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韓丁（美）

《先驅》第33期，1995年6月

【編者按】

本文作者韓丁（William Hinton）不但六四時身在北京，有許多親身的見聞，而且是一位既熱愛中國，又深刻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他對中國的了解，尤其是對中國農村的了解，不但在外國人之中可算絕無僅有，比起一般中國人也都更深刻。他在四十年代中期已經來到中國，而且參加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曾把這個經歷寫成著名的報告文學：《翻身》。後來他一直密切協助中共的農村建設工作。六四之後，他同中共決裂了。他這篇關於六四的報告，本來是八九年七月十三日在美國紐約市大學的演講詞，後來略加修訂，編入九零年出版的《大回潮》（The Great Reversal）書中，作為最後一章。現在翻譯時，刪去了少量不大重要的部份。題目是我們改定的。原題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

（本文曾於《新苗6.4三周年特刊》中刊載。因那份特刊流通量很少，所以現在重印，以餐讀者。）

大事在郊外發生的，在一圈圈的地方，大約相當於那幾條環市馬路上，市民在那裡阻止軍隊進城。每天晚上，整夜地，千千萬萬市民把所有路口都堵塞起來。

不論廣場的情形是怎樣，主要的屠殺是發生在長安街，東西兩段都有。星期日早上我們顧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去看朋友。那汽車司機上一天整夜都在長安街東頭來來去去，他說出他看見的情形。他說軍隊來時一路開槍，後面跟著的軍用救傷車把死屍搬走，隱瞞死傷人數。

我問他難道不知道他們還在那裡向民眾開槍嗎？他說他一定要去告訴他們別再開槍。他對他們說，我們是人民，而你們是人民的軍隊，你們不應該槍殺人民。他說他想他們會對天空開槍，可是他們居然向前平射。

這時候站在人民這邊的英雄之一，是楊憲益。他在西方為人所知是身為熊貓譯叢的編者。六月四日晚上，英國廣播電台訪問了他，他譴責這行動是法西斯政變，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醜惡的暴行。他作了很強烈的表態。他說：「我不打算退黨。我認為他們玷污了黨的名譽，他們毀壞了軍隊的名譽，我們要起來抗爭。」

情況發展到接近經濟大混亂。政府不能保証供應，能源減少到工廠每星期只開工兩三天，而不是六天，物價飛漲，不受控制，貪污盛行，而且舊社會裡一切不道德的東西都開始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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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把最近中國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講出來。我想集中描寫好比分水嶺的六月三日和四日這兩天。六三是得意洋洋的示威的最後一天，而六四是部份軍隊實行屠殺的日子。六三那天我有幸整天都在天安門廣場，當時廣場已經不是聚集著大批學生了。六三那天廣場上只有一群群零散的學生，大部份是從外地來到北京的。大部份北京學生已經離開廣場，不是回學校去，而是到街區和工廠去做組織工作。他們仍然很積極地努力推動一場大的群眾運動。學生很早（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天）就在廣場的一角設立了一個廣播站（其實只是一個喇叭），六三上午有一位記者在那裡報告前一晚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很奇怪。

首先，有一批兵士假扮平民，穿著短褲和圓領運動衫，順著長安街跑來，企圖進入廣場。他們當然沒有帶武器，但是在街上跑不多遠就被人家攔住趕回頭了。另外，在西邊郊外有一輛小貨車打滑了，輾過了一座路障，撞倒四個騎車的人，其中一人死了，於是人們把貨車扣留，另外三輛同它一起的車逃跑了。人們發現車裡是穿便衣的兵士，帶著武器和鋼絲，那是用來套住人的脖子把他們拴在一起的。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秘密的軍事行動，由於司機把汽車打滑，發生事故，而無意中暴露了。這是六月三日的大新聞。

全市都警惕戒備著軍警的行動。我不知道確實有多少十萬市民參加，但我確實相信，從頭到尾，從宣佈戒嚴起一直到六月三日或四日，一定有幾百萬北京市民參加了。但不知怎麼弄的，這情形沒有讓傳媒透露出來，我想大概因為所有記者都集中注意廣場上的情況了。差不多所有電視台都有攝影隊在廣場，全世界公眾的注意都集中到天安門廣場。

