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鋤（台灣）

《先驅》第33期，1995年6月

編者按：

這是一篇台灣朋友寫的文章，她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不但把一些抽象名詞，如後現代，解構主義，語言派，多元決定論等解釋得較為明白易懂，而且加以批判其思想內容，並指出這些理論如何與現實的婦運脫節，不能成為爭取廣大婦女權益的取向，對婦運參與者（不論台灣還是香港）很有啟發性及參考價值。

本文論點簡潔清晰，是那些只會生吞活剝時髦理論，脫離現實的知識份子沒法比擬的。

拉美等國有某些婦運團體根本拒絕「女性主義」這個名號，認為這個字眼代表的是美國白種資產階婦女的社交活動，而不是世界婦女的解放。

強調男女特質的本質論是有問題，白種資產階級狹隘卻全稱式的女性主義也值得批判，但難道將女人解構為虛構的文化產物的後現代便能提供答案，給女性主義找到一條正確的理論和實踐的出路？

後現代雖然企圖超越「本質論」，提出了社會建構的概念，但始終無法清楚解釋它所謂的「社會建構」的物質基礎。

「團結就是力量」絕不是一句感性的口號，它是一個鮮明的政治立場。可惜這個簡單的道理已經被後現代視為醜陋、教條、沒有人性。其實，受壓迫人們自求解放的歷史在在證明只有集體才能打破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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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大量出現，至今不過二、三十年，但其發展卻極為可觀。今日，美國各大學院校開設的婦女研究課程多達幾萬門，而各種有關女性主義的著作、演說、展出不但數量驚人，其細目更令人眼花撩亂。然而，諷剌的是，婦女運動卻一天一天在衰退中，婦女處境也一步一步地在走下坡，不但婦女貧窮化的現象日甚一日，就連當初拼命爭來的墮胎權和名目上的平等就業權也岌岌不保。

為什麼會這樣？女性主義不是為婦女解放而存在的嗎？怎麼會當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婦女運動、婦女處境卻一日日地沉淪？

基進派口口聲聲說是自由派取得婦運主導權的必然結果，自由派則怪罪於政治氣候的大右轉。Susan Faludi的《反挫：誰與女人為敵》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不一頭栽進她們的叫陣、罵街中，就可以發現一個各派共通的可悲現象，那就是理論與運動的分家。早期婦運與女性主義研究二者合一的政治理想沒多久就幻滅了，婦運逐漸沉寂了下來；女性主義則從尋求女性解放的道路矮化為關於女性的研究（從forwomen變成aboutwomen），其當初為婦運服務的政治性、運動性逐漸為學術性所取代。

正當學院裡的女性主義者們忙於日益繁複精細的理論探討，她們口口聲聲宣稱要關心的婦女同胞卻對這些理論日趨冷漠，甚至拒絕與「女性主義」這個名詞掛鉤。美國的女性主義不但在當地行動無力、遭受冷眼，在國際間也頻頻被質疑。近年來在拉丁美洲國家裡有很多婦女團體一直積極地活動。例如智利婦女在美國扶持的皮諾切軍事獨裁政權之下所組成的各種婦女反抗團體——從女工工會、政治受難家屬聯誼會、到貧民窟社區組織，二十多年來一直不斷推動各式各樣的運動。但這些婦運團體則根本拒絕「女性主義」這個名號，認為這個字眼代表的是美國白種資產階婦女的社交活動，而不是世界婦女的解放。

美國女性主義者對這些挑戰有什麼回應呢？一方面加倍怪罪父權這隻猛獸威力無窮，使得她辛苦努力無法見效，一面則怨嘆婦女沒有女性意識、不知爭取自己的權利，就是鮮少檢討自己的理論發展以及學術路線是否有問題。

美國女性主義這種理論與日常鬥爭脫離的傾向，在近年來以後現代主義為主導的發展下尤其明顯。後現代主義以批判先前的女性主義出發，挾其號稱解構西方傳統思想、顛覆父權文化的騰騰銳氣，震撼了整個知識圈，並迅速地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領域中發展起來。一向對西方流行思潮趨之若鶩的台灣當然也不落人後，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不斷介紹、引進，至今儼然成為顯學。生吞活剝一直是台灣學術圈的惡習，這對沽名釣譽的學者固然無傷大雅。但是，對嚴肅的台灣婦女運動工作者而言，唯有批判性的學習與引進才有益於我們打破迷障、正確認識世界，從而改造世界。

美國的後現代主義到底是在什麼情境下產生的？它對女性主義起了什麼作用？它對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和目前的處境提出了什麼看法？又對婦女解放提出了什麼樣的政治上的實踐道路？這些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女性主義的本質論傳統

