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翁　施用勤等

《先驅》第37期，1996年5月

編者按：

我們在這裡節錄了新近由國內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托洛茨基自傳》的譯者前言。這部書是自四九年以來第一次公開出版和發行。這是第一點可資紀念的地方。在七十年代之前，不僅所有托洛茨基的著作都被禁公開出版，而且在公開的書刊上一旦評論到托氏，無不只是污蔑辱罵。八十年代之後，情況才稍有改善。現在他的自傳能夠公開出版，反映了國內有更多人追求俄國革命及其墮落的真相，也反映了其中不少人有勇氣衝破禁區。第二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這個譯者前言本身。前言對托氏的評論比諸過去的公正得多。例如，八十年代不少人捧出布哈林，把他歌頌美化得太厲害了，而同時卻依然大大醜化托氏。前言提醒讀者注意，在托氏早就堅定地反對史大林的墮落政策的時候，布哈林還熱衷於同史大林結盟呢。前言所謂「只有他（托氏）一人對斯大林背棄十月革命理想……的做法進行了殊死的鬥爭」，這句話否定了過去中共對托氏的誣蔑話。不過，前言自然談不上無瘕可擊。它過於強調上層的「權力鬥爭」而差不多沒有一句談到所謂權力鬥爭背後的政策分歧，本身反映了什麼社會內容和階級利益；它對托氏有關蘇聯墮落的理論也描述得不正確；上述二者也似乎不無關係。不過，這個前言仍然值得向讀者介紹。前言將分兩期刊載。

權力高度集中並不等於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和終身制，這是斯大林體制的特徵。而在列寧領導時期，處於權力核心的是黨的領導集團，是一個實行集體領導的政治家集團。

列寧的用人原則完全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考慮，決不為個人和集團利益結黨營私、排除異已，他對明仁斯基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

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

在列寧喪失活動能力後，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對斯大林背棄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寧主義原則的做法進行殊死的鬥爭，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務殺害。

在斯大林政權的敵人中，托洛茨基無疑是最兇惡的一個。所以，即使他已流亡國外，斯大林仍不能釋然，屢派殺手，直到將他刺死才罷休。連赫魯曉夫這位一心想為斯大林製造的冤假錯案的犧牲者恢復名譽的人，在訪華時也竟把「托洛茨基分子」這頂帽子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當然也毫不客氣地回敬了一頂。在戈爾巴喬夫平反冤案的順序表中，托洛茨基仍被排在最後一名。

托洛茨基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人們為什麼對他這麼耿耿於懷呢？看了這本書，讀者會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托洛茨基。他從年輕時就投身革命運動，在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中成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傑出理論家和領導者。他一手領導了1905年革命，在列寧不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武裝起義的情況下，又是他領導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後，國內反動勢力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支持下掀起內戰，想把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當時布爾什維克剛剛獲得政權，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軍隊，而他們接管的國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的統治和連年戰爭消耗殆盡的國家。在這危若累卵、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托洛茨基臨危受命，力挽狂瀾，擔起了革命軍事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要職。在兩年半的內戰烽火中，他親臨前線、身先士卒，以其天才的組織能力在戰火中建起了一支紅軍，並率領著這支隊伍南征北戰、粉碎了鄧尼金、高爾察克、科爾尼洛夫、尤登尼奇、弗蘭格爾等英法兩國支持的叛亂部隊，拯救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

內戰結束後，蘇維埃共和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它將在一片廢墟上進行建設，但經濟建設的命脈━━鐵路運輸卻瀕於徹底癱瘓，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鐵路人民委員的職務，他用鐵的紀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鐵路運輸恢復了生機，創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創造的奇跡」。

這樣一個叱宅風雲、扭轉乾坤的人物，怎麼會敗在斯大林手下呢？

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呢？他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每次革命之後都會出現「熱月政變」，無產階級革命也不能例外。他這樣說決不是為自己巧言辯解，只不過表現出他過於熱衷理論、書生氣十足罷了。

