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期

從大陸工人處境看法治與人治

許由

《先驅》第35期,199512

在所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路線下面,對勞動制度的改革也密鑼緊鼓地進行。曾經被奉為圭臬的統包統配制被宣佈為壞東西,而勞動力市場化、商品化則捧為「最合理、最正當的勞動力流動方式」。(註一)而其中一個具體措施,就是加速對全體工人推行合同制。

「以會員勞動合同制為目標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就是產業工人由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過程中邁出的一大步。」所謂「身份」,就是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契約則不同……契約關係是發達的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和表現」;「用契約取代身份的實質是人的解放,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動取代身份約束,用後天的奮鬥取代對先賦資格的崇拜。」(註二)

人的解放?

由官方工會自己所披露出來的事實卻完全是相反。我們先看看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的情況:「我們從調查的232個外資、鄉鎮、私營企業來看,幾乎沒有一家企業與職工簽訂經勞動部門認可的勞動合同。有的雖然經雙方簽定,但合同顯然極不平等,只講企業權益,不提職工權益,內容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註三)

不合理到怎樣的程度呢?原來僱主往往把「限定大小便時間」、「保證三年不談戀愛」、「在本企業工作兩年之內不許結婚,三年內不得生小孩」等無理干涉職工的人身自由的條款都寫進合同;另一方面,對勞動報酬、社會保險、生活福利和法定假日卻隻字不提。所以官方工會也承認:「這些所謂勞動契約,成為單方面維護廠方利益的『霸王合同』和『不平等條約』。」(註四)

更荒唐的是,不少外資及私營企業索性連合同也不簽,一切由老闆說了算。對於民工尤其是這樣。因為民工被視為外來工(來自內陸的農村),即使官方規定了種種保障,其中包括了簽定勞動合同,但是香港一份關於中國工人的報告這樣說:

「很多廠商都不肯與民工簽訂合同,將他們當作臨時工看待;若出了工傷等事故,他們都推卸責任,許多甚至連醫藥費也不肯付」。(註五)

搜身、罰跪、毆打……

舊的「統包統配」制的廢除,勞動力商品化之確立,以及合同制之取代固定工等等,事實上沒有「用法治取代人治」,相反,把人治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勞動法明文規定禁止僱主「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侮辱、體罰、毆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勞動者」。可是,事實上這些無恥行徑卻大量發生在三資企業及私營企業內。

官方的《中國工人》告訴我們:「在一些外資企業中,中國員工不僅勞動權利難以保證,甚至其人格和尊嚴也不斷遭到侵犯。」

「韓國某獨資企業的每個車間都設一名『工頭』,他們手持棍棒在車間巡邏,工人手腳稍慢就棍棒相加。青島某纖維有限公司的工人,偶爾遲到,就被罰繞廠區跑步或面壁罰站;廠東某鞋廠工頭經常打罵工人,而且要求『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否則就要『炒』;廣東一家台商企業實行『連坐法』,一人有錯,全班組幾十人罰跪。福建蒲田某鞋業公司還別出心裁地創造出了體罰工人的怪招;罰淋雨、罰日曬、罰學青蛙跳。在天津,某韓資食品企業一年齡較小的女工因違反勞動紀律,偷吃了一點食品,被外方管理人員強迫一次吃下7塊餅(100克一塊),7個雞蛋,喝兩杯水,否則不准下班,其行為簡直毫無人性!」(註六)

嚴重違法的行徑還包括:

一、扣押員工身份證明文件。

一九八六年公安部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實施細則》明文規定除公安機關外,「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扣留公民的居民身份證或者作為抵押。」然而,在整個珠江三角洲,非法扣押證件的非常普遍。一個老闆道出箇中因由:「不把勞務工的證件扣起,勞務工『跳槽』了,我的工廠不是要停產了!」

這種作法,可說是「自由流動」與「身份約束」並舉的偉大發明。需要人手時就「約束」工人,禁制跳槽;不需要人手時就讓工人「自由流動」。

二、亂罰亂扣,非法收取及沒收抵押金

成都市總工會收集到37份廠規、廠紀,發現只有47%「基本」符合要求,其餘有23%明顯違法,「以罰代管、亂扣亂罰」,有17%「標準混亂」。(註七)更為荒唐的是三資企業及私營企業普遍實行向上工的僱員收取「抵押金」,小則幾百元,多則幾千元。雖然有行政法規規定不許企業收風險抵押金,可是各地企業都置若惘聞。

有家中港合資企業規定,工人須向企業交500元保證金,自己要走或被「違紀」辭退者,不退保證金。「僅19933月一個月中該企業就炒了20人,老闆獲保證金一萬元,而當月該公司實際利潤還不到2000元。」(註八)

三、違法超級剝削工人

中國本來規定外資企業職工的工資不得低於同行業條件接近的國有企業平均工資的120%。但是,「不少外資企業職工的工資低於這一標準,甚至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水平。」(來源)在勞動工時方面,大多數企業都沒有遵行法律,工作時間遠超40小時工作制,每天工作12小時的非常普遍;甚至長達17小時的也大有人在。可是,更可惡的是很多企業沒有按規定實行「加班費不應低於本人工資的150%」。「部份企業卻按1:1執行,有的一小時僅給3角錢。」(註九)

法律「形同廢紙」

至於勞動保護、工業安全、禁止童工、保護婦女等等法律,也不必多說了。只要回憶一下幾年來在深圳、福州等多場工廠大火及數以百計的死難工人,就可以知道那方面的情況了。怪不得連官方刊物也承認:

「《勞動法》是頒佈了。然而,鑒於以往的經驗──有多少法律是有法不依,形同廢紙──人們仍然陷於深深的焦慮。」(註十)「形同廢紙」!

