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恐怕香港99%的人都會說香港的資本主義比大陸從前那種社會主義好得多,都會說中國「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做得對。
但是,也恐怕這個數目會日益下降。因為越來越多人知道,他們的生活惡化正是因為大陸走了資本主義。
大陸走資後,其工人成為了本地工人的強大競爭者。人人都把注意力放在輸入的外勞身上。他們不知道,更大的威脅,是仍然呆在大陸的,千百萬廉價勞工呢。
大陸走資,香港工人受害
一位財經專欄作家(他本人又是大商家)寫道:
「中國實施開放改革政策,香港工人是最大受害者。工人人數由八○年一百萬人到今天不足四十萬人,即過去十五年本港每十個工人有六個須要轉行或失業。雖然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三,製造業失業率相信倍於此數。過去十五年香港就業機會是此消彼長,在工業式微下,服務性行業大量需求人手,形成本港失業率仍十分低。不過,九四年開始在高租金及高薪金壓力下,服務性行業亦出現內移,最大理由是本港大學生起薪點是八千五百港元一個月,國內大學生起薪點是二千元人民幣,而香港大學生識字率未必高於國內大學生!目前一百五十萬服務性行業就職人士,將面對過去十五年工業工人面對的問題,估計本港失業率很快同OECD國家睇齊,分別是,OECD國家大都有良好失業保障,失業大可領取救濟金,然後去釣魚晒太陽,香港工人絕對唔可以咁做。至於社會對失業的忍受點響邊?目前百分之三已見工會為工人請命,要求政府停止輸入外勞;一旦失業率升到百分之四,恐怕香港治安會惡化。」(註一)
香港工人能夠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不斷改善生活,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的經濟規律,不如說是一時的特殊政治條件所造成的吧。在五十年代之前,香港工人與內地工人的生活水平差異不大。中共奪取政權和其後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當然不利於資產階級,但是卻不僅多少有利於內地工人,而且也有利於香港工人。一方面,全球的冷戰雖然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幅下降(由於對中國實施禁運),但是同時也剌激了從上海逃難來港的資本家與本地原有的進出口網絡結合起來,推動了出口主導的製造業的發展,為本地工人提供就業;
另一方面,國內的「赤化」,使本地勞動力市場與國內的勞動力隔絕開來,使本地勞動力的增長,除了從偶然幾次的難民潮中得到大陸工人的補充之外,便須要依靠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長。但由於後者增長趨降,所以使本地工人在好幾十年中都相對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這是過去幾十年實際工資有較多升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資本主義的政府為了扺消「社會主義」陣營對工人的吸引力,紛紛在戰後實行改良。香港政府雖然遠遠比不上西方,但是它也自五十年代起興建公屋,提供了一種起碼保障。
但是,自從中共在八十年代走資之後,這個特殊條件逐漸消失了。那條阻擋本地及世界資本進入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長城被摧毀了。從此,一方面有大批資本在解僱了本地工人之後北移,另一方面,尚留在本地的資本不甘心吃虧,也開始壓迫港英輸入外勞。中國「改革開放」越深入,香港工人的實際工資便跌得越厲害。尤其因為,從前反資本主義反得最凶的中共,現在變成了反工人反得最凶,工人連最起碼的工會權利都沒有,而另一方面,它對資產階級就奉為貴賓。在這個情況下,本地資本又怎會不紛紛向北叩頭,在經濟投機之外還去作政治投機呢?
資本主義陷於長期衰退
自然,香港的工商界並沒有把寶都押在中共身上。事實上,整天在口頭上表示對香港前途最有信心的工商界,實際上最沒有信心,而且不少人已在遷冊及移資海外。已經沒有多少人願意對香港作長期投資了。所謂「經濟轉型」,說穿了其實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的投資策略變得更短線和更為投機吧了,不管這樣將對工人的飯碗多麼不利。
上述分析說明,把失業增加簡單歸咎於輸入外勞是多麼錯誤。輸入外勞不過是全局的其中一個小環節,只是中共以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走資的其中一個副產品而已。不對症下藥,而是頭痛醫頭,那裡會湊效呢?即使讓你們真正做到停止輸入外勞,本地資本為了剝削廉價勞工,難道就不可移船就勘,北移大陸嗎?