一般說來，規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釋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籠統、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條普遍規律都要有無數特殊規律來補充。如果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遵循著一條普遍規律的話，則任何一個具體社會的每一步具體發展都存在著無數的可能性，最起碼是幾個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都有成為現實的可能，至於哪種可能性成為現實，往往只是一些微少的偶然因素所致。無論哪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我們都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會朝這個方向發展。但在另一種對立的可能性成為現實時，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根據來證實這種現實是歷史的必然。托洛茨基未必會否定如果沒有他和列寧的話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如果說十月革命是歷史的必然的話，那麼這種必然性是十分脆弱的，它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取決於托洛茨基和列寧存在這個偶然因素。「熱月政變」的必然性也同樣脆弱，在「熱月政變」成為現實前同樣也存在著其他可能性。只是歷史是不可逆轉的，某種可能性一旦成為現實，其他可能性便被排除。不過，我們總不能因此就否認其他可能性也存在過，也有成為現實的可能。遺憾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是既成事實，而不是選擇。所以，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解釋斯大林獲勝的原因，難免會流於空泛。只有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列寧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關係、六人政治局中的力量對比，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首先分析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由於布爾什維克長期處於非法組織的狀態，因此不可能有廣泛的黨內民主。縱觀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和捍衛政權的歷史，使人有如履薄冰和走鋼絲之感，一個機會把握不住、一個重大的失誤都會導致整個歷史重寫。就是由於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列寧和托洛茨基高瞻遠矚、雄才大略、英明果斷、才領導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並使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渡過了重重難關、轉危為安。

十月革命只邁出了奪取政權的第一步，真正確定政權性質的工作━━立法和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更加艱巨。但由於當時俄國的落後，廣大人民的文化素養低下，人民和廣大黨員與黨的領導層的距離非常遙遠，又加上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權還十分脆弱，國內外敵人的猖狂進攻，使列寧無法實現他在《國家與革命》中描繪的社會主義藍圖，不得不使集權的傾向逐步加強。在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亂後，他取消了其他黨派的合法地位，使多黨聯合執政變為一黨專政，黨的權力集中於中央，最後集中在政治局。從1919年到1923年約四年期間內，列寧主持政治局會議約296次，處理和決定了2851個問題。在內戰期間，由於黨組織、工作方法和組織制度的全部軍事化和高度集中制，使任命制得以普遍實行。十大又通過了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這個決議消除了在黨內不同觀點派別鬥爭的可能性。這種情況隱藏著巨大的危險，使本來是為了推動國家發展、促進社會民主正義而建立的專政有可能變成與其原來宗旨相悖的異化物，使工具本身變成目的，產生一批享有特權的官僚。

內戰結束後，列寧發現了權力過分集中而產生的弊端和國家領導人陷入官僚主義泥潭的危險，他力圖通過擴大黨內民主、加強監察機構、取消委任制、進行民主選舉避免這種危險。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的努力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既沒有改變國內戰爭期間已確立的政治體制框架，也沒有改善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正因如此，列寧在重病期間才如此重視格魯吉亞事件，直至下決心撤消斯大林總書記的職務。因為列寧把它與政治體制改革聯繫在一起。

有必要聲明一下，上面所述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權力高度集中，只是為了對斯大林獲勝的歷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是對蘇維埃共和國體制的否定和貶低。相反，當時的體制是當時歷史環境的必然產物，非此蘇維埃政權就不能生存。另外應注意的是，那時蘇維埃體制還處在草創階段，帶有應急和臨時的性質。一旦條件允許，列寧立即考慮改革體制，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和其他隱患。還要說明的是，權力高度集中並不等於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和終身制，後者是斯大林體制的特徵。列寧領導時期，處於權力核心的是黨的領導集團，是一個實行集體領導的政治家集團。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個人品質、素養和人格的差異。

