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產

《先驅》第33期，1995年6月

老前輩樓國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是樓子春，或一丁）於三月八日逝世後，香港報刊發表了不少紀念文章。其中好幾篇的作者並非托派思想的信徒或同情者，他們都讚揚樓國華堅持信仰、一生為理想奮鬥不懈的精神。雖然對死者善頌善禱是中國人的傳統禮俗，但對遍受一切有權勢者迫害和誣衊的托派來說，這樣的禮遇並非輕易得到的。二十年前在香港（大陸更不用說了）肯定不會有這情形。十年前大概也不會。這一方面表示香港的文化界進步了，同時也表示中國托派已經獲得相當程度道義上的勝利。

中共沒有給托派平反

也許有人以為這同中共已經為托派平反有關。有的悼念樓氏的文章裡也有平反的說法。我想趁此機會澄清一下。事實上中共並沒有給托派平反。無論整個派別還是那些曾被監禁或處死的人都沒有平反。有些並非真正托派而被強加托派罪名的人，例如王實味等，是終於平反了（宣佈他既非反革命又非托派）。但真正的托派並沒有。一九七九年，所有仍在監禁中的托派份子都釋放而且恢復了公民權，有的還給予政協委員的身份，但並沒有平反。這就是說，中共並沒有說過去所判刑罰是錯了，只是認為刑罰至此已經夠了。這些人，有的刑期已滿，原判無期徒刑的減刑釋放。還有的，像鄭超麟和喻守一，始終沒有宣判，但一直扣押著，這時也釋放了。中共現在不再把他們當作反革命分子，但沒有說他們過去的行為不是反革命。對於整個托派，中共在毛澤東選集新版的註釋中承認了「托派漢奸」的說法是追隨共產國際的錯誤，但並沒有承認「托派反革命」是說錯了。鄭超麟釋放後不止一次寫信給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糾正1929年宣佈托派反黨、反革命的錯誤，完全沒有結果。關於上述部份事實，可參閱《鄭超麟晚年文選》。這是樓國華負責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堅貞奮鬥的一生

去年九月底，樓叔已經有一次臨終的現象。接到消息後，我們先驅社好幾個人一起去探望他。那時大家都覺得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我們為他照了不少相片，有的單獨，有的同別人合照。原意還想寄給在英國的他的老朋友王凡西看的。後來印出來，覺得他那油盡燈枯的樣子太不好看了，跟他不久之前仍然相當有精神的樣子相差太遠，不想讓王凡西看了難受，所以沒有寄。那次他自己也覺得走到人生的盡頭了，已在吩咐後事。他因為中風，已有一段時期不能說話，只靠筆寫。他特地寫了一句自我總結的話給我們看：「我的一生無愧於托洛茨基主義」。這話既是恰當的總結，又反映出他一生最念念不忘的是托派的革命事業。

樓叔始終堅持托派思想的信仰，而且孜孜不倦地工作，這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知道的。他活到差不多九十歲，死前不久還在老朋友面前歎息人生太短促了，他覺得自己還有許多責任，還希望繼續為普羅大眾的革命事業貢獻力量。王凡西在訃聞中說他是職業革命家。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根據一般人對職業革命家這名詞的了解，恐怕不少人會以為這個稱號未必恰當。

職業革命家

一般人所了解的職業革命家，就是全職的革命工作者，他把全部的工作時間都用在革命工作上，以此為職業，不幹其他的職業。他大概從一個革命組織領取生活費（或工資），在組織的安排下工作。我們從訃聞上看到，樓叔一直都有普通的職業。他在商業機構當會計，在電影公司當行政人員，同人合作開照相館等等。他並不是全職的革命工作者，怎能算是職業革命家呢？

職業革命家在理想情況下，自然是用全部時間幹革命工作（廣義的革命工作，包括寫文章，研究理論問題，等等），不幹普通職業，不用靠普通職業來維持生活。但職業革命家的本質並不在於沒有用以謀生的普通職業，而在於他以革命工作為整個生活的中心，根據革命事業的需要來安排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例如，他會毫不遲疑地放棄一份高薪的普通職業，而用全部時間去幹革命工作，只從組織領取很低的生活費。如果組織不能給他生活費，他就幹一份普通職業來維持生活，同時儘量擠出時間來幹革命工作，還把職業收入的很大部份貢獻給革命組織，或者用來幫助同志。這種以革命事業為整個生活的中心的態度，才是職業革命家的基本特徵。樓叔就是這樣的人。他自從青年時代接受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以來就一直這樣幹，至死為止。所以他確實是職業革命家。職業革命家是為革命事業貢獻一切的人，不是吃革命飯的，更不是在革命工作中求名求利的。

坦率、純樸的人

樓叔不但一直都有謀生的職業，而且他的職業一直都在商業圈子裡。但是他一生待人接物的態度完全不沾一點市儈氣味。簡直可以說，他的作風是和市儈完全相反的。他坦白率直得非常凸出，有時甚至成為缺點，因為會令人難受，或者對他自己太不利。如果知道斯大林派官僚在二十年代常常罵托派是「兩面派」，就會覺得樓叔正是相反的。

也許正因為他胸懷坦蕩，又不計較什麼得失，所以據說他從來沒有失眠過。至少到他六七十歲的時候為止，他每次只要腦袋貼著枕頭，馬上就睡著了。他很奇怪為什麼有人常常會睡不著，頭痛等等。他到晚年是否仍能這樣，我沒打聽過，不敢說。

他一生都辛勤地幹文字工作：寫作，編輯，校對以及替別人謄寫文章。到八十多歲還整天幹謄寫工作。他對陳獨秀和魯迅都作過不少研究工作，發表過著作。但他從來沒有以「文魁」自居。他根本不是那種自吹自捧的人。唐寶林在《中國托派史》中那樣描寫他，其實無意中暴露了自己一類人的面孔。

他大概是香港老一輩托派中為人認識較多的一位。但只有在他死後才第一次聽說有人把他稱為「香港托派的旗幟」。以我所知，托派根本不興用這類的稱號。如果他生前知道有人給他這個稱號，大概會斥為荒唐。

最後我想說兩句關於他的喪禮的話。喪禮完全是由他太太和子女主持的。同志和朋友們只按照他家人的需要給予協助，並不參與決定。他太太近年信了佛教，所以他的喪禮用佛教儀式。對此，他是既不知道，又絕無責任。他關於喪禮的遺囑只有一切從簡一句話。他絕不相信什麼死後的世界。

一九九五年五月廿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