後現代作為社會理論的一個學派，很重要的一個成份是它對本質論的批判，因此，首先我們得談談女性主義裡的本質論傳統。

基本上，本質論者認為有男女特質的存在，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卻派生出兩種對婦女受壓迫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觀點認為女性的特質是造成她在社會上無法和男性一樣自由發展的枷鎖，因此，解放意味著掙脫這些特質，以便和男人一樣在社會裡充分發展，這個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西蒙波娃。另一個觀點則恰好在肯定女性特質，徹底排斥男性發展模式。它認為婦女受壓迫是由於婦女的特質被一個讚揚暴力和個人主義的男性文化所貶抑，因此，解放之在於擁抱、發揚較優異的女性特質（例如神學家MaryDaly即指出男性暴力的無所不在，強力主張女人愛女人；心理學家Carol Gilligan認為女性有異於且優於男性的心理特質）。她們並且將男女特質的差異直接聯繫到現象界，而做出種種兩性特質消長的社會理論。譬如說，女性尊重自然、愛好和平，男性喜歡征服、駕馭，由於男性窄制，於是，女性被歧視、自然受破壞、到處有戰禍。唯有將女性特質重新發揚，兩性平等、生態平衡、世界和平才可望達成。這個論調的衍生物包括時下極為流行的幾種類似宗教活動的女性主義運動，譬如：與新時代運動（New Age）一搭一唱的靈性（Spirituality）運動，以及強調恢復女性自尊（Selfesteem）的內在革命運動。

不論是鼓勵婦女從女性特質掙脫出來的兩性平等發展論、或是宣揚女性特質的女性中心論，其基本前提都在於認為兩性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這種本質論在八十年代開始受到挑戰，一群受到法國解構主義影響的女性主義者提出了質疑。什麼是女性特質？難道我們目前女性身上見到的、或一般認為陰柔的特徵就是女性特質的表現？她們指出不但兩性差異根本不是什麼自然的事實，而純粹是文化建構的產物，甚至「女人」也不是一個自然的範疇，而是由特定社會、文化所決定的。

這派的女性主義者自稱為「後結構主義者」，或稍後在八十年代中成為主流的「後現代主義者」。她們懷疑任何「本體論」，不認為有可能或有必要建立一套理論來說明婦女的壓迫。因為，世界上只有各種錯綜複雜關係下產生的女人，而沒有一個自然範疇的「女人」。因此，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理論可以用來含括這個範疇。

為什麼「女人」做為一個範疇的概念會被質疑並否定？這是因為以往對女性問題的分析往往是在一個西方的/白種的/資產階級的/異性戀的架構下進行的，由於它無視於婦女之間種族、階級、性取向的差異，卻宣稱代表全婦女的經驗。於是逐漸受到黑人、少數族裔和同性戀者的質疑﹝註1﹞，指責其將本身的經驗擴大為普世婦女的經驗，並且宣稱代表所有婦女發言的做法。後現代主義由於排斥「本質論」，強調每個主體的差異性，很快便搭上這班對白種資產階級泛論加以討伐的列車直駛而去。

從本質論到後現代

強調男女特質的本質論是有問題，白種資產階級狹隘卻全稱式的女性主義也值得批判，但難道將女人解構為虛構的文化產物的後現代便能提供答案，給女性主義找到一條正確的理論和實踐的出路？在它否認「女人」做為一個範疇時，是否同時忽略了女性活生生的具體生活經驗，從而扼殺了女性做為一個群體來發言和戰鬥的集體基礎？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本質論」對兩性特質做先驗式的肯定和探討、這是非歷史和非政治的。她們急於定義男女特質，指控「父權」對女性經驗、價值觀、文化等等的貶抑，卻無法說明兩性差異的來源以及「父權」的歷史源由及其社會機制。於是「父權」被視為自古存在的法則，並且無限放大，非但是女性受壓迫來源，也是其他一切壓迫的根源。另一方面，既然她們未將「父權」放在歷史發展和社會關係的脈絡中去考察，也無法想像它可能在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的改變中被消滅，這也難怪她們的出路只能變成「發揚女性特質」之類的道德訴求：所謂女性本身要勇於如何如何；男性要了解、接受什麼什麼。我懷疑這種喊話和善良的期待如何能成為受迫者政治上的出路。

語言派：新瓶舊酒的唯心主義

後現代雖然企圖超越「本質論」，提出了社會建構的概念，但始終無法清楚解釋它所謂的「社會建構」的物質基礎。為了便於分析，我們且舉後現代中較為主要的兩個派別來看：

（1）語言派：

第一個派別將社會建構等同於語言活動，這個觀點認為所謂的男女特質是由男女在其主體位置的確認過程中所決定的，而語言活動在這確認過程中起著主要作用，因此，男女特質只是語言秩序、符號組合的產物。再者，男尊女卑的社會權力關係是透過父權意識型態機器得以再生產，而語言是意識型態藉以決定意義的必要手段。因此，這個派別特別強調主體與權力、語言、意義的關係。

這個派別對主體與語言相互聯繫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語言是人們藉以認識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意義指涉系統，它一方面是人類社會的反映，另方面又反作用於人類，制約、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活動，因此，對語言進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了解我們所受到的意識的制約，提高我們的自覺程度。