但斯大林恰恰利用了列寧試圖加以糾正的由歷史所造成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情況為他獨裁創造了基礎。他通過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勾結控制了政治局，通過組織局安插親信、排除異已，反對派別活動的決議使他可以把一切反對派都置於死地，集權制產生的享有特權的官僚成了他的權力基礎。經過一系列緊張的幕後活動後，他在搞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已經穩操勝券了。

當然，在釀成這一結果的過程中，列寧本人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態度，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托洛茨基的自傳中，只講列寧對他的信任及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而列寧對斯大林的態度似乎只有嫌惡和不信任。可實際上，斯大林在權力角遂中獲勝與列寧對他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他和托洛茨基一樣，曾是列寧心目中的繼承人人選。

為什麼列寧把兩個性格、品質，才能完全不同的人做為自己的接班人人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談談列寧心目中理想的領袖所應有的素質。列寧認為，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是能夠把理想主義者忠於學說的原則和實用主義結合起來的人，而且還要有足夠的個人感召力。列寧本人就具備這些素質，他的實用主義使他不至淪為烏托邦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使他在處理實際問題上注重策略性、靈活性和隨機應變；他的理想主義和理論原則又使他能夠高瞻遠矚、忠於理想，永遠不為實用手段所左右，而是讓手段為目的服務，從而保證他不至跌入實用主義的泥潭之中。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實際上是一個能夠把忠於理想原則和實用主義的不擇手段結合起來的人。但在現實中，這種人並不多見。

托洛茨基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高瞻遠矚、歷史洞察力、魄力和組織能力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導人之中，在這方面能與列寧相媲美的只有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證明了這點。但托洛茨基的靈活性、策略性和隨機應變的能力卻不能令列寧滿意。在《火星報》編輯部分裂時，托洛茨基純粹出於對列寧的手段不滿而與列寧分道揚鑣，在簽署布列斯特和約時，他又是出於道義考慮而與列寧發生分歧，他為了使世界無產階級認識問題的本質並揭穿布爾什維克與德國勾結的謊言，不惜冒遭受更大損失乃至失敗的危險。列寧則不同，他對現實必要性考慮得更多一些，一旦看到現實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慮，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對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和普列漢諾夫時那樣，有時也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如乘德國的鉛封車返回俄國。此外，列寧對托洛茨基是否有足夠的個人感召力也很懷疑。讀了他的自傳，我想讀者也會覺得他是「至察無友」的人，他對布爾什維克其他領導人的評價也確實過於苛求。他的用人原則完全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考慮，決不為個人和集團利益結黨營私、排除異已，他對明仁斯基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

斯大林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沒有在革命的關鍵時刻表現出領袖的大智大勇，他的才能完全表現在另一個方面，那就是不受任何理論和原則的束縛，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後來列寧可能發現，斯大林不是不受理論和原則的束縛，而是根本就沒有理論和原則，理論、原則在他手中也不過是達到目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的長處與列寧的一個長處相比，並無太大距離。而斯大林的長處與列寧的另一個長處相比，似乎還要勝一籌。因為列寧畢竟是個革命理論家、理想主義者，他要建立人類歷史上最理想的社會，他在行動中不會完全擺脫理想、理論和原則的束縛。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他更加器重斯大林。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中，本來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但在十月革命後，他的地位穩步上升，除了他強烈的攫取權力的欲望和不擇手段、隨機應變的能力外，列寧的器重恐怕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內戰期間，戰勝白軍是蘇維埃共和國的頭等大事，在每一個戰役的勝負都關係到共和國的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斯大林支持和操縱的軍事反對派嚴重地干擾了紅軍的戰略部署，造成了許多無謂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仍沒有制裁斯大林，而是極力設法調和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關係，以至托洛茨基憤怒地譴責他搞「靠不住的妥協」。

