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38期,1996年6月
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雖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誰也不會認為問題已經解決。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港、台和大陸人民對這個問題深入探討一條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對策。本文試圖對台灣部份左派有關兩岸和戰問題的立場,作一個初步評論,順帶提出我們的主張。
由於所能見到的台灣左派宣傳品不多,所以只能評論幾個有點代表性的意見。
反戰上的過左
在一些較進步的社運團體裡面,似乎有一個共同立場,就是在當時的台海危機中,他們一再警惕人民不要輕信政府。由傅大為、成令方所發出的《基進反戰》文件,強調「國家動員是統治階級加重管制社會的好機會」,「反對台灣統治階級發動他們的『利益保衛戰』」。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則指出,「歷史證明保鄉衛土工人從不落後,……但戰後卻仍然一無所有」。這種警惕心是必要的,健康的,至少比諸盲目支持國民黨好些。
可惜這種應有的警惕,由於沒有同一個正確的主張配合,所以實際上是沒有力量的,變成一種形而上的東西。
《基進反戰》和工委會的文件都強調反戰:「雖然面臨中共巨大的暴力威脅,我們也有要求基進反戰的權利」;「台灣的社運團體、邊緣弱勢族群,要求反戰,更要求國家政府不可輕易以動員戰爭的強制方式來處理海峽危機」;
「工人應該反戰,也就是反對統治階級製造戰爭,將工人當炮灰來鞏固政權。」
時時警惕「統治階級將工人當炮灰」是對的,可是,凡事都要具體分析。世界上沒有抽象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具體的。文章把國民黨政府描繪到好像恨不得打仗,好像它會「輕易以動員戰爭的強制方式來處理海峽危機」,是不是太烏龍了呢?誰都知道,今天只有中共有力量而且有野心威脅台灣,而台灣的統治階級既沒有力量也沒有野心要去威脅大陸。台灣國民黨對於兩岸之戰,避之唯恐不及,哪裡想「輕易」開戰?《基進反戰》提醒人們「百年來『皇民戰爭』、『反攻大陸戰爭』、以及替美國『圍堵共產中國的戰爭』的歷史陰影下,台灣人民作他人的炮灰還不夠多嗎?」真是奇談怪論。怎麼能把今天的台灣保衛戰同五十年代的圍堵中共的戰爭準備等量齊觀(更不用說同「皇民戰爭」等量齊觀了)?五十年代如果真的發生國共大戰,那無疑的,台灣一邊的戰爭的確純粹是把台灣人民當作炮灰,因為這場戰爭將是美帝聯合台灣統治階級去消滅大陸的工農政權(盡管它帶有嚴重的官僚變態),因而是不義之戰。可是,現在形勢早已大不一樣了。現在不僅兩岸政權都同屬資產階級政權,而且大陸的資產階級政權既比台灣的政權強大許多倍,又比台灣專制許多,而攻台之心又始終不死。反之,台灣不僅只能居於守勢,而且多少也實行了代議民主。
在這個情況下,中共攻台是不義之戰,而台灣抗戰卻是正義的戰爭。這種正義性不會因為暫時由資產階級政府領導而有所改變,正如當年抗日戰爭雖由國民黨領導,但無減抗戰本身的正義性一樣。支持台灣保衛戰,也不等於支持國民黨,正如當年支持抗日戰爭,不等於支持國民黨一樣。
明確了台灣保衛戰的正義性之後,就不難明白,籠統提出反戰口號是不恰當的。反對誰發動戰爭?反對中共嗎?那自然正確,對於香港和大陸人民來說尤其正確。可是,《基進反戰》強調:「反戰不是單向,而是雙面的。對外,我們反對中共發動侵略戰爭……,對內,我們也反對台灣統治階級發動他們『利益保衛戰』。」請問,如果中共攻台,難道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受損嗎?難道普通人民不會遭殃而且是遭受更大的殃嗎?在這個情況下在台灣提出反對戰爭,豈不是自尋死路?文章當然有強調「要捍衛我們的社會、社群、家園、反對中共的暴力威脅」,可是,請問怎樣在反戰口號下「捍衛家園」?如果要發起捍衛戰爭,那還算是反戰嗎?事實上文章最終並沒有排除戰爭,相反,它承認「在武力脅緊急時,(台灣的統治階級)要我們加入戰爭機器,進行保衛戰爭」,「我們」是會答應的,只要統治階級「放棄黨派、階級利益、召開真正跨階級、跨族群、跨強弱勢的台灣人民會議」便行。這樣一種最後還是準備打仗的立場,而又冠以反戰口號,不是最奇怪的自相矛盾嗎?