但是，我們必須留意這個派別在理論及實踐上的錯誤。首先，它過份高估語言和文化對人的認知活動和權力關係再生產的決定性作用，而不去談它與社會經濟、政治諸多因素的內在聯繫和相互作用。於是，人們的觀念、思想、概念等等意識的產物被視為人們真正的束縛和限制。這種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和本質論是相同的，都是唯心的。這種唯心論不但妨礙我們正確地認識世界，同時，也會導致錯誤的實踐。因為，既然人與人的關係，人的思維舉止、受到羈絆都只是意識的產物，那麼，我們便只要同意識作戰就好了﹝註2﹞，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將努力和希望寄於對父權意識型態及語言結構的對抗上。意識型態雖然對社會權力關係的再生產扮演著必要的角色，但對它的意義系統的顛覆，並不意味著一個新的權力關係的再生。

（2）多元決定論：偷渡個人主義

另一派的後現代社會建構說我們可稱為「多元決定論」。基本上，它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有機整體，其中諸多因素相互聯繫、相互制約，不可分割。

雖然「多元決定論」者看到社會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卻沒能正確理解這些現象，沒能看到它們之間的層次性和交錯關係，從而把它們的作用視為均等，將之彼此並列起來，對社會矛盾提出了「多元決定」的論調。

這派當中有不少是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從反對機械唯物論視上層建築為經濟現象的簡單顯示出發，而強調社會關係的相互作用，卻由此走向另一極端；不承認社會諸因素之間有主與從、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從而否定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或是偷渡為失敗主義的不可知論。

「多元決定論」者總是很認真地批判現存世界，他們當中並有許多人以顛覆各種壓迫體制為職志，但由於他們對社會矛盾的「多元決定論」以及對歷史發展的不可知論，使得他們的實踐也只能是隨興而散漫的。我懷疑這種告慰良心的知識份子造反是否真能改造世界？

「多元決定論」做為女性主義的一種理論產生了什麼作用呢？首先，它同白種資產階級女性主義進行鬥爭，指出其中心主義是對其他不同種族、階級、性取向的女性的漠視和壓迫。在這個意義上它是進步的。但是，我們必須留意它在強調主體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時所挾帶的個人主義。表面上，她們堂皇地談論對女性的多元複雜性的尊重，但卻由此走向另一極端，對任何有關集體的理論探討和政治實踐予以排斥和敵視。難怪她們在實踐上只能有虛無游離的表現，卻還自豪為「邊緣戰鬥」。

「團結就是力量」絕不是一句感性的口號，它是一個鮮明的政治立場，表明了任何弱勢者只有團結起來，靠集體的力量才可能對抗壓迫，任何以個人努力來達成自我救贖的說法都只是壓迫者用來瓦解被壓迫者的團結，以使其支配能運行不墜的神話。可惜這個簡單的道理已經被後現代以各種「特殊性」、「多元性」的繁雜細緻的論述所掩蔽了。集體被視為醜陋、教條、沒有人性。其實，受壓迫人們自求解放的歷史在在證明只有集體才能打破枷鎖。拒絕集體，就是拒絕實踐！

集體與差異

那麼，究竟我們要怎樣來看待女性之間的差異和行動集體主義的關聯？難道只能在強調整體卻漠視差異或是尊重主體性卻排斥集體主義之間徘徊？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沒有一個叫做「女性」的階級，女性在不同的生產關係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各種錯綜的社會關係底下自有其不同的社會位置和利益，不可隨意套用「女性階級」一詞來加以均質化。因此，我們必須對各種一言堂的女性主義加以批判，（尤其是白種資產階級學院派的觀點）；誠實地面對女性基於種種社會關係不同所具有的差異，但不惑於這些複雜的差異而陷入多元論的泥沼裡，而是堅持人類社會有歸根結底起最終決定作用的動因。我們要對它做系統化的認識和考察，以便在複雜的表面差異下找出共通的經驗和利益，並在這個基礎上團結起來，與其他受壓迫的人們結盟，共同為人類的解放來奮鬥。

顛覆父權或是

顛覆父權解釋世界的詞句？

後現代雖然滿口解構、顛覆、戰鬥等等震撼世界的詞句，但其唯心論與理論界的唯心傳統不謀而合，故在學術圈大步前行。其理論被當做商品一樣消費為碩、博士論文；其顛覆的外衣更吸引著迷惘的反叛青年，大家互相夢囈著晦澀難懂的語言，卻以為在對體制進行顛覆，他們似乎忘了，他們所反抗的只是解釋世界的詞句，而不是現存的實際的世界。

後現代主義由於學術性高、術語艱深，只在學院內大行其道，其自稱為「批判性實踐」，實際上對現實的社會生活實在起不了什麼作用，更遑論對女性的解放在理論或實踐上能有什麼促進作用，頂多只是逼人改改詞句（譬如：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之類）。如果說它在美國本地的批判性實踐都成了問題，我們還能繼續不加批判地引用，甚或視為典範嗎？我們能視它為台灣女性主義發展的燈塔？它能照亮台灣婦女的前途嗎？

註釋：

﹝註1﹞請參見Angela Davis, bell hooks, Marl Matsuda等人對白種女性主義色盲的批判。對異性戀體制的批判請參見Mavilyn Frye, Adrienne Rich等人的文章。

﹝註2﹞對唯心論的批判請參見《德意志意識型態》第一卷第一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0-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