但是，大事在郊外發生的，在一圈圈的地方，大約相當於那幾條環市馬路上，市民在那裡阻止軍隊進城。每天晚上，整夜地，千千萬萬市民把所有路口都堵塞起來。我住在北京市的東北角，在三環路的附近，那裡並不是軍隊入城的主要地點。可是每晚市民都在那裡聚集，有一千到兩千人。人們去到停車場，用人力把公共汽車推到路口橫擺，把四圍都堵住。然後，因為還是有些缺口，他們又攔住運煤車和運貨車，用來塞住缺口。還有一隊支援學生的摩托車，晚上出動，大約有三百人，很熱心地巡迴全市。我記得有一晚他們經過我們那裡的情形。路口的缺口剛剛可以容許他們開過，人人都來看他們。原先被截停的貨車之中一輛要開走了。沒有人很生氣。他們只叫下一輛開來的車停下來。那是一位農民駕著的雙輪拖拉機，掛著一輛小拖車，上面載著一條大漁艇，艇上是那人的全家大小。人們勸那農民堵住缺口，於是那農民和全家大小就在那裡過了一夜。我簡直不敢去想：如果那晚軍隊來了，那一家人會怎麼樣。

六月三日，廣場上學生廣播，宣佈成立一所人民大學，定於當晚開課之後不久，謠傳真正有軍隊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西邊了。這是第一次據報有軍隊來到這麼接近廣場的地方。我們跑去調查。一點不錯，人民大會堂北面台階的西邊，有一道坑，在這個隱蔽的地方有兩百名軍隊。有些民眾正在罵他們，也有人嘗試鼓動他們。可是兵士奉命不許與民眾友好，所以他們面對裡面坐著，面色羞愧，盡量不理會周圍民眾說些什麼。我們走到很接近的地方去看這些兵士，忽然間——那時大約是下午兩點鐘——八千軍隊從大會堂衝出來。帶著鋼盔的軍隊好像瀑布那樣衝下，看不見帶有武器，可是人人有個小背包——大概包裡藏有手榴彈，或者催淚彈，或者槍械。他們出來顯然是要進入廣場。他們分三行衝出來，排成八人一列的隊形，然後順著街道向北急進。民眾出來了，簡直不知從哪裡來的，幾秒鐘就把街道的北面完全堵塞了。有些青年人奔向軍隊，一直撞到他們胸前！有些反彈回去，跌倒了。軍隊繼續向前跑，可是民眾也繼續向南跑，最後，儘管後面的兵士推著前面的，也沒辦法再前進了。軍官命令向左移動，於是他們橫過街道，移到左邊，那時又有新命令：「不對，別那麼遠，回到街中心」。這條軍隊的大龍就這樣在街上擺來擺去。我們認為這情況會變得相當險惡，於是朝西順著一條和長安街平行的馬路走。我們剛走到下一個十字路口，就聽見好幾百民眾一邊跑一邊喊著：「催淚彈！催淚彈！」武警在中央委員會（中南海）門前使用了催淚彈。我們認為這不是一條離開這裡的好路，於是轉回頭，找到一條往南去的小胡同，走到肯塔基炸雞店。