為什麼那些企業主可以這樣無法無天呢?

有間日資企業把工會主席解僱,並且傲慢地表示:「我知道這樣做違反工會法,違反了又能把我怎麼樣?」(註十一)

他雖然知道所作所為是違法的,但是他更加知道,中國根本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人治國家。他尤其知道,中共政權已經從一個(官僚)「社會主義」的人治國家,變為(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治國家了。各級官吏莫不向錢看,莫不努力巴結資本家。

「一部份黨政領導對組建工會的必要性、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工會組建工作支持不夠,……只追求吸引外資和企業開張的數量,不重視組建工會,只怕因建立工會組織而影響投資環境。」(註十二)大家知道,這裡所指的組織工會,不是指工人自發組織的那種(那是千刀萬剮的大逆罪),而是指官方工會,而官方工會永遠只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也就是說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而已。連這樣的「工會」也不願搞,害怕得罪資本家,他們的階級立場不是明如白晝嗎?

我們再看看三個實例:

「某外資企業台籍老闆倒賣巨額外匯,並進行套匯,有關部門要求對此進行查處,卻遭到省裡某領導的制止;反之,該企業聘用的中方經理因向有關門揭發老闆進口劣質汽車用安全帶、倒賣外匯和偷漏關稅等問題,而與台商發生爭執,這位領導卻批示有關部門把這位中方經理『抓』起來,而其用意卻美其名曰:「改善投資環境」。一副當代的『洋奴』、『買辦』嘴臉!在山東,某市一家獨資企業開除兩名員工。工人訴至市勞動仲裁委員會,外企主管對仲裁部門發出威脅:「如果判企業敗訴,我們將重新考慮二期投資問題。」勞動局迫於壓力,只得違心違法地犧牲工人利益。而在北方的一家大型合資企業,本來是老闆違反合同,片面決定裁員,招致了工會的反對。但一位市領導卻置法律於不顧,竟斥責這位工會主席破壞投資環境,還揚言要「嚴肅處理」。(註十三)

官商勾結

「勞動局迫於壓力,只得違心違法地犧牲工人利益」──但中共還堅稱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國家主人翁」呢。

還有更令人憤恨的。不僅一般政府官員大多「違心違法」地支持資本家壓制工人,而且資本家往往直接同「專政機關」勾結。在僱主、官方工會及勞動部門的三方關係中,「卻不時閃現出國家暴力的特徵──警察的身影。……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門不僅直接插手勞資糾紛,造成矛盾激化,甚至在一些地方,警察竟作為資方『保鏢』進入企業」。

「某企業要除名一批員工,卻又擔心引起麻煩,一天下午,……老闆將員工趕到空地,……每叫到一人,就由警察『押出廠門』。」(註十四)

國企工人也不好過

不要以為那種違法欺壓工人的事只發生在三資企業及私營企業。國有企業工人在勞動保護、工業安全、工資待遇等方面可能比前者好一點,可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國企工人的合法權益正在受到空前的侵害。

本來,《企業法》賦予職工代表大會五項職權(主要是對分配及職工福利方面的職權)。可是,官方理論家告訴我們,這些職權「難以落實。據筆者調查,五項職權中的對企業幹部的評議權和選舉權,在絕大多數企業基本形同虛設。」(註十五)又一個「形同虛設」!

在一片「轉換國營企業經營權」、打破「鐵飯碗」的熱潮中,大批大批國有企業工人被辭退,失業人數在1994上半年已達到415萬人,今年已經680萬了。當然,失業早已合法化了。雖然憲法上仍寫明人民有勞動就業權,可是,這不妨礙《勞動法》上第一次寫明企業有權以經濟理由而裁員(在此之前國企只能以工人過失為理由而開除工人)。

中共在推行合同制的時候,向工人承諾會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可恨的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令失業工人缺乏必要的保障。中國法律都有規定企業要繳交社會保險基金;《勞動法》上規定挪用社會保險基金的,要「依法追究型事責任」。可是,一份調查報告指出:

「由於缺乏制約手段,一些企業長期欠繳基金,而一些地方又挪用基金,基金入不敷出的現像將會在許多地區發生。」「待業保險金嚴重不足,不少地區已經收不抵支。」「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存大約200多億元,而目前卻有100萬退休職工領不到、領不夠、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註十六)