「社會主義」陣營終於在同資本主義的冷戰中失敗,好像說明了資本主義還大有活力。六年前在柏林圍牆倒下的時候,人們的確洋溢著這種信心。然而,到了現在,情況已經看得很清楚。1974年開始的衰退長波,並沒有因為「社會主義」陣營重投資本主義懷抱而結束。在五、六十年代,西方經濟增長一般都達4%,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一般只有2%,有時甚至更低。西方失業人數,按照真實的而不是官方估計,高達五千萬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香港這麼依賴西方市場,自然受到影響。七十年代,本地的總產值每年平均都有9.4%的增長,而八十年代已下降為7.5%。到了九十年代,從90-94,平均每年更只有5.2%的增長了。展望下一階段也實在難以樂觀──不論是世界經濟還是本港經濟。資本主義自然仍然會有經濟復甦期,但是,人們發覺,過去廿年的一個特點就是復甦期短促,增長不穩定,而衰退期就特別長。有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指出,資本主義有兩種週期,一種是短的週期,大約四至五年;一種是長達幾十年的長波。其世界經濟的繁榮長波,到了七十年代已經結束了,代之而興的乃是長期的、深不見底的衰退。香港由於種種特殊因素使它的經濟增長仍然比西方高,但是趨勢也似乎是步步下降了。
要有全球觀點
以上分析表明,香港工人的種種問題(失業、工資下降等),不過是全國以致全世界的工人的問題吧了。雖然表面看來,好像是大陸工人搶了香港工人的飯碗(就業機會),但是,這個說法本質上是錯誤的。因為不論是香港工人還是大陸工人,都是被動的,談不上誰搶誰的「飯碗」;真正主動的那個主體,乃是四處流動的資本。是資本把香港工人的「飯碗」奪去了,暫時交給大陸工人。但是,大陸工人的「飯碗」同樣是沒有保證的。因為資本現在發現有比大陸更易發財的地方了。
「今年上半年,中國批准外資的項目和協議外資的金額都比去年下降了三成,這已經是連續兩年的下降。……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面臨著周邊國家的競爭與挑戰,對外商的吸引力開始減弱。」
「中國的周邊國家越南與美國恢復外交前,投資越南的資金已不斷增加。……有商人說,越南人聽話講衛生;有香港商人認為最吸引是避免成為歐美與中國貿易磨擦底下的『磨心』。」
「另一個挑戰中國的是印度……印度的大小城市骯髒,工業基礎設施特別落後,官僚架構林立……但是印度的過往歷史給她留下穩健完善的司法制度及會計制度。」(註二)
事實上,我們所處的時代,乃是資本全球化的時代。這表現為:第一,生產資本的全球化。例如歐洲的空中巴士,駕駛艙和機身分別在法國和德國製造,而機翼及副翼則由英國和西班牙製造。大型跨國公司往往是以全球分工的方式進行生產,而且經常轉移,哪裡的工人最聽話、政府最合作就去哪裡;其次,就是,金融資本的超級流動。電腦的普及,使數以百億的資金可以在短短數十秒之間從倫敦匯到東京。現在每一個工作天,在外匯市場上交投的金額,就達到世界貿易一年的總額。巨量熱錢在各個市場之間急速流動,哪裡最發財便到哪裡投機。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各地區的工人只知互相埋怨對方搶飯碗,只知道互相競爭,以為這樣可以挽留外資,那結果只會使全世界工資都拉到最低。而最低的是什麼水平呢?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斯里蘭卡一個工人的工資是香港工人的廿七份之一。而這還不是最低的。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在同中國大陸工人聯合起來,進而同世界各地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反抗國際資本的剝削,使它無處投機,才是真正出路。而第一步,至少要做到不要歧視大陸工人,並且進而消除彼此隔膜,共同向僱主爭取提高待遇。
註釋
註一:九五年七月廿八日《信報》
註二:九五年七月卅一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