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致良

《先驅》第38期，1996年6月

還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中國便要收回香港。中共現在已經處心積慮怎樣對付香港的民主派團體。支聯會作為香港最有號召力的民運團體，能否頂住專制的逆流，領導市民保衛已有的自由和爭取民主、跨越九七，成為普遍市民關心的問題。叫人遣撼的是，從支聯會最近一項決定看來，它似乎無意擔當凝聚市民民主力量的角色，反而客觀上起著抑制民主的作用。

上星期一（5月14日）支聯會舉行了一次會員大會。議程包括討論今年六四紀念活動的具體安排。我作為先驅社──支聯會組成團體之一──代表參加了會議，並提出一個動議：要求支聯會今年6月2日籌辦的「愛國民主大遊行」設市民自由上台發言時間。另外，如果6月4日白天不舉辦公開的民運座談會，當晚的「燭光悼念集會」也需設市民發言時間。我提出這動議，是希望讓市民上台表達爭取自由民主的決心、向死不悔改的殘暴統治者表示抗議，藉此發揮出席市民的積極性，同時讓市民上台就民運路向發表意見，集思廣益。可能我這意見不太適合某些支聯會頭領的胃口吧，建議剛提出便引起熱烈的回應。

某民主派名人立即反駁說（大意，下同）：讓台下市民發言容易造成混亂，例如有市民會發表過份激烈的意見，中共的嘍囉更會趁機上台喊「打倒司徒華」之類的口號。他反問我：如果因此造成場面失控，這個責任誰負擔得起？其實，他的反對理由根本不成立，至少是過慮了。第一，什麼是「過份激烈」的意見？打倒鄧李楊算不算？結束一黨專政又算不算？他是否以為，僅僅表示心中不忘六．四就不算過激，就適合講、可以講，而喊鄧李楊下台就是過激，就不應講，不能講，一講就場面失控呢？七年前100萬香港人上街喊鄧李楊下台，當時場面失控了嗎？支聯會領導失靈了嗎？更重要的是，為什麼需要找人判定那些意見過激那些不是？是否有人覺得，九七未到就首先要在民主陣營內部搞「言論審查」，把估計權貴不中聽的話「消音」？第二，中共嘍囉搗亂有何足懼？如果他們真的敢上台發言，台下市民會無動於衷嗎？不會引起更多市民接著上台駁斥他們嗎？即使有人賴著不走，存心搗亂，市民不會齊聲叫他下台嗎？支聯會義工不會請他下台嗎？何況，親中共派上台發一點謬論，反倒可以讓市民更加看清他們一類人的醜惡面目呢！

另一位支聯會常委說：我們現在最大的敵人是中共，它很樂意見到我們辦不成活動，如果讓市民自由發言，引起混亂，不是白白益了中共嗎﹖這是反民主派的邏輯，不是民主派的邏輯。按照這邏輯，支聯會乾脆不辦任何公開活動好了！即使要辦，也必須規定市民只能乖乖坐著聽領袖講話，或者只能喊大會規定的口號，唱大會規定的歌曲，這樣肯定不會出現「不受控因素」，也就不會混亂。中共不是常常講「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行動」嗎﹖支聯會是否想向它學習﹖真正的民主派知道如果要有效地戰勝強大的敵人，就要利用各種機會，包括讓市民自由發言來提高市民的參與和覺悟，讓市民自己通過反覆思考和討論，認同合理的要求，換句話說，就是要充份發揚民主，而不是反過來處處限制甚至取消民主。這是民主最後戰勝專制的一個必要條件。借口敵人強大而限制市民發言，令民主陣營凝聚力減弱，才是白白益了中共。

還有人說：六月四日一向是做悼念集會的，並非市民上台發言的適當場合。他不去想想：為甚麼每年這天一定要以燭光悼念的形式紀念六．四﹖一向做著就表示以後不必改變、不可改變嗎﹖僅僅追悼犧牲的同胞就能真正改變群眾的消極嗎﹖還是適得其反﹖最後，年復一年的悼念，漸漸不也成為一種沒有多少現實教育意義的儀式嗎﹖我們認為：市民每年紀念六．四，決不僅僅為了追悼烈士，更重要的是藉此表達爭民主不屈服的信念，同時探索繼續奮鬥之路。在支聯會舉辦的市民集會上設立市民自由發言時間，是達到上述目的的好辦法之一。

雖然我的動議最後不被通過，但我希望支聯會諸公能夠重新檢討這個決定，並在以後舉辦公開活動時克服限制市民發言的不良傾向。

199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