其實,如果要表達一種「先努力爭取和平,萬一努力失敗,才訴諸抗戰」的立場(恐怕不少贊成反戰口號的人都多少有這種見解),大可像一些學生團體一樣,提出「爭和平,不怕戰」的口號。這樣至少不會引起誤解,不會模糊了群眾的奮鬥方向。
保衛戰上的含糊
但還有更奇怪的自相矛盾呢。
現實的政治形勢迫使作者承認,一旦「中共武力威脅緊急」,就有抗戰的需要。可是,他們的抗戰的路線有沒有秉持人民立場呢?人們實在無法確定。雖然作者再三再四地警惕統治階級利益與人民利益如何不同,可是,他們的抗戰路線竟然是「加入(統治階級的)戰爭機器」,要求統治階級「放棄階級利益」,而開出的條件不過是召開一個「台灣人民會議」而已。請問:為什麼「台灣人民會議」有點糞為金的神奇效力,可以把統治階級的戰爭機器變成人民的利益保衛戰而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保衛戰?會議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使統治階級「放棄階級利益」嗎?如是,那就是與虎謀皮。古往今來,何曾有過一個統治階級會在「人民會議」的壓力下和平「放棄階級利益」的?迫使他們放棄一部份階級利益,這是有可能的,可是,放棄所有階級利益?如果他們始終拒絕,那你怎麼辦?推翻它嗎?可是,你不是說「加入他們的戰爭機器」的嗎?既云加入,又怎麼搞推翻?如果不推翻,你又有什麼辦法?究竟何謂「加入戰爭機器」?是指參加戰事嗎?還是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在內部向它施壓?如果不是,又是什麼意思?
我們主張努力爭取和平,但同時認為,要從今天起就要在思想上準備好保衛戰爭,探索一條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抗戰路線。這條路線的第一誡,恰恰就是不要加入「統治階級的戰爭機器」,不去幻想統治階級會在壓力下放棄階級利益;相反,我們從頭起就要不斷揭露統治階級的利益同人民利益之不可調和的矛盾,指出他們一定要把戰爭負擔放到人民身上,而同時讓自己大發戰爭財;指出他們對工農大眾的疑心和敵視,並不亞於對中共的仇恨;指出他們的愛國主義只是以能保證他們發大財的前提下才是可靠的。所以我們從頭起就不僅促使群眾認識自己的獨立利益,而且促進群眾以不受政府控制的方式參與戰爭,在戰爭中積蓄民眾的獨立力量,並且在必要時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政府。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核心(以為人民戰爭等於中共的人海戰術、或者是游擊戰,是大大弄錯了。下詳)。關於這條抗戰路線,自然仍有討論餘地,但至少它沒有像《基進反戰》那樣的自相矛盾。當作者記得要高舉和平的時候,他們就忘記了不義之戰與正義之戰的分別;當作者終於記得有必要抗戰時,他們卻又立刻忘記了被壓迫群眾的獨立利益,主張有條件地「加入統治階級的戰爭機器」。結果就是一種糾纏不清的自相矛盾:反戰上偏於太左,保衛戰上可能偏於太右。
人民戰爭還是「加入戰爭機器」
人民戰爭並不是毛澤東的發明,也不是卅年代才產生。可以說,歷史上凡是具有解放含義的戰爭,都有人民戰爭的影子:大量志願民兵協同正規軍作戰;群眾以各種方式參與或協助戰爭,包括發動游擊戰來輔助陣地戰;在動員過程中同時要求改善群眾生活、直至到要求實現平等社會等等。近代英美的資產階級革命都多少具有這些元素。無產階級人民戰爭進一步豐富了這條路線,而其中尤以俄國革命內戰為甚。如何根據台灣的具體情況來制定一個人民戰爭的綱領,這是台灣的左派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這裡限於介紹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
(一)建立民兵制並減少對常備軍的依賴;在戰爭爆發時向全體公民發放武器;
(二)常備軍中的士兵有結社自由,有權參加政黨;
(三)為了使戰爭真正變成保衛人民利益的戰爭,必須大大改善工農生活,而且不以尊重資產階級財產權為界限,直至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公開企業帳簿、沒收薄待工人或發戰爭財的資本家的財產。戰爭負擔要放在資產階級身上;
(四)促進各個群眾組織獨立發展武裝隊伍;