後來我們回去看看那仍然被堵在大會堂背後的軍隊怎樣了。我們把自行車擺在紫禁城牆邊。牆上滿是粉筆寫的標語，很有挑撥性。有一條是當作鄧小平和李鵬的對話。「鄧伯伯，現在我們怎麼辦？」鄧小平答道：「哦，我也不清楚，還要等等看，不過，我想最好是犧牲你，來保存我。」隔不遠有一條，事後想來很有預言意義。它說：「最好聽鄧的話，他有槍。」我們回來看見大部份軍隊坐在街上，疲乏不堪，有醫學院的學生想讓他們舒服一點。學生給他們的水壼灌水，給他們食物，設法同他們聯歡，而群眾唱著革命歌曲。每唱完一首歌，也們就喊：「解放軍，來一個！」最後，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有個兵士站起來，想帶頭回唱。正在這時候，軍官下令軍隊全體退回大會堂。到底是為了阻止軍民聯歡，還是上級的命令剛剛來到了，這我不知道。不過軍隊成單行回去大會堂，足足花了一個多鐘頭才撤完，而且是跑著步。周圍所有站著的人都歡呼，覺得人民得到一場大勝。站在我身邊有一位學生（我們距離軍隊跑回去的地方只有兩呎）正在提醒群眾。他說：「別太高興。這才是八千兵。外邊還有三十萬兵，隨時可以佔領廣場。所以，最壞的還沒有來呢。」我當時覺得他太悲觀，可是，當然，後來証明他的話很對。

夜裡槍聲

我們最後離開廣場時大約是九點鐘。十點半回到家已筋疲力竭，就睡覺了。在那個鐘點，市區的西部已經開槍了。最先是二十七軍在長安街西頭革命軍事博物館前面向群眾開槍，造成死傷。

不過我們當時不知道，正睡得很甜。我們是在半夜兩點左右讓市區東部猛烈的開火聲音驚醒的。不但有機關槍聲，還有大炮聲，像坦克上的炮聲。運兵車上有炮，但沒有真正的大炮。我們聽見沉重的炮火聲，那時軍隊正從東西兩面推進。如果我所看的「夜間新聞」節目可以代表電視的報道，它顯示燃燒著的運兵車開到廣場，受到民眾攻擊，這給人完全錯誤的印象，把事情的先後次序顛倒了。電視新聞看來好像民眾進攻，而軍隊防守。實際上，兵車到達廣場之前，已經一路開火，打破一個又一個街壘，大約殺死了兩千人。到達廣場是進攻的終結，不是開始。軍隊一開始射倒民眾，民眾就非常憤怒，並且用一切可能的辦法積極反攻。中文的電視廣播也採用同樣的手法，把末尾當作開頭。他們拍攝星期日（六月四日）下午的場面，那時民眾焚燒坦克和運武器的兵車，把這些鏡頭擺在開頭播出。他們說：「這是星期六下午，人們就是這樣對待我們可憐的戰士。所以我們的戰士無法不還擊。」實際上他們顛倒了日期，讓人覺得軍隊是受害者。這完全是謊話。軍隊開著槍進來，在大街上一路屠殺民眾。甚至已經完全控制了廣場之後，還繼續屠殺人民。

不錯，軍隊並沒有把廣場上的學生完全殺掉。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真正的大屠殺是沒有的。當時留在廣場的約有四千五百名學生，集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他們同軍隊談判讓他們離開，軍隊答應，大部份學生就離開了。有些學生離開後被一輛坦克撞倒，我相信壓死了十一人，是從背後撞倒的。但一直謠傳有一百多人不肯離開，在廣場上被槍殺。我有些私人朋友整夜都在北京飯店。他們說，清晨四點鐘左右，廣場上有猛烈的槍聲，那時所有燈火都熄滅了。關於這情況的真相，有那麼多種不同的說法，很難証明到底是怎樣。問題之一是，大部份的傳媒都跟大部份學生一起離開了，所以，當留下那群學生抗拒軍隊命令而被殺死的時候，沒有記者在場。

但是不論廣場的情形是怎樣，主要的屠殺是發生在長安街上，東西兩段都有。星期日早上我們去探望我的妹妹和妹夫，他們住在北郊的昌平縣。因為我妹夫剛做過一次大手術，我們顧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去看他。那汽車司機上一天整夜都在長安街東頭來來去去，他說出他所看見的情形。他說，軍隊來時一路開槍，後面跟著的軍用救傷車把死屍搬走，隱瞞死傷人數。他認為光是在東面的進攻中就至少有一千人死亡，其他方面的不計。自然，所有這些數字都是猜測，料想會有誇大，因為，當你遇見像這麼可怕、這麼令人憤怒的屠殺的時候，很容易把數目誇大的。不論怎樣，那司機真是非常憤怒，我們一路北去，屢次看見焚燒中的軍車，每看見一輛他都很高興。

