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普羅大眾的生活日益惡化。有許多人把問題簡單歸咎於輸入外勞。但也有人指出，「經濟轉型」是更重要的因素：製造業工人下降了超過一半，而服務業雖有上升，但是前者轉業並不容易。

表面看來，經濟轉型的說法是符合事實的。不過，稍作分析就會知道，簡單這樣說有可能掩蓋了更深刻的問題。

投資策略的改變

香港的製造業下降，服務業上升，表面看來同世界現代趨勢吻合。然而，二者背後存在極大差異。西方的經濟轉型，乃是由於製造業提高了技術裝備，因而釋出了過剩人手；同時，資本有機構成逐步提高了的製造業，需要服務業在各方面擴充來支援它，因而不斷吸納製造業的過剩人手。但是香港的經濟轉型根本不是這樣。香港過去十年製造業的下降，根本不是由於提高了技術裝備而引起，而是由於工業北移大陸。服務業的擴大也相當程度是由於這個原因而引起的。

而這樣一種經濟轉型，正正反映了香港經濟的隱憂，香港普羅大眾的隱憂。西方的經濟轉型，乃是工業資本家對工業作大量而長期的投資所引起的。但是香港的經濟轉型卻相反，乃是工業資本家放慢工業投資，以剝削廉價勞工（不論是剝削內地勞工還是剝削輸入的外勞）的方式來達到短期謀取暴利的目的。

在英國未決定交還香港給中國之前，香港的工商界就以短視出名。在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投資從來都偏重回收期短的短線投資。在1984年之後，這個問題只有更為嚴重。七十年代的資本形成尚增長了12.4%，但是，整個八十年代只增長了5.2%，增幅下降超過一半，反映了固定資本投資趨降。（註一）

又遷冊又走資

另一方面，資本外流的情況有增無已。首先是資本北移。到1992為止，港商在內地的投資已高達350億元。但北移資本並不代表它們對中國有長期的信心。北移的工業資本不過是一種橫的移植，很少有高技術的長期投資；其他北移資本也多從事旅遊、娛樂、零售等服務業。

但更大規模的資本外流是流向海外。香港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華人資本家，一方面極力討好中共，指天誓日說自己如何愛國，另一方面卻悄悄緊隨英資，又是遷冊，又是轉移資本到海外。是海外利潤率比香港高嗎？不。事實上相反，有時甚至虧損。匯豐在海外投資的海豐銀行和米特蘭銀行都虧本。李嘉誠在加拿大投資的赫斯基石油公司的回報率只有4%。然而，利潤雖低，外流資本卻很大。從1986到1990年，香港企業向海外投資逾一千萬港元的大宗項目合計1300多億港元，但其中1986年只有101億元，而1990年卻高達400億元，反映越往後，資本外流越嚴重。怡和在1984年遷冊的時候便指出，將會把資產外移到香港及中國的部份只佔一半。匯豐現在更有七成資產在海外。（註二）

即使還留在本地的英、華資本，也越來越多投向回收期特別短的房地產及股市。有人估計這方面的投資佔英、華資本的六成至七成。

誠然，在大批資本外流的同時，也有外資繼續流入。但是，這些外資側重於地產、銀行、百貨等業，其中不少帶有明顯投機性，而投資於製造業的更少。1990年外資製造商更比1989年下跌了9%，表示已有部份外資製造商撤離本港。工業署所作的調查顯示，47%外資製造商把政治前景不明確列為不利因素，53%表示不會作任何發展，23.8%會遷往其他地區。（註三）

回復為轉口港

1989年，當時的港府規劃環境地政司班禮士發表了一篇演說，可以視為不僅代表港府，而且反映了整個香港資產階級的投資路線：「到九十年代末期，香港將會由原來以出口和製造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差不多徹底轉變為亞洲區一個與中國貿易和對外關係有著密切關係，由港口帶動並以提供服務為主的主要經濟體系。」

換句話說，香港不過是回復到1949年前的轉口港地位罷了。工業將逐漸消失。

這種「經濟轉型」對於對中共沒有信心的資產階級來說自然是最有利的，因為這樣最能保持其資本的流動性，可以隨時挾資而逃。但是，對於本地普羅大眾來說，這卻是大大不利的。不僅這樣一種轉型會影響四十多萬製造業工人，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樣會使香港經濟過度依賴外在因素。沒有了本地工業，金融及服務業就變得需要完全依靠中國及國際貿易的發展。而只要中國或國際上有什麼風吹草動，就足以使香港經濟動搖。亞洲其他三小龍──南朝鮮、台灣和新加坡──才不那麼傻。他們在發展金融和服務業的同時，也一直在大力發展高科技的製造業。因為，正如一位專欄作家指出：「只有工業才可以推陳出新，製造新產品和創造新市場，可以由『無』變有。……產品種類繁多而又有吸引力的工業可以使大量顧客自動奉上寶貴的金錢，使成功的工業城市或國家更繁榮更富裕。香港和日本便是靠出口主導工業才有今天的成果。」（註四）

這些說話自然是不對資產階級的胃口。資本無祖國。它根本沒有義務要使一個城市或國家更繁榮。它最關心的只是自己如何安穩地發大財。但這還不算最可恥。最可恥的是，它一方面由於對中共沒有信心（政治不穩及法制不健全），早就作了種種撤資的準備，早就把投資策略改變為更短線、更投機，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在百般討好中共，處處狐假虎威，借中共的勢力來恐嚇、壓制香港普羅大眾，不管這樣客觀上只會使中共的淫威更放肆，使政治更不穩定，法制更不健全。它一面受到中共專制的不利影響，另一面自己又在為虎作倀。還有更可恥的呢。它一面只是因為香港前景不穩才撤資海外，另一面又欺騙民眾，說什麼只要民眾勒緊褲頭，乖乖接受低工資、低福利、就能夠吸引外資了。我們普羅大眾必須認清他們的醜惡面目，丟掉幻想，大膽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不要怕得罪資產階級。反正你勒緊褲頭，也無法感動它們真正生根香港，對香港的就業問題作出任何承擔的。

註一：The Reign of the market-economy and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K by Stephen Chiu, Hong Kong In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21

註二：《香港：伴隨政治過渡的經濟過渡》，周八駿等著，三聯書店，香港P.163。

註三：九一年十一月廿八日《信報》

註四：九一年十一月一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