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爾﹝許由譯﹞

《先驅》第38期，1996年6月

譯者按：

這份演辭是曼德爾在1993年六月十二日在巴黎舉行的《爭取另一個歐洲》的集會上所發表的。集會有五百人參加。來自十五個國家的卅個組織派出了代表，聯合一致反對馬城條約（Maastricht Treaty），主張一種左翼的、國際主義的另類選擇。發起這次集會的人來自各個政治見解不盡相同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國工黨的左翼代表Tony Benn，瑞士社會黨的左翼Jean Ziegler，德國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Gregor Gysi，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的Luciano Petinari，西班牙聯合左派的Julio Anguita，第四國際的曼德爾、克禮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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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張建立一個以逐步使人們從工資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並幫助生產者自由地和民主地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分配主要產品的歐洲。

現實存在的歐洲並不僅僅是各種政府機關及制度的組合體（這些機關與制度的不民主性質，它們那種技術官僚式的、精英主義及頤氣指使的傲慢，是需要我們加以揭露的）。這個歐洲乃係符合某種特殊利益、而且具有特定階級性的歐洲。這是大資本的歐洲。正因為這是大資產階級的歐洲，是以利潤取向為主的、促進資本增值的歐洲，因此，在目前的經濟氣候下，它也是造成不斷高升的失業的歐洲，不管一時的經濟波動是怎麼樣。

今天歐洲有二千萬人失業。在下一次衰退，數字就有升至二千八百萬至三千萬的危險。

歐洲聯盟的最高當局承認，對於不斷高升的失業束手無策。同時，大資產階級雀躍得猛搓雙手。對它來說，增長中的失業及對失業的恐懼，是削弱工人階級的戰鬥性並把責任推卸到他們身上的最佳技倆，更可藉此削弱甚而打碎工會組織。

即使是極其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愛恩斯坦，在卅年代也能指出如下的簡單道理：如果你不能成功地戰勝失業，你也不可能有效戰勝法西斯主義。

今天，當我們在歐洲所有地方都面對種族主義及仇外主義的興起，面對新法西斯主義暴力事件的重現及極右派的增長，上述觀點比諸過去就更為適用。對於這個托辣斯的歐洲之無力——如果不是拒絕的話——消除失業，我們一定要宣佈，要把重建充份就業列為絕對首要的鬥爭。這場鬥爭對於阻止法西斯主義這頭惡貫滿盈的禽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這首先表示要為如下要求而奮鬥：把每週工時立即削減至35小時，但不削減工資。

一個戰略性的選擇

在這方面而言，我們面臨一個基本的戰略性選擇。

那些當選的社會民主黨及其左翼盟友宣佈自己是「現實存在的歐洲」的熱心同黨。但是，當問題之關鍵在於有需要就危機及失業之增長而提出一個廣及全歐的對策的時候，他們不採此道，反而去宣傳那種叫各國各自去捍衛自己的競爭力的思想。他們與僱主達成協議，同意採取一種以犧牲工人為代價的節約政策。

這不僅是沿著保護主義之路向後倒退，沿著在每國增加失業、因而最後發展為所有地方都增加了失業的方向倒退，而且也是蠢貨才會採取的愚蠢政策。

因為在一個由跨國公司支配的歐洲（他們的權力日益避過任何政府的控制及行動），任何沿著民族國家的方向倒退的步驟都會完全無效的。跨國公司總能找到一個工資及社會保障都更低、而資助及財務優惠（減免稅收、財政獎勵等）都更高的國家。他們甚至不必真正轉移生產，只消以轉移生產作為威脅便能達到目的。

對於托辣斯的歐洲，唯一有效的對策，真的，就只有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而奮鬥。

為社會主義的歐洲而奮鬥的第一步，就是受僱於同一間跨國公司的僱員在一個歐洲範圍、進而在世界範圍，展開聯合的鬥爭。要麼就同各國的僱主實行階級合作，要麼就是所有國家的工人聯合起來反抗所有國家的大老闆——這就是我們要作的抉擇。

在這個方面，我們要強調，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在群眾眼中將社會主義的聲譽大大破壞，實在同史大林主義獨裁者所作所為一樣。