全民武裝與常備軍的比較
在今天台灣尤其迫切需要實行全民武裝的民兵制。因為,第一,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單靠正規軍的抗戰,更不用說是依靠像台灣那樣腐敗專制的正規軍抗戰,是不可能戰勝犯台共軍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在人民廣泛參戰、助戰的情況下才能以寡敵眾。第二,即使沒有台海危機,一切民主鬥士也應當努力促成全民武裝,並以之逐步代替常備軍。因為常備軍素來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中的最重要支柱,是壓迫人民的主要工具,是民主的凶惡敵人。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統治階級總要在軍中建立森嚴等級,讓那些將軍、軍官騎在士兵頭上而且要讓士兵習以為常,總要以培養軍人盲目服從和消滅士兵的尊嚴為職志。這樣一種脫離人民、而且耗費資財的軍隊,本質上一定與人民為敵。在和平時代,軍人干政的危險也從未消失。如果發生戰爭,即使那是正義的衛國戰,這種危險只有更大,而不是更少。因為當全部勝負決定於將軍們的時候,就難免讓將軍們氣焰高漲,進而要求種種政治和經濟特權,而戰爭的成果也一定首先落在他們手上。要避免這種惡果,就只有實行全民武裝,大大減少對正規軍的依賴。
恩格斯就曾經指出過,實行全民武裝的那國人民,「會使自己的軍事實力增加一倍而同時還會使自己的軍事預算減少一半,他們將用武裝本國全體公民這一事實來證明他們對和平的熱愛,因為這支由人民自己組成的軍隊是根本不能用來對外進行征服的,正像在保衛祖國領土時是根本不可戰勝的一樣。而且,如果每一個公民家裡都有一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一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註一)
不少人希望把台灣建成「東方的瑞士」。如果真要學瑞士,就應該先學他們那種不要正規軍,實行全民皆兵、成年人經軍訓後都領有槍枝的制度。
全民武裝是一條真正促進民主,限制以致瓦解國家機器的路線。當然,能夠有多大成效,需要許多其他條件的配合,首先是物質條件。越是落後國家,越不容易實行全民武裝,因為這不僅需要充裕的武器供應,而且需要發達的交通、運輸、通訊等網絡,以便迅速集中兵力。當年蘇聯革命政府一直努力貫徹這個做法,但苦於物質匱乏(連那一百七十多萬的前線紅軍也僅得五十萬枝槍,更遑論全民武裝了)而成效不大。(這其實也反映一個普遍道理:越是落後國家,越不容易以普遍社會自治去逐漸取代國家機器並使之消亡。這也是蘇聯社會主會實驗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以今天台灣的經濟水平,實行全民武裝,同時逐步減少依賴正規軍,卻是綽綽有餘的。
中共和蘇共的經驗的不同
有人根據當年中共就是依靠人民戰爭的路線而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國家,來證明人民戰爭只會加強國家機器。這種簡單的成敗英雄論經不起深入分析。我們已經指出過,人民戰爭的路線只是工農群眾在戰爭危機中尋求解放的其中一個元素;它需要許多其他元素的配合,包括物質條件,有沒有一個或幾個真正代表工農群眾的利益的黨,國際形勢,敵人的強弱等等。中共的最大缺陷就是它的斯大林主義化和農民化。這才是中國革命戰爭和以後的社會主義實驗失敗的主要原因。也正是這個因素,使它所進行的人民戰爭,也從頭起就大打折扣。即使在物質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它還是始終拒絕盡量實行軍事民主和平等原則。相反,越到後來,那種森嚴的等級制度和軍官特權,就越與舊軍隊差別不大(雖然在士兵待遇與風氣各方面,同當時國民黨軍隊相比仍是優勝得多)。而那位批評延安時代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王實味之被處決,就可以想見中共對專制的鍾情了。