去過鄉下之後，大約下午五點回城。我們在德勝門以北看見整隊軍車在那裡焚燒。連卡車帶指揮車共有十八輛在燒著，火焰沖上天空四、五十呎高，油箱爆炸，輪胎熔化。真是非同小可的景象。顯然是軍人受到攔阻，不能開車，步行進城了。於是民眾把整隊車燒毀。後來又有一隊車停在那裡。到星期一下午為止，在德勝門外共有三十三輛燒毀了的軍車。

下午的死亡

五點鐘我回到市區的時候，有個機會去到北京飯店，我有個好朋友在那飯店高層有個房間，我跑上去看看廣場上還有什麼情況。廣場完全受控制了；有兩列兵封鎖著長安街，他們背後有一列坦克，再往後還有整個方陣的運兵車。

民眾不斷從東邊來，膽敢多近就走到多近軍隊的地方，對著軍隊叫嚷，多半是勸告他們停止殺害民眾。每次只要有兩百到兩百五十人聚集起來，軍隊就描準他們開火，把他們射倒。我只眼見了最後的一回，但是整天在那裡的我的朋友們看見至少有六回。差不多每個鐘頭到了正點，就是開槍射擊民眾的時候。他們數出有五十個人體抬出去的時候相信已經死了，傷者不算在內。軍隊不許救傷車開進來，所以把死傷者抬出去的是三輪車夫，他們有人有小型運貨自行車。他們甚至在射擊未停的時候就沖前去把傷者抬走。在我眼見的那回，射擊是極為猛烈的，繼續了五分鐘。怎會有人不被打死，我可不知道。開槍前唯一的警告是，兵士將要開槍時，一定沖前幾步，然後描準開火。所以在他沖前那一秒鐘裡，人們可以撲倒。但是，自然，每回都有人被殺，有人受傷，並且有逃跑的人背後受到射擊。這是極為恐怖的景象。這種屠殺是絕無必要的，因為整條長安街已經受控制了。軍隊已經清理了廣場，沒有理由認為那兩百人，多數只是來喊話的，真能夠威脅到武裝的軍人。在最後那回，民眾方面的回應，是把北京飯店門前最後一輛還未燒掉的公共汽車放火燒掉。火煙迸發，吹到兵士臉上，也籠罩了被射中的民眾，所以這回很難說到底死了多少，傷了多少。

大約晚上十點半我離開北京飯店想找車回家。一個年輕人從協和醫院出來，他兩隻手都裹著繃帶。他問我能不能幫忙帶他回家。他是在我眼見的那回開槍中受傷的，而他的自行車完全被毀了。我們找到一輛三輪車，一同回家。在路上，自然有時間長談。我問他到底為什麼會來到那個地方。難道不知道他們還在那裡向民眾開槍嗎？他說他一定要去告訴他們別再開槍。他對他們說，我們是人民，而你們是人民的軍隊，你們不應該槍殺人民。他說他想他們會對天空開槍，可是他們居然向前平射。他撲倒地下，槍彈射中路面，爆炸起來，弄傷他雙手。他這樣還算幸運呢。

後來，我們到附近一家醫院去查對，查明軍隊所使用的是一種爆炸性的槍彈。射入的傷口很小，但在體內造成很大的傷害。許多創傷平常不會嚴重的，變成很嚴重。人們不敢留在醫院。他們認為軍隊會來醫院抓他們，所以只接受急救就回家了。因此許多人死在家裡。到頭一個星期三為止，在協和醫院已有接近一百具沒人認領的屍體，在復興醫院有六十七具，附近其他醫院也有類似的大數目。所以，光是醫院殮房裡沒人認領的屍體數目，就超過了官方宣佈的死亡總數，而這數目自然只包括進入醫院後死亡的人。許多人死在街上，另外許多人進過醫院但死在家中。所以死亡人數一定有兩千，同時還有許多成千上萬的人受傷。這是對於人民很厲害很厲害的進攻。

