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期

魏京生對狒狒種群及其他問題的研究

李民

《先驅》第37期,19965

今年二月,香港的「民主大學」出版了《魏京生假釋以來言論集》。集子第一部份為《獄中書札》,收集了魏京生九三年假釋之前在獄中給司法機關的《上訴書》和《申訴書》,和給江澤民、李鵬和鄧小平的七封信;魏京生在監獄期間,規定只許給領導人寫信,不許給其他人寫信,這七封信便是他與領導人「筆談」的成果。

《言論集》第二部份則收集了魏京生假釋以來所發表的其他文章(共八篇),既有成於假釋之後的,如《救星還是災星﹖──寫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和《和港人探討香港問題》等,也有成於獄中的三篇《文化思考錄》,探討到華夏文化中的氏族與家長制,東西文化的聯系,和古人類文化發源地及其遷移規律等等。

除此之外,《言論集》還收集了兩篇假釋以來的訪談,在八十年代港台的報刊刊登過的魏京生的《我的自傳》,和七九、九五兩次審判的文件。

中共對魏京生的指控,不但不能令人接受,反而增加了人們瞭解魏京生的興趣。要瞭解魏京生本人的思想,最好方法莫過於讀他寫的文章。本文將通過徵引魏京生的文字,介紹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大量徵引魏京生的文字,是要增加稿費收入。《先驅》雜誌實行的制度是「各盡所能、稿費不發」;不過,魏京生一些精采的文字,確實減輕了來自《先驅》編輯部的催稿壓力。

種群的穩定性

「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反對一切政治改革的遁辭。對於這似是而非的說法,很多人都批評過了,但未必一定有魏京生的透徹。魏京生在九○年九月七日發出《給江澤民的信》中,分析了種群的穩定性及其對人類的啟示:

「若沒有不安份,總在變革的人類的干擾,狒狒的種群也許不會『瀕危』。但現實卻很遺憾,狒狒無力抗拒人類的捕殺和干擾,要不滅絕,還得靠人類的保護。因為它們的生存和生產方式(『文化』)太穩定了;政治思想的忠誠度又絕對高;無論如何也不會現代化成人類,所以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適應這個被人類大大改變了的世界。而人類卻是在不斷淘汰掉像狒狒這樣穩定和忠誠的『文化群體』之後,才一步步艱難地進化到了脫離動物界的今天。

「『中國人』這個大文化群體如果不想像狒狒那樣停留在某一階段從而被淘汰,就必須得變,而不是『穩定』。動物界嘛就那樣了,不進化人類也會保護他們,但人類社會並不保護不進化的同類,這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同的一條規律。所以你高談『穩定就是一切』,不符合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違背了中國多數人的利益,說直率一些就是反動。」(第六頁)

讀到這文字,我不期然把江澤民的體形同狒狒的互相比較。江澤民充當那些講究忠誠、追求穩定的動物種群的領袖或許是很合適的,但充當中國人的領袖,卻很難說勝任,至少他目前的表現還沒有証明!

人權問題

中共為中國的人權問題辯解:「我們用……養活了十多億中國人;我們解決了十億人的溫飽問題;……這就是最大的人權。」

魏京生在九一年六月十五日《給江澤民、李鵬的信》中這樣駁斥上述觀點:

「如果『養活了人民』,使他們免於凍餓而死,就是『最大的尊重人權』,那麼,封建主、奴隸主倒正是『養活了人民』,至少那些免於凍餓而死的奴隸和農奴的存在,能證明奴隸主們和你們一樣保障了『最大的人權』。納粹的集中營也負責『養活』被關押的猶太人和其他『劣等人種』,使其免於凍餓而死,至少集中營的倖存者也像共產黨的歷次野蠻殘忍運動和『失誤』中倖存下來的中國百姓一樣,可以證明納粹的種族主義是一種『最大的人權』主義了吧?」(第五十九頁)

中共對於人權問題的另一辯解是:「各國人權有不同標準,不應把西方白人的人權概念套用到中國。」

這明明是抬高外國人、貶低中國人的思想。魏京生在其九二年四月二日《給鄧小平的信》中,論証鄧小平的昏老給鄧小平的信》中,論證鄧小平的昏聵老朽的時候,便對這種思想作出批駁:

「這樣明明白白的納粹種族主義理論你都看不出來,還洋洋自得於終於有『學者』,而且是洋人來支持寄生蟲們餵給你的寬心丸,你還不夠昏聵嗎?納粹也只是收買『學者』,說他自己的種族優越,罵其他種族不是人;你卻收買『學者』說別人的種族高貴,罵自己的民族不是人。你自己評論一下,你自己算什麼東西?誰還敢和你是一個種族呢?真丟不起這個人,還能有比這更昏聵的嗎?」(第七二、七三頁)

在去年底支聯會發起的要求釋放魏京生遊行中,我看到一個遊行者自製的標語上寫著:「人權普世,不分中外,何必自賤,強劃東西」。或許這個遊行者是讀過魏上述言論之後,才擬定標語內容的,但更大的可能是:中共的醜陋咀臉已經給越來越多人看透了。

西藏問題

魏京生在其九二年十月五日《給鄧小平的信》裏,談到他對西藏問題的看法。中共炮製的《西藏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羅列了一些「証據」,「証明」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其中一個証據就是在清代,挑選達賴和班襌靈童的金瓶製籤,是在清朝的參與下進行的,所以西藏便是清皇朝統治下的屬地。對此,魏京生這樣回答:

「金瓶掣籤只是由外部權威勢力協助解決宗教權力紛爭的手段,與行政管轄毫無干涉。例如你家庭內部有紛爭,請劉伯承來調解,能據此說你家受劉帥管轄,鄧家也就成為劉家的附屬部份了嗎?」(第七十八頁)

魏京生指出,西藏「與中國(清朝、民國)的聯合形式(也)極為獨特,所以很難為大多數學者所理解。」(第七十八頁)

「西藏的特殊地位表現在它雖未喪失主權,但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並不獨立,但又不是殖民地和附屬國。既不像獨立主權國家那樣完全自己照管自己,又不像『中國的一個省』那樣由朝廷派官治理。而是在內部自己治理完全自主的情況下,把對外的主權與清朝廷聯合為一體,所以才會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中外人士誤以為它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省』。……西藏和中國卻是通過最高統治權的互相參與構成了實際的主權聯合體。西藏和中國的聯合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合併。

「所以,清軍或它的繼承者按協議和慣例,只有在達賴喇嘛提出要求時才派兵入藏,並在完成達賴要求的事務後立即返回四川、青海等省,形式上沒有常駐西藏的軍隊,只有一支名義上是駐藏大臣衛隊的川軍駐在拉薩的指定兵營裡。一方面,清朝廷部份和不經常地負責西藏對外、軍務的安全和鎮壓叛亂等責任;另一方面,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宗教勢力則擔負著清帝國用共同信仰維護各民族統一的重任,達賴喇嘛出任清帝國國教的最高精神領袖──國師。這個國師和古代『皇帝的教師』──太傅──不同,它是國教的最高精神領袖,在當時清帝國四分之三領土上(現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緬甸一部份,和內、外蒙古、東北各省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等)和沿邊界外的蒙古族統治區有著甚至比皇帝還大的影響力。

「在這種聯合中,雙方獲得的好處已不能僅僅用一個『巨大』來形容,而是各自成為對方的主要存在條件,所以這種聯合才能是穩固的和持久的。」(第七九、八○頁)

魏京生在信中還舉出好些例子,說明漢人對藏人的誤解和偏見如何嚴重。事實上,魏京生少年時代曾準備同一位藏族姑娘結婚,便因為他父母對藏人的偏見而告吹。

魏京生的幽默、辛辣、和大無畏精神

魏京生給江澤民和李鵬的信,一般來說比較客氣、幽默,給鄧小平的信則疾言厲色,針鋒相對,極盡辛辣之能事。

魏京生在其九○年九月五日《給江澤民的信》開頭第一段便這樣說:

「雖然電視中看上去,你比在上海時心寬體胖了,但我估計那只是你現在的廚師手藝好,實際上你的日子並不好過。外來戶在京官關係網中沒什麼根基,日子本來就好過不了;名義上的一把手,卻不得不隨聲附和,至今沒聽到你自己的聲音。這夾縫中的日子,想必不如意之處常有,連我這外人看著也挺彆扭。有心拉兄弟一把,心有餘而力不足。好在古人云:君子言贈。今天就給你提供些意見,聽不聽隨你。不過古人又云:伴君如伴虎,已有耀邦、紫陽二兄之覆轍,望江兄明鑒。」(第三頁)

對於民主派人士中,那些充滿奴性的、或滿腹鬥爭策略的,一定會覺得魏京生對當今國家領導人如此不敬,很不對勁。魏京生你是什麼東西,竟跟江核心稱兄道弟?你還蹲在人家的監獄,膽子卻那麼大,暗示伴鄧小平如伴虎,你是不是「嫌命長」?

倘若你覺得魏京生上述言論並不合適,那他給鄧小平的信中的針鋒相對,就更顯得離經叛道了。魏在九二年四月二日的《給鄧小平的信》中,勸鄧小平不要再干涉江、李他們的政事,要做到真正的退下來:

「無論大家小家,凡有如此自以為聰明的糊塗老人,總是被攪得四分五裂,沒什麼好結果。你何必非要充當這『攪屎棍』的角色呢?」

「不必解釋狡辯,咱們雖未晤面,但神交已久,面對面打交道也不止十年八年了,我還從來沒有把你看錯過。咱們可算得半對知己了。

「十幾年來,你的種種算計和打擊,只不過是抬舉了魏某人,並不能搞垮他;能搞垮他的只能是他自己幹的蠢事。而你卻剝奪了他幹蠢事的機會,所以他若聰明,就該感謝你。」(七十二頁)

最後,這封信以這樣的下款來結束:「你的忠實的、並不愛你的老朋友,和常罵你的,但卻該謝你的老對頭」。

倘若那個明清怪才金聖嘆復活而又讀到這些文字,一定會在他那三十三則「不亦快哉」中加上這一則:「讀魏京生罵鄧小平,不亦快哉!」

魏京生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正是上述引文反映的,那種在專制統治者的刺刀、絞架面前的大無畏精神。

九七大限近了,凡是自稱追求民主的、特別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要反省:到底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不怕用上甚至不符合統治者惡法的手段去追求民主,還是在中共圈定的,難以立錐的框框裡面活動?那些已忙不迭喊「合法鬥爭」的,那些現在就已經顯得畏首畏尾的,我奉勸你們還是老實的當順民好了,追求民主的事業並不適合你們,你們不是缺乏崇高的理想,就是膽子太小。

魏京生的另一面

以上介紹的是《言論集》中一些我同意的分析和佩服的勇氣。《言論集》中還有一些我不同意,或者不大懂的東西。集子中對市場化、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派兵到中東打伊拉克,以撈一點油水的看法,都是我不敢苟同的。但這些觀點只是魏京生思想的次要部份,這裡就不作討論了。

《言論集》裡的三篇《文化思考錄》(成之於八六年獄中),探討了華夏文化同其他文化的相互影響。魏京生指出阿拉伯數目字可能是從中國數目字變出來的。1是轉了九十度的一,23分別是二和三的變體等等。魏京生又認為俄羅斯人不像歐洲人,而像東方人。屠格涅夫這個姓氏去掉俄文姓氏詞尾,便是匈奴屠各種人的自稱。魏京生相信就是在東漢時曾「在陝北、晉、冀等地定居、賜姓劉,後又被賜姓李」(第一二一頁)的匈奴屠各部的後代。……

這些猜想都極有意味,很值一讀。此外,這些十分非政治化的言論,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魏京生的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是溫和、有情趣、與世無爭的,同他那「傻大哥」(魏的弟妹是這樣稱呼他的)的形象頗為吻合。

最後要說明的是,根據魏京生家屬的意見,這部《言論集》的收入,除掉成本外,將轉交德國的布爾基金會託管,於適當時候交回魏京生本人。我建議讀者每人買一本《言論集》。這不但是對魏京生本人的支持,讀者還能通過是書,瞭解到狒狒和人類的分別,避免從人類倒退回狒狒之類的低等動物的危機。

分類:第37期,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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