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廣廈

《先驅》第36期，1996年3月

原蘇聯東歐陣營在八九年紛紛瓦解之後，各國的經濟都出現了極大的改變，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放棄了，代之以各式各樣的資本主義式的改變。中國向資本主義的演化進行得更早。對於那些關心人類前途的人來說，探索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比從前任何時期都顯得迫切。現在我要介紹的，是美國一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探索。

約翰．羅默（John Roemer）在其新書《社會主義的前途》（A Future for Socialism，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介紹了其對社會主義的最新觀點。羅氏在該書中首先表示，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並不表示社會主義失敗了。他認為這最多只能說明：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企圖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又或者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是不可行的。

社會主義的目的

羅默認為社會主義的真正目標，是平等主義，而不是國有財產制本身。這裡的平等主義，並不是指實際後果的平等。由於天賦上的差距，一個資質魯鈍的小孩子要成為一個出色音樂家，要比一個天資聰敏的小孩子困難得多，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羅默並不主張社會為了令這兩個小孩子最後達到同樣的成就，而在前者身上花上不成比例的金錢。

羅氏主張的平等，是機會上的平等，即社會公民都有權利去得到像樣的生活和自我實現的機會。為了使人們達到機會上的平等，羅默認為首先就要取消資本主義式的巨大收入差距。因為在巨大收入差距下，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和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他本人誕生那一天便決定了，這樣當然沒有平等可言。羅默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實現這個意義上的平等主義。國有財產制度最多不過是達到社會主義的手段而已。

蘇聯式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

對於過去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為何以失敗告終，作者介紹了那個在經濟學上有名的代理人問題，並提出這個理由的不充份。當一個代理人並沒有如主子所願去好好完成任務時，代理人問題便出現了。在以前的蘇聯和東歐，工人是工廠的代理人，工廠是國家工業部門的代理人，而國家工業部門則是國家的代理人。當工人好逸惡勞而偷懶，工廠領導玩忽職守，又或工業部門首長只顧盲目擴大生產指標時，經濟就不可能有長期的增長。羅氏從前也抱持這個觀點，即認為這代理人問題是蘇式計劃經濟的主要弊病，但他現在卻改變了觀點。

羅默改變觀點的理由是這樣的：蘇聯和東歐經濟的停滯是在七十年代之後出現的，在這之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毫不遜色。倘若代理人問題是計劃經濟的主要弊病，那它的壞作用應該早在七十年代之前就顯示出來。但事實並非如此。那一定是有另外的因素在七十年代起作用。

羅默認為那個因素是：中央計劃經濟在推動技術革新方面並不有效。由於七十年代之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粗放式的，或恢復性質的，缺乏技術革新，並不帶來太大的問題。但在七十年代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因此，羅氏認為與其說代理人沒有完成指示（代理人問題），倒不如說指令根本並沒有下達（缺乏動力去技術革新的問題）。在沒有來自本國和外國的競爭的情況下，企業的技術革新的動力是遠遠不及資本主義的。因此，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在沒有資本主義式收入不平等的基礎上，引入推動技術革新的機制。

代換券經濟

羅默認為，必須通過借助市場的作用，來推動技術革新。在他的市場社會主義，小型的私人獨資企業仍然可以存在，大型企業則必須為公有。但羅默並不主張這些公司的利潤、虧損要讓公民平均分享、分擔。不然的話，公民就沒有積極性去瞭解各個企業的經營情況。羅默主張大型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為公民所擁有。公民購買企業的股份時有以下限制。政府給每個公民發出相同數目的代換券，公民可以在股票市場上換取不同公司的股份，並於年底收到來自這些公司的紅利。股票只能用代換券或者其他公司的股票交換，用金錢去買賣代換券和股票是違法的。此外，公民擁有的代換券和股票，規定是不能傳給後代的，他們逝世的時候，便要把其擁有的代換券和股票交還政府。因為少數人擁有鉅大份額的公司股份的情況禁絕了，資本主義式的收入不均就能得以避免。