有人拿戰爭的殘酷性來為中共之背叛民主與平等原則而辯護。他們不知道,當年蘇聯內戰也一樣殘酷,可是蘇共還是盡量實行民主與平等原則。雖然民主選舉指揮員在內戰中很難落實,但黨內民主始終保存,黨員有派別權利;蘇維埃內也始終有反對黨;紅軍內沒有軍銜制;上下級的關係只有在作戰時才生效,平時一個軍長和一個普通士兵的生活沒有兩樣:在同樣的飯堂吃飯;下級不用向上級敬軍禮;指揮員不准有勤務兵服侍,軍靴必須自己洗刷。軍中上下級的工資差距,比沙皇時代大大縮小。軍中有經常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教育,任何人追求不必要的特權都會受到公眾批評(註二)。對於各地工農群眾自發的反白軍游擊戰,蘇共都加以鼓勵,不像中共那樣,在抗日戰爭中對不受自己控制的游擊隊加以剿滅,也不像他們那樣在軍中以殘酷方式對付異己。在發動群眾、滿足群眾自己的利益方面,蘇共和紅軍都不會以尊重資產階級及地主的財產權為界限,相反,盡量鼓勵農民自行奪取土地,工人自行監督生產。(反之,中共在整個抗日戰爭,都以尊重資產階級及地主財產為限,把鬥爭局限於減租減息,不允許群眾任何「過火」行為。)蘇聯革命戰爭的這些可貴經驗,直到廿年代中期,由於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的興起和奪權,才開始全面開倒車。
兩岸人民的團結還是狹隘的台灣觀點
人民戰爭不僅要有民主與平等的元素,而且要具有國際主義的元素。我們要反覆教育民眾,侵略我們的只是敵國的統治階級,而不是敵國的工農階級。
我們不僅不與他們為敵,相反,我們還努力做他們的朋友,指出他們的政府怎樣偏坦富人,怎樣盤剝百姓,呼籲他們起來反戰,起來推翻他們的統治階級等等。這同時意味著,本國的被壓迫階級的政黨首先要摒除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而且堅決同本國的統治階級的沙文主義鬥爭。歷史經驗證明,這樣一種國際主義立場,對於敵人的軍隊有強大的瓦解作用。因為這種宣傳不是純粹宣傳,而是事實。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本來就是各國兄弟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實現。
《基進反戰》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對台灣的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提出警惕。可是缺陷在於,它沒有提出另外一個對策,只破不立。這樣是無力的。應當拿兩岸人民的團結來抗衡兩岸的狹隘民族主義。(雖然在這裡「國際主義」一詞並不一定適用,可是這個詞的內容卻依然適用於目前形勢。)大陸人民比諸美帝,是可靠一萬倍也不止的真正盟友。台灣人民有必要拋棄沙文主義,爭取大陸人民的同情,揭露中共那種民族主義的虛偽性和專制性,呼籲大陸人民一起爭取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否則,在敵強我弱,而大陸人民又始終受到中共的蒙蔽的情況下,一旦開戰,台灣的取勝機會更少。
雖然台灣有不少人仍然認為中共攻台的可能性很少,可是,只要一天中共仍然當權,一天這個可能性就始終存在,而且每一年的軍事預算也會一再提醒人們,台灣的防衛問題仍然在議程之內。台灣目前的國防預算一年高達一百億美元,與大陸不相上下,但台灣人口只是大陸的五十分之一。台灣軍費沉重可想而知。而台灣政府卻還嫌不夠呢。所以,究竟是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還是繼續奉行統治階級的路線,實在是一個不容輕視的問題呢。
註釋:
註一:轉引自《人民戰爭論》,郭偉濤著,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71頁
註二:“The Red army", by Erich Wollenberg,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8.作者本人是德國人,親身參加過紅軍。書中提到一個故事:有個士兵看到他的指揮員靴子非常骯髒,禁不住坐下來替他清潔。此事被人們知道,結果指揮員被批評享有特權。經查證後證實他根本不知情,所以沒有作出處分,但經大家議決,認為事情反映了士兵的覺悟不夠高,所以決定由軍中劇社舉辦戲劇表演,揭露沙皇時代士兵怎樣被迫為軍官刷靴子,宣傳社會主義平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