給人民一個教訓

我認為這次攻擊的目的同學生沒有很大關係。很明顯，如果政府再等一個星期左右，廣場上就會差不多沒有學生了。學生已經差不多盡其所能做了提出問題、組織和發動的工作。他們歡迎全國同學來參加，但是每天離開的人數超過了來到的，在場人數正在日漸減低。

如果當局再等一個星期，也許廣場已經平靜；如果廣場已經平靜，市民就不會在晚上動員起來阻止軍隊來清場。這樣就會不需要軍事進攻。但我認為鄧小平非常憤恨民眾的動員，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行動起來。他害怕了，他決定要懲罰他們。你們知道，鄧小平是個喜歡教訓人的人。他派軍隊去越南給越南人一個教訓，而當然，越南人給了中國軍隊一個教訓。本來不必要動用軍隊的，可是鄧小平要給中國人民一個強有力的訊號：關於到底誰是主人，所以他動用了武力。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他不早點行動。為什麼他不在宣佈戒嚴的時候馬上採取行動？哦，事實是這樣：那時候，五月二十或者廿一日，北京附近的部隊，第卅八軍，不肯開槍，不肯以人民為敵。當軍隊企圖進入市區的時候，受到街壘和民眾的阻擋，他們不願意屠殺民眾強行入城，他們或是就地停下，或是撤退。鄧把卅八軍的領導人撤職，交軍事法庭審訊，可是他還得要找其他部隊。

他花了大約兩個星期的時間，在全國裡面找願意開槍的部隊，然後他還得把他們調入北京。結果找到願意開槍的第廿七軍，這是楊尚昆主席過去親自率領過的部隊，現在由他的姪兒指揮。這個軍由四川人組成。在北京人人說他們是從瀋陽調來的，另外的說法是從石家莊或者內蒙古調來。不過這是四川人的部隊。楊尚昆是四川人，鄧小平是四川人，李鵬也是四川人。在中國，你知道，人們把四川人叫做四川耗子（老鼠——譯註），所以此刻中國歸三隻耗子管。不過事實就是那部隊肯開槍。好像是他們十年前參加過進軍越南，在那裡屠殺過平民。據說他們比第卅八軍、四十軍和其他參加的部隊的新兵平均年齡約莫大十歲。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他們不會不願意開槍，而且很自然，他們調來之前同新聞完全隔絕。人家告訴他們，民眾殺了軍人，還虐待軍人，所以調動他們來自衛，並且保衛軍隊。不管怎樣，總之他們是開著槍來到了。鄧小平會命令軍隊開槍，這點我並不覺得奇怪，可是我奇怪他能找到在這種情況下願意開槍的部隊。所以，行動的延遲是由於要去找適當的部隊。

對強權談真理

這時候站在人民這邊的英雄之一，是楊憲益。他在西方為人所知是身為熊貓譯叢的編者，那個中國文學譯叢包括《紅樓夢》，其他古典著作以及現代的著作。楊憲益和他的太太從事這個工作已有許多年。星期日（六月四日）晚上，英國廣播電台訪問了他，他譴責這行動是法西斯政變，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醜惡的暴行。他作了很強烈的表態。

他預料會馬上被捕，所以第二天他的家人就勸他躲了起來。他躲了幾天，然後判斷這是沒有用的。於是他重新出現了。我回美國前幾天去找過他，談了很久。他同意我的看法。「你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他說。大概他不久之前入了黨。自從十年前改革開始以來，他們努力動員著名的知識分子入黨。他說：「我不打算退黨。我認為他們玷污了黨的名譽，他們毀壞了軍隊的名譽，我們要起來抗爭。」自然，他的安全是毫無保障的，可是，他作了那麼強烈的表態……