那些「受尊重的左派」對移民權利及難民尋求庇護的權利所採取的可悲態度，尤其使他們的破產的紀錄更為突出。

歷史教導我們，為了選舉的考慮而向仇外主義及種族主義作出讓步，結果都是適得其反的。在同仇外主義力量作競爭時，總是由最激進的種族主義獲勝。所以，我們必須有勇氣挺身而出，激烈而全面地在意識形態上，在政治上，在行動上及街頭上去反對種族主義的毒藥。

不斷增長的危險

不幸地，在有效的國際行動上，資產階級遠遠拋離左派。這個事實之所以更為危險，因為不斷增長的危險並不限於來自極右派的危險。還有貧困之普遍增加的危險，而首先是在第三世界。那兒有十億赤貧者；每四年，由於飢餓及小病而死的嬰兒就相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死難者。貧困在東歐也急劇上升。帝國主義國家也是。同貧困有密切關係的傳染病，例如肺病及霍亂，也普遍急升。

由於社會保障制度的被拆毀，一個雙層社會已經產生。戰爭以及環境大災難的威脅也日甚於日。

普遍的團結

面對著所有這些危險，只有一個基本選擇：工人階級要麼逐步分裂成碎片，變成像一個個原子般孤立無援，要麼就是重申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工人階級仍未作出抉擇。在這兒，事實存在一種誘惑，那就是沿著階級合作主義的那種短視的和自我中心的方向倒退，使有工作的人同失業者對立，使本土人同「外國人」對立，使富裕地區同落後地區對立等等，此外，社會主義的信譽危機，以及一個另類典範社會模型之缺如，當然也無助於我們作出有效對策。但所有這些都只向我們說明，我們的責任就是反對一切分化傾向，並不斷地和有組織地捍衛團結。

為了抗衡那個托辣斯、警察以及「強大國家」的歐洲，我們主張拿一個勞動的歐洲，一個逐步解放的歐洲，一個逐步普及自治與自管的歐洲，一個女權主義的歐洲，一個保護環境的歐洲，一個爭取解放的基層基督教團體，反抗梵帝崗的專制與反動之堡壘的歐洲，一個激進的和平主義的歐洲，一個以促進同最貧窮與最受忽視的人——不論是在第三世界還是在這兒，不論是移民、失業者還是邊緣者——達到團結一致的歐洲。一個以逐步使人們從工資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並幫助生產者自由地和民主地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分配主要產品的歐洲。一個能夠在多元的、多黨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之間達成結合的歐洲，一個能夠重申把社會主義與自由不可動搖地結合起來的歐洲。

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

我們所為之奮鬥的，不僅是一個經濟上、政治上的及社會上都是另類的歐洲，而且是一個在「何謂人」的問題上具有不同眼光的歐洲。為了對抗冷酷算計別人的歐洲，我們主張一個溫情的歐洲，為了對抗那個犬儒主義的和貪污的歐洲；我們主張一個有希望和善意的歐洲。為這樣的歐洲所作的奮鬥是漫長而艱巨的。長路漫漫。為已經失去了的時間所作的補償，是相當巨大的。障礙是無數的。將會有局部的退卻，局部的失敗。但也會有局部勝利。而且我們把握著兩張皇牌。

第一張，是那位偉大英國詩人雪萊指出過的，而長遠來說又總是得到印證的：「我們是多數，而他們是少數。」這句話，在今天又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真切。為了克服所有受薪者的分裂及對團結的打擊，需要發動他們去爭取他們也視為必需爭取的目標。

最後，乃是我們的道德上的獻身精神。為了抗衡那個腐敗的、犬儒主義的歐洲，我們主張一個廉潔的和有道德的歐洲。與表面現象相反，現在群眾對現實政治的反感是深刻的，正如他們對於正直的政治及社會操守的盼望是深刻的一樣。讓我們確保我們的操守要符合我們的原則，顯示出這個世界的確有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去從事政治活動，而我們就能夠讓群眾願意傾聽我們。

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聯邦！

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聯邦！

反對大資本的歐洲！

爭取聯合行動！在鬥爭中尊重多元性及所有組織的身份！

團結，團結，不可分化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