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洋

《先驅》第39期，1996年8月

近來，在香港的社會運動（包括民主運動）中，有些團體提出使用公民抗命權來達到爭取目標。

在今年六四後，支聯會常委張文光接受港台「晨早新聞天地」訪問時指出，若（特區）政府不再容許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他們會呼籲行使公民抗命權，即走法律的灰色地帶，市民自己去遊行，六四晚自己持蠟燭去維園悼念……（因為政府沒有規定不准市民行街或持蠟燭！）

何謂公民抗命權？

「公民抗命」是否等於走法律灰色地帶？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在很多文獻中譯作非暴力反抗，亦有稱之為消極抵抗。通常是指人民出於宗教、道德或政治等原則，拒絕服從政府（或當權者）的要求或命令，但不採取暴力行動或積極的反對措施。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人民有遊行、集會、示威等表達意見的權利，這些權利亦受憲法保障。但當憲法落實到具體法例條文時，民主權利往往受到很大卡壓而難以實踐（例如限制遊行人數及揚聲器之使用等）。當政府運用這些法律條文阻撓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甚至無視基本民主權利時，人民於是起來違抗政府的法令或要求，可說是公然違「法」，並願意承擔違抗所要付出的代價，例如被遞解、坐牢以至判處死刑，以期喚起公民及輿論更大的注意和同情，以逼使政府修改這些法令或要求。公民這種權利稱為公民抗命權。但世界上沒有任何政府明文承認人民有這種權利。然而很多人認為這種權利是天賦的。

「公民抗命」一詞源於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他在1848年撰寫的一篇文章即以此為標題。早在個半世紀前，梭羅已經指出，當政府作出非正義的行為時，人民有必要採取抵制行動，僅僅靠投票表決是不夠的。

在近代歷史中，倡導運用公民抗命權最著名的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1930年，甘地在印度發起抗鹽稅鬥爭，60萬人因而入獄。馬丁．路德．金在六十年代美國的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活動中，兩度被捕。後來由於民權運動的高漲，終於逼使國會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授權聯邦政府取消公共膳宿方面的種族隔離，宣佈在公營設備和就業方面的種族歧視為非法。

在震撼世界的八九民運中，人民也多次使用了公民抗命權。八九年五月，中共宣佈戒嚴後，仍有百多萬北京市民不惜違反禁令，冒著被捕的危險上街遊行。（但到了最危急關頭，六月三日晚，人民不單運用了公民抗命權，有些人並使用了暴力反抗鎮壓。）

近年，國內某些地方也出現了對政府的不服從行動，比如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政府要求每個市民交納「治安管理費」，數目很少，但市民們硬是不交，因為政府沒有承擔起維護治安的起碼責任。北京市市民不交區區無幾的自行車稅，也有點這個意思：我一年丟好幾輛車，政府到哪裡去了！（註）

在本港的社會運動中，亦有多次使用公民抗命權，例如兩次清拆天台樓事件。居民的抗爭，多少改變了政府處理天台樓的強硬態度。

古今中外公民抗命的行動中，我們看到有成功，也有失敗的例子。但總的來說，公民抗命並非如前面張文光所說，要走法律的灰色地帶，做一些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不准做的事，叫市民自己個別承擔「走灰色地帶」的風險。公民抗命是要「以身試法」，要理直氣狀地違抗不正義的法令或要求。

要行使公民抗命權，就要有準備犧牲的精神，這是先決條件。組織者、鼓吹者尤其應該勇於承擔最大的危險和責任。

公民抗命權的實際運用

九七前後，港英政府或到時的特區政府，有可能對紀念六四、爭取民主、要求社會改革等活動作出種種限制，甚至禁制。

舉個例，假如特區政府成立後，在九八年以影響公眾安全為理由，禁止支聯會或其他民運團體舉行紀念六四的群眾集會，那組織者可以怎樣做呢？

雖然政府不批准，但發起團體應繼續組織這次集會，指出政府否決的理由是無稽的，因為從前已經有過無數次集會，以致過百萬人的大遊行，完全沒有對公眾安全做成威脅。

更重要的是要向群眾宣傳，政府禁止集會，是壓制言論自由，限制公民權利，是反民主的做法。就算根據基本法，市民也有集會、遊行等權利。所以市民不需遵從政府的禁制。

當發起團體呼籲市民參與這次「非法」集會時，應強調人民對政府不合理的限制有權抗命，但參加者需要有被捕或受傷的心理準備，因為政府可能會以暴力鎮壓集會。

參與集會者通過這次非暴力的抗命行動，通過自願為爭取民主的信念而可能受難的做法來顯示其勇氣和決心，這種道德力量可能會驅使更多市民參與民主運動的行列。政府的禁令以至對和平集會的鎮壓，會揭示出當權者的專橫，使市民憤慨，促使更多人站出來抗爭。這是公民抗命權可以起到的一方面的作用。

多次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對政府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有可能逼使政府放棄對紀念六四及其他爭取社會改革的活動的限制。這是公民抗命權可以起的另一方面的作用。

「公民抗命」的局限

運用公民抗命的做法並非任何時候都適用或能發揮上述的作用。

以八九民運為例，六月三日之前，群眾運用了公民抗命權，不理政府的禁令，在天安門聚集及上街遊行，一直遵從了非暴力抵抗的原則。但六月三日晚，軍隊入城鎮壓，有些人看到情勢緊逼，為了保護天安門的學生，使用了暴力反抗，火燒軍車，攔截軍隊等。一些人的暴力反抗，雖然阻止不了軍隊的鎮壓，但亦沒有因為使用「暴力」而使這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運蒙上污點。人民的暴力反抗，照耀出他們崇高的、不向強權屈服的犧牲精神；並更加暴露出當權者的凶殘。

當受到政府的暴力鎮壓，人民絕對有權以武力抵抗，正如我們在街上無故被打，有權還擊一樣。（像羅馬尼亞人民推翻壽西斯古暴政之時）假如仍然堅持非暴力抵抗，任由鎮壓，只會使人民死傷慘重，及錯過推翻暴政的時機。自然，我們在實際運用這個權利時，還須要考慮許多條件（力量對比、雙方的精神狀態等等）。但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註）引自《大路》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只能束手待亂嗎？》子安著

主要參考資料

1.《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P.120-121

2.《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第3卷P.41，P.269及第4卷P.385-386

3.《中國之春》7/1/91《論公民抗命權》汪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