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化

《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立法局選舉在即，各政黨都紛紛施盡渾身解數，把自己包裝為人民的良知益友。不過，不管他們如何努力，彼此間又如何互相攻訐，也無減於如下事實：彼此都在本質上相同，差異只是程度上而已。

民主黨「堅定不移」？

究竟這次選舉，民主黨會否像1991年那樣大勝呢？讓我們首先分析一下民主黨的本質。民主黨標榜自己是「堅定不移」民主派。表面看來好像如此。否則，中共又怎麼會對之深惡痛絕呢？不過，稍作分析就知道，單憑這種印象是不可靠的。我們當然不能否定民主黨的領袖至今仍然擔任支聯會領導、由此所表示的積極意義（這是最為中共痛恨，但又最為民眾所同情的因素）。不過，第一，民主黨的領袖之堅持平反六四，是採取「人格分裂」的方式的。支聯會可以要求廢除一黨專政，但是民主黨及其前身，一直都嚴守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的訓戒，完全不敢過問大陸的民主問題。在民主黨的政綱中，一句也沒有提到六四，提到廢除一黨專政。但更可笑的是，它一面說：「我們關心中國，而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香港人應有權利及責任去參與及評議國家事務」，但它對人大代表的產生方法的「評議」，竟然是「爭取九七後特區人大代表全面由分區直選產生」，似乎香港人才配直選人大代表，而大陸十一億同胞就不配了。這就是「關心中國」、視自己為「中國人民一份子」的民主派的應有表現麼？

可見，民主黨雖然標榜民主，但是基本上以不超越中共所定下的界限為前提。即使有個別時候在群眾壓力下向左移半毫米，但是只要中共（或港英，總之是主子就是）施加更大壓力，它就毫不猶疑地向右躍出幾尺。民主黨及其前身的整個歷史都證明這點。1987年它提出立法局「至少一半直選」，可是，到了1989年，而且是在六四之後，「至少一半」的提法就改為四成直選了（所謂四四二方案。當時正是基本法定稿的時候），證明港同盟的「至少」其實是假的，是可以割價求售的。不過它委曲求全並沒有感動到中共採納，所以後來它又恢復「至少一半」的提法了。但當時已經有人譏笑港同盟：全面直選固然違反基本法，但一半直選又何嘗不是違反基本法？又想討好中共，又要掛著民主招牌，豈不是騎牆派嗎？弄不好恐怕只會兩面不討好呢。

騎牆騎不成就會掉下來

這個預言已經證實了。民主黨作為「民主先鋒」的假象在1993年終於揭穿了。當劉慧卿提出全面直選的意見而得到廣泛回響（最早提出這個要求的是我們先驅社，當時是1987年）的時候，它才驚覺自己落後於形勢了。所以它一面在自己黨綱上仍堅持一半直選的要求，另一面在劉慧卿的動議提出來的時候它也不得不投贊成票（雖然這不妨礙它不久就同匯點──正因匯點投棄權票才令議案通不過──合併為民主黨），但是它那種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畢竟已經暴露了。當有人質疑為什麼它在建黨前一直沒有提出全面直選，張文光不得不承認：

「我已在許多場合說過，在爭取民主問題上，我們在早些時候的表現不太好。組織港同盟時，當時的社會氣候只容許我們提出卅席直選，一直沒有太多壓力和批評。」（註一）

前一句是真，後一句是假。我們新苗社（先驅社的前身）在1987年的時候也處於同樣的「社會氣候」，為什麼我們卻能提出全面直選？而且，即使社會氣候很不利，也不見得民主黨就一貫堅持「社會氣候」所能容許的最高限度──它後來不是把要求降為四成直選（即「四四二」方案）嗎？可見，民主黨並非什麼「堅定不移民主派」。相反，它移來移去許多次了。所謂「社會氣候不容許」，說穿了，其實只是中共不容許吧了，或者港英不容許吧了。所以，即使它後來策略性地支持一下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的動議，這並不妨礙它前後共十次被拒，還要鍥而不捨地求見周南，也不排除當港顧區顧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它對中共的班子的批評永遠限於說「不夠代表性」。似乎只要委任他們入局，就夠代表性了。

近年來對民主黨的批評越來越多──不論是左的批評還是右的批評。而它那種兩面討好的騎牆民主派路線也日益失效了。如果它還有相當民眾支持，那主要一方面是由於慣性，一方面是由於中共太專橫，連民主黨那樣軟弱的民主派也要排斥，反而使民眾同情民主黨。

但是，如果它的民主訴求始終以不得罪中共為大前提，那麼，在選民日漸分化的情況下，它一面使支持民主的群眾無所適從，使民主力量更渙散，另一方面那些本已對民主沒有多大信心的選民，更確定地倒向親中共派。如果真要「溝通」，你民主黨會勝過民建聯麼？所以，從去年區議會選舉也不難看出，盡管民主黨仍是得票最多的黨，但是民建聯已經急速崛起，平均得票率高達48.2%，比民主黨的51.4%相差不遠。因此，民主黨殊難在今次選舉中再獲得1991年的大勝。

民協更赤裸地迎合中共，所以，盡管它更醜陋（羅祥國事件是一個明顯例子），但是它至少沒有民主黨那樣兩面不討好。何況，正由於它得到中共的祝福，所以在選舉上也可能會得到種種方便，尤其是在對手是民主黨人的情況下。

民建聯親的是什麼「中」？

民建聯的冒升，一面反映了民主黨的無能，另一面也的確反映了九七越迫近，有更多人相信委曲求全，以為這樣就能「平穩過渡」。而民建聯作為主要能同中共溝通的政黨，自然得到這些人的青睞。尤其對於那些小股民、小商戶，越少一點剌激中共，可能股市就會少一點折騰。另外不少人也會感到，在看不到民主奮鬥的出路的情況下，他們寧願不去投票。而投票率越低，越有利於民建聯而不利民主黨。