到我走的時候，我的自行車擺在街上，他陪我去取車，在市場前面，當著幾百人的面，那些人大多數認識他，他擁抱了我，送我走。他，我相信，大概是七十四歲，一個老人（我才七十歲），我感覺到他已經準備接受任何命運，他覺得現在是表明立場的時候了，他不在乎可能受到任何打擊。就我所知，說來奇怪，人家並沒有對付他。當然，這樣在政府方面是相當聰明的。不過，他們幹著那麼多不合理的事情，很難說在這件事情上他們會不會幹得聰明，如果有一位中國知識分子是在西方（尤其是英國）出名的，那就是楊憲益（他是牛津大學畢業的）。

他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我採取同樣態度，盡量廣泛而且強烈地大膽說話，公開宣佈不再為這個政府做任何工作，除非中國政府為學生運動平反。他們一天不說學生運動是愛國的革命運動，而不是反革命暴亂，我就不繼續為農業建設幹任何工作。我在那邊的工作是促成一項計劃，為了爭取中國政府同意我已經努力了十年。那計劃是在中國各種不同的農作區域建立模範村，在村內使用最新式的機械。經過十年努力後，終於能夠順利進行了。由聯合國和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出錢，定於八九年十一月正式開始。這計劃將進行三年，可以再延長兩年，是個五年計劃。我不會再為這工作，除非平反學生運動。

民心已失

你也許會問前途怎樣。我認為這個政府是很不穩的，鄧小平已經失去民心。鄧和他的一伙已經疏離了軍隊很大的一部份，疏離了黨很大的一部份，以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他們實在已經沒有了支柱。他們只靠槍桿和恐怖來統治。

統治集團中是有分歧的，但是分歧只在於私有化的速度和規模，在於計劃和自由市場怎樣混合之類。他們確實不是想要建設社會主義——他們統統是走資派。這樣還不止，他們已經變成官僚資本家，帶有強烈的買辦傾向。在這次群眾運動中全國一致的，是對貪污腐化的憎惡。現在中國貪污腐化的程度已經等於一九四九年倒台前的國民黨。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一方面自由市場發展起來，另方面受國家控制的價格和分配量，以及國家的重大干預。有勢力的人，高官位的人，可以利用權勢以低價向國家買入商品，然後在自由市場以高價倒賣出去。他們靠這種辦法已經發了大財。在中國人人都相信他們把錢存入瑞士的銀行，用來買房地產，諸如此類。我認為這一定是真的。幹這一套的，主要是上層人物的子女。趙紫陽的兒子大大有份，鄧小平的兒子大大有份，不過彷彿李鵬的兒子沒有份。楊尚昆全家都有份，整個軍隊也大大有份。

所以這就是可以叫做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官員從工業中拿去許多大塊，拼合成為私人的財富，然後同外國資本家作買辦式的交易。北京整個形勢中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況，是那些新的大飯店都是中外合資企業。北京飯店，整個國營的，實際上已拋棄不理了。六四屠殺之後，那裡根本沒有食物，大廳連燈光都沒有了。正門上面的玻璃有個彈孔。新聞界還在那裡保留房間，是因為在高層的露台上可以看見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可是等到軍隊已經鞏固了在廣場的地位，等到軍隊停止了射擊民眾，再保留房間就沒什麼好處了。而且，一直謠傳軍隊要來把所有人趕走，所以北京飯店實際等於關門了，人人都搬去皇宮飯店。那邊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全市最新、最豪華的飯店。大廳裡有一道分兩級的瀑布，不停地流向露天的地下層和地下的華生超級市場。說來奇怪，這飯店是軍方和一幫馬尼拉資本家合作經營的——談到買辦式的安排，可真不得了。那裡漂亮的女服務員看是中國人的樣子，可是不說中國話。他們說菲律賓話和英語。像我這樣，想同她們用中國話交談，是很奇怪的。她們瞪大了眼看著我。另一家新飯店是崑崙飯店，採用德薩斯現代式的裝飾，有不銹鋼的柱子之類。這是公安部隊和一些外來資本家合營的。