報告沒有指出這些違法行為有沒有受罰。我們差不多可以假定沒有,或者很少會受罰。這是中國國情。

經理廠長照樣吃金飯碗

中共要打破工人鐵飯碗,要工人從失業風險中訓練出勤懇致富的本領,不要再吃「大鍋飯」。可是,國企的廠長、經理,卻依然坐穩鐵交椅、吃穩鐵飯碗,而且逐漸由鐵飯碗轉為金飯碗了。諷刺的是,這種現像,是同中共對國企實行市場化、契約化的改革並行不悖,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當初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時候,就有論者認為這種制度並不能真正做到讓承包者自負盈虧。這個問題自然很複雜。我們就退一步,不去談它,而去談一個更現實問題,就是承包者如何違法濫權、殘民自肥的問題。

在承包制開始的時候,有關上級官吏與企業承包者之間怎樣勾結營私、在承包合同上低估生產能力、高估消耗,好讓承包者輕易「完成任務」的報導就很多。近年以來各種貪污舞弊只會更驚人而已。

「目前社會上最為群眾所不滿的一些豪華公款消費現象,有很大部分來自企業。據武漢、大連、石家莊市400多家高檔娛樂場所調查,有60%的是來自企業的公款消費者。有的甚至還用公款支付賭博、嫖娼費用。就在一些廠長、經理一擲千金大肆揮霍國有資產時,工人卻連工資都發不起,有的企業虧損嚴重,而企業領導卻先富起來,出現了『廟貧和尚富』的現象;有的企業領導在購銷活動中大肆收受回扣據為已有,使國有資產落入私人腰包;有的企業法人代表貪婪地受賄、貪污。這些存在於企業的消極腐敗現象,引起了群眾的極大不滿」(註十七)

「有的企業在沿襲從下到上的領導間,一級與一級的簽訂合同….把『傾斜政策』引入承包,一方面不斷加大對各級承包者的獎勵額度,另一方面將對職工的獎勵權下放給承包者,致使有的承包者見利忘義,為撈取私利而無限降低職工應得的獎勵金額或取消對職工一年一度的效益獎。

更有甚者,為保包贏不包虧,承包者之間上下串通,搞承包指標年初定、中途調、獎不變等隨心所欲的作法,而對參與具體承包的班組和職工,則採用逐月下計劃,責利雙包幹,年終不補欠,由此形成了『包者』:幹好幹壞獎不變,有能無能照當;『幹者』:創收多少無體現,有責無利雙包幹。」(註十八)

更離譜的是很多國企「領導」在利潤掛帥的誘惑下竟向工人強迫集資,少則幾千,多則幾萬,或用於投資股市、地產,或用於「擴大經營」,或直接用於填充「領導」的慾壑。交不出款的工人,有被減扣工資者,有被取消午餐費及醫療保障者,甚至有不准上班者。這就是公僕對「主人」的服務態度了。

結語

事實證明,單靠市場化改革本身,並不能使「法治取代人治」;恰恰相反,在中共「人治」了幾十年的情況下去單線發展市場經濟,只是帶來了空前的腐敗、貪污及法制的蕩然無存。

只要中共仍然實行一黨專政,就不會有法治,就不會有比較清白的市場經濟。彭真曾作為政法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如果連他也搞不清楚「是黨大呢,還是法大呢」,那其餘官僚就可想而知了。其實搞不清楚是假。每個官僚都知道黨大於法,權大於法。人人都心知肚明,法律所規定的東西,有虛有實。凡是規定人民權利方面的條文,什麼「工人階級是國家主人翁」,什麼「人民民主權利」,通通是虛的;只有維護一黨專政,維護中共特權的條文,才是實的。沒有一個官會真正嚴格根據法律辦事。誰才是頂頭上司、哪些官員的利益要維護,目前時勢及「政策」如何等等考慮,比法律來得重要百倍。怪不得有句順口溜這樣說:

「沒有上頭等上頭,有了上頭等紅頭(指中央的紅頭文件),有了紅頭看風頭。」

在這幾「頭」裡面,恰恰就沒有法律的位置。靠這樣一個徹頭徹尾「人治」的專制集團去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豈不是緣木求魚麼?

一九九五年十月廿七日

註釋

註一:《砸破三鐵後的中國人》,楊愛華、陸思山編著,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P.144

註二:《大分化新組合》,朱光磊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P.4285

註三:《中國工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辦。19957月,P.16

註四:同上,P.37

註五:《九十年代的中國工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國事委員會出版,1995年,P.16

註六:《中國工人》,957月號,P.37

註七:《中國工人》,958月號,P.17

註八:同上,P.17

註九:《中國工人》,957月號,P.36

註十:同上,P.39

註十一:同上,P.17

註十二:同上,P.16

註十三:同上,P.38

註十四:同上,

註十五:同註二,P.72

註十六:《1994199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與預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95

註十七:《中國工人》,958月號,P.4

註十八:《中國工人》,954月號,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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