功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都可以並且必須拿起這面鏡子,善自利用這面鏡子,以便一方面去批評那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所有當權者的或「左」或右的舉措,去預先指出這些舉措的發展趨勢與可能結果,另一方面以此教育我們自己,以便有朝獲得勝利,並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權力之時,不致於迷失方向,不致於犯別人犯過的錯誤。

文已太長,我卻仍未能把中共三十餘年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正反經驗,聯繫到托洛茨基這本書的有關論述,加以研究和發揮。希望有心的讀者於仔細研讀這本著作之後,自己會聯繫到中國的情形來加以考慮,加以判斷。中國目前的情形和蘇聯當年的情形,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情節簡直像是舊有劇本的重新排練。譬如說:「努力致富」的口號,布哈林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提出過了。「承包制」的辦法也大致在那個時候由斯大林提出並實行過夠。究竟這一類口號和辦法如今由鄧小平和趙紫陽在中國重提重行,是否會產生它們以前在蘇聯曾經產生的結果,如何纔能希望它們只造成好的影響而避免壞的後果……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鄭重思考的,希望大家一齊來解決它們。

我個人,如果體力允許,願意再草一文,談談從蘇聯經驗看中共最近的「改革」。

一九八四年八月。

分類: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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