你們許多人自然知道，自從中國開始改革，從解散農業合作社起，我就是改革的批評者。令我覺得奇怪的事情，是這種改革那麼快就帶來今天的危機。這危機是改革政策的直接後果，由於農業私營化，由於企圖把工業私營化，由於自由市場，以及由於分權，把重大的經濟決策權交給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區，他們由於輕易而不擇手段地賺到大錢，就同內地省區搶購稀缺的物資，尤其是原料。情況發展到接近經濟大混亂。政府不能保証供應，能源減少到工廠每星期只開工兩三天，而不是六天，物價飛漲，不受控制，貪污盛行，而且舊社會裡一切不道德的東西都開始恢復了。有公開的娼妓，有乞丐（還真正有過去那種把兒童弄殘廢，為了讓他更容易討到錢），有大批失業者——去年冬天有五千萬人脫離農村，而在城鎮裡沒有工作。為了對付通貨膨脹，政府停掉一萬個建築工程，增加了四五百萬失業者。這一切巨大的矛盾都是改革的直接後果。生育節制計劃實際崩潰了，現在的生育率比官方承認的要高許多。教育陷於危機，尤其是在農村，但城市中也有危機，經費太不夠，連教師薪金都不夠。據說，薪金不夠就應該找兼職。於是出現怪現象：教師在教室裡兼賣冰淇淋和汽水，同時還想找第二、第三份兼職，對於教學工作自然不在意了。還有醫療事業，當然也私營化了，尤其在基層上。一切服務事業都全面腐化了，服務水平大降，所以人人都滿肚怨氣。

農民對鄧小平捉摸得很準。他們得到的印象是：每次出現一個問題，鄧就倉猝地作出決策，該怎麼怎麼辦，然後，當然，結果常常不如理想。於是他又作出另一個倉猝決定，結果比前一個更壞——一連串獨斷的決策。所以農民這樣說：「一想到就說，一說了就幹，一幹了就糟。」在一個又一個方面都是這樣。我相信，這次對北京人民的屠殺，正是鄧小平所犯這種可怕的錯誤之一。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他跳入更大更大的問題裡面。

當然，西方傳媒把這情況當作共產主義的最後喘氣，以及從前革命的最後結果，但實際完全不是。這是十年前背叛革命的最後結果。……十年前鄧小平很得人心。十年前人家認為他把中國從文化大革命的深淵拯救出來，採取一些容許自由和討論的辦法，容許自由市場，還有其他開放性的改革，於是讓中國重新站穩。而現在，十年過後，存在著的是個絕對的軍事專政，人人都被迫同意官方關於反革命暴亂的說法。

我離開北京回美國之前，最後遭遇下述的一件事情。一位身為黨員的老朋友來對我說：「昨天我們開了黨的會議，人人都要表態，一定要說軍隊鎮壓反革命暴亂是正當的。我也說了這些話，我是說謊。謊話說得那麼多，我覺得厭惡，但我不能不生活在這裡，不能不養家，我在這種環境中不能不說謊。我只能希望你能回去，對這裡的種種事情不說謊。」

廣大的進步聯合

這裡（指美國——譯註）許多左派人士擔心學生的政治傾向：他們不是右派嗎？他們不是提出資產階級性的要求嗎？他們不是攻擊社會主義嗎？哦，學生中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見解，有許多人拿西方資本主義作榜樣。他們重新發現了亞當．斯密和市場，對兩者都懷有嚴重的幻想。但學生不是中國政治上的右翼。右翼是鄧小平和他那一群。學生是一個正在向真正的反動派進攻的廣大的進步聯合力量的一部份，這個聯合力量包括中間派的人，中間偏左的人，甚至中間偏右的人。而且，運動發展起來，它一定要向左轉，而它正在向左轉。單獨學生自己，是不夠力量改變中國的。

想改變中國，他們一定要走向人民。而一旦走向人民，就一定要應付農民權利和工人權利這種基本性問題。他們一定要保衛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並且反對不利於農民的物價剪刀差。他們一定要同工人站在一起，反對把一切權力都交給管理當局。他們一定要保衛「鐵飯碗」，就是工人經過革命取得的職業保障。

總結一句，我認為學生和支持他們的都有許多太天真的毛病，不過我同時認為，經過六月三日和四日，已經減少了一些。

〈本文曾於《新苗6.4三周年特刊》中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