這種股票市場還起著另外兩種作用：（一）讓公民投資獲利和（二）讓公民分散投資風險。這兩方面其實也是資本主義股票市場的功能。但資本主義股票市場的另一功能──匯集資金──卻沒有在羅默的股票市場中出現。我們要注意到代換券只是核算單位，並不是金錢，公司收到之後並不能用之以購買機器和支付工資的。那麼這些公司的資金該從哪裡來？

羅默主張由銀行向這些股份公司提供融資。他眼中的銀行，跟現在日本和德國的銀行挺相似。在日本和德國，股票市場並沒有美國般發達，公司需要融資時，都是向銀行貸款，而不是通過股票市場集資。在這兩個國家，有所謂主要銀行（main bank）的制度。一所主要銀行同一組公司有著緊密的來往，對它們的業務瞭如指掌，能夠較好地判斷投資的風險和利潤。羅默就是主張通過這樣的主要銀行制度來對股份公司進行監督。

美國沒有主要銀行的制度，對股票公司的業務監督，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收購行動的威脅來進行的。在監督企業的業務運作方面，到底是美國的方式優越，還是日德的方式優越？對於這個問題，即使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也還是爭論不休，崇尚日德方式的大不乏人。羅默在書中徵引了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並認為類似的結論，在市場社會主義下仍然有效。由於銀行操縱了是否向股份公司貸款的權力，那些公司的領導就受到壓力，不得不進行各方面的革新了。這就補救了過去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的缺乏技術革新的動力的不足。

誰去監督監督者？

但是，銀行作為一個公有的機構，為何一定對企業進行監督，而不是玩忽職守？對於這個問題，羅默承認自己並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他指出了好幾方面的理由，認為它們應該對銀行的健全運作有積極作用。其中主要理由有下列兩點：

首先，憲法應該規定銀行對企業進行貸款時，應根據經濟的考慮──即該項投資是否有利可圖──而不是政治的考慮，並規定這些銀行的經理，應該由銀行董事局從勞動市場中聘用。那麼董事局成員該怎樣組成？羅默覺得這可以有好幾種辦法。他們可以從銀行所在地區的居民民主選舉產生，也可以用其他方式產生，但一定要避免這些董事變成代表富人的統治集團。

再者，經理人勞動市場的存在，應該有助於銀行保持其獨立性。因為，經理人的名譽和收入（以及日後轉職後的待遇），取決於他經營的成績。因此，銀行的經理們，一方面會抗拒來自政府官員的政治壓力，另方面認真監督向其借款的公司。日本的銀行雖由財政部嚴密管制，但它們的經理都很著重維護其作為借款公司的監督者的角色，而沒有隨便接受來自官方的壓力。原因是經理人勞動市場，是不會忘記原諒壞賬，或者對於經營不善的公司過分姑息的銀行經理的。羅默認為，同樣道理在他的市場社會主義裡也是說得通的。

其他方面的論述

羅默還在書中談到這個代換券經濟方案的一些細節問題，諸如是否容許外來投資，怎樣避免公民賣掉代換券，哪些國家最有可能實行這個方案，等等。總的來說，羅氏的主張是要在避免資本主義式的巨大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保留許多資本主義的制度，藉以剌激公有企業的革新動力。作者很清楚表示，這樣的市場社會主義有個明顯的缺點，即在那些股份公司工作的工人的權利，並不比今天在大企業工作的工人多多少。因此，在一些人眼中，這或許有違社會主義的本義。

羅默雖然一開始便承認這是本探索性的書，因此讀者應該以寬容的態度去讀它。但我覺得書中有一不清楚的地方，即股份制怎樣提高股份公司的革新意慾。羅默只提到主要銀行，而沒有提到股份制在這方面的作用。此外，羅氏又忽略了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描述，到底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有何異同？由於羅默是個學院經濟學家，我們或許不應強求他去回答這個問題。

總的來說，我覺得這部書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頗為新穎有趣，其中應有可取之處。此外，書中引用了對西方股份市場和日本德國主要銀行的研究，並作出非常通俗的介紹，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日趨數學化的今天，這種介紹是極其必要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