不過，「平穩過渡」四個字畢竟是一種幻想。在中共詮釋下，這四個字的真實意思不過是中共平穩地把專制延伸到香港罷了。那些支持民建聯的選民不知道，或者是不願知道，中共本身才是一切動亂的根源。而民建聯在這兒所擔當的角色，不過是領導羊群走向屠宰場的帶頭羊而已。它罵民主黨親英，標榜自己愛國，但是曾鈺成的移民事件證明他們的愛國主義是什麼一回事了。它激烈反對彭定康，僅僅因為他擴大了香港人的選舉權。可見民建聯同中共一樣，真正針對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殖民政府。

自由黨鮮廉寡恥

自由黨作為一個毫不掩飾的資產階級黨，那種兩面三刀，隨風擺柳的作風就更臭名遠播了。早已把腦袋鑽進錢眼的資本家代表自由黨，1989年的時候說銜接不重要，到了1992年，為了反對彭定康的政府方案，為了向中共獻媚，竟然要求全民投票，要港人選擇對抗還是「平穩過渡」了。它在1989年通過兩局共識，赴英要求更多民主（要求1995年立法局一半直選），但是到了中共大罵彭定康的時候，他又再赴英，這一次是要求少一點民主。資產階級的代表，從自由黨到自民聯，以致獨立人仕，無一不是恬不知恥之徒。他們在今次地區直選中實在難望得到很好結果。他們如果沒有功能團體選舉的保護，恐怕不易在立法局佔有一定席位。

這叫人想起司徒華的夢想，他在1988年講過：

「為什麼非要等資本家出現民主派呢？因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光靠草根階層是搞不成民主的。」（註二）現在來讀這句話，要不失笑是不行的。

「工商權益擺第一」

如果說，四個黨在政治上的差別只是程度上的，那麼，在經濟主張上就連程度上的差別也沒有多少了。讀一讀他們的政綱就知道，他們都是「自由放任」的堅決擁護者。說穿了就是始終把工商界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是在這個框框內才講幾句「照顧基層」的空話。自由黨不必說了。民主黨可以大講「為民生」，但是到了可能得罪一下工商界的時候，它就會悚然止步，惶恐退卻了。這就是為什麼它最近居然無恥到同自由黨聯手在立法局反對李卓人有關設立失業救濟金的建議，理由是不想讓工商界以為自己是免費午餐派。有人這樣評論民主黨：

「對於職工會聯盟總幹事李卓人提出的失業保障金建議，民主黨以改變太大為理由而拒絕支持。可是，即使代表工商界的行政局議員錢果豐，亦採納失業救濟的觀念，而非囿於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框框。可見，民主黨的社會福利觀念連錢果豐有所不如，簡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其主張極端溫和的改良措施，基本上與自由黨同出一轍。辯論當天，民主黨發言人李華明對於自由黨以為他們會提出失業救濟，結果卻是『表錯情』的表現得沾沾自喜，反映出民主黨是如何害怕被標籤為「免費午餐派」，故刻意地自我約束。」（註三）

民建聯標榜自己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如果讀讀它1993年十二月的政綱就會知道，他們比民主黨更維護資本家利益，因為民主黨尚且敢提出累進稅，但民建聯卻認為「稅制應鼓勵工商界進行投資，例如維持低稅制」。這當然毫不奇怪。許家屯回憶錄就說得很清楚：

香港的「左派」，包括工會，就是為「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服務」，而「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了解香港中外資產階級的心態，為長期利用香港，穩定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而制定的。……港人治港，或香港由當地人治理的實質，是由當地各階層香港人，尤其是資產階級自己管理。」這就是為什麼，連失業救濟金那樣低的要求，或者是平等權利法案，民建聯以致其他親中共派都不敢支持的原因了。

有人說，自由放任是全港市民的共識。各黨在這兒不過是反映民意吧了。

1989年有兩個學者特別作了一個民意調查（註四），顯示有57%的被訪者支持經濟不干預主義。但一旦被訪者被問到具體政府政策時，他們的態度完全相反。絕大多數人都支持最低工資制、控制必需品價格、限制壟斷市場、多向有錢人抽稅、失業津貼等政府干預。一般市民只是抽象支持自由放任，而具體則反對，反映了他們雖然在抽象概念上盲目跟從了資產階級，但在切身問題上始終本能地認為政府有責任介入、限制貧富懸殊。這才是真正的民意。所以，四大黨的政客，還是不要假借民意來販賣自己那保護工商界的爛貨吧。

結語

正因為現在沒有一個黨派真正代表普羅大眾的利益，所以我們先驅社才毅然參選，以微薄的力量去喊出普羅民主派的呼聲。我們只能在一個區（新界南）參選。我們呼籲新界南的選民投我們一票。至於其他各區及各功能組別，我們呼籲選民投票支持那些比較接近普羅民主立場的候選人。如果連這樣的候選人也沒有，可以考慮投民主黨一票。投他們一票不等於支持他們那種軟弱民主派立場，不等於支持他們工商利益擺第一的立場，而是僅僅因為中共視他們為眼中釘。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投他們一票，是對中共專制的抗議。

1995年8月22日

註釋

註一：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三日《信報》

註二：一九八八年三月號《鏡報月刊》

註三：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六日《信報》

註四：劉兆佳、關信基《港人對不干預政策的態度》，《明報》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五期。轉引自《後過渡期香港公共財政》，鄧樹雄，三聯書店，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