1922年間，儘管斯大林與列寧之間產生了一些磨擦，但列寧仍沒有改變對他的看法，每次見面都與他長談。直到年底寫遺囑時，儘管他的選擇傾向於托洛茨基，但他還是希望托洛茨基與斯大林能夠竭誠合作，避免使黨分裂。直到他確信斯大林掌權將葬送十月革命的理想、破壞社會主義原則時，才決心撤掉後者的總書記職務。可惜為時已晚，斯大林羽翼已豐，更主要的是列寧的健康情況已不允許他親手把「炸彈」投向斯大林了。

任何一場政治或權力之爭，勝負都是由實力對比決定的。早在列寧患病之前，虛榮、野心勃勃、權力欲極強的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為奪取最高領導權進行一筆骯髒的政治交易，由季諾維也夫提議斯大林任總書記一職。列寧患病後，接班人的問題變得更加迫切，由於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共和國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他們視為奪取最高領導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為此，他們更加緊密地勾結起來。加米涅夫本人沒有野心，但他完全處於季諾維也夫的影響之下，布哈林也站在斯大林一邊。這樣，除列寧之外的五位最高領導人中，托洛茨基處於絕對少數。當列寧還能從事鬥爭時，托洛茨基依靠列寧的支持，還有獲勝的可能，甚至在列寧逝世後，他利用列寧交給他的「炸彈」，也仍有獲勝的可能。但他卻出於對「空位期」和黨的分裂的顧慮，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從而導致自己徹底的失敗。當列寧已經決定撤消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開除其黨羽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的黨藉時，他還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過自新，希望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在他的對手們私下策劃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時，他卻令人不解地無所作為，竟然還去郊區打獵，以致染上使他喪失戰鬥力的疾病。托洛茨基這樣做，也許是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如他在自傳中所說，即使獲得勝利，其結果能維持多久是頗成問題的。也許他是出於自信，象他這樣能夠準確地把握歷史轉折契機、叱宅風雲、扭轉乾坤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將會東山再起。因此，他想進行一場長期鬥爭，從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沒有充分認識他的對手斯大林，對對手們針對他進行的鬥爭的性質也不夠明確。這場鬥爭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場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奪取權力是唯一目標，因而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鬥爭的對手是獲得或保持權力的障礙，不把障礙除掉就得不到權力，所以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手。這場鬥爭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完全不同，在那些鬥爭中，儘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勝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可惜這個優良的黨內鬥爭傳統被罪惡的奪權鬥爭破壞殆盡。

季諾維也夫在這場鬥爭中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場也十分可悲。開始時，他為實現其權力野心，無原則地與斯大林勾結在一起，並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驅逐出黨的領導層。在蘇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張扣壓列寧的「遺囑」。季諾維也夫打著他的如意算盤，他想利用擅長搞陰謀詭計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屬。列寧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最高領導核心畢竟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黨的最高領導權決不會落到一個只會在幕後搞小動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錯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時卻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沒有想到他與斯大林聯合進行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時，對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基礎和黨的原則破壞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後，斯大林馬上把矛頭對準了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發現上當，便轉而與托洛茨基結盟，但為時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黨，他動用一切力量，使反對派處於被動挨打、根本無法進行政治鬥爭的地步。季諾維也夫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後，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於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殺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組織暗殺基洛夫的罪名逮捕並判刑，後來又再次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他們早就了解斯大林的為人和殘忍本性，他們在與托洛茨基結盟前就寫下遺書，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斯大林暗殺。儘管如此，他們在內務部嚴刑逼迫他們承認捏造的罪行時，仍相信斯大林虛假的承諾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踐。季諾維也夫臨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斯大林同志打個電話吧！」當斯大林的衛隊長在酒宴上表演這一場面時，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後合。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歷史慘劇啊。

倒是布哈林對斯大林的本質認識得更為深刻：「他（斯大林）是一個沒有原則的陰謀家，使一切服從於維護他自己的權力。他怎樣改變他的理論，全看他此時要搞掉的是什麼人。他設置種種圈套，指控人們搞背叛。」在這方面，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鬥爭是由於後兩人的國際視野比斯大林的開闊所致，斯大林整布哈林是反右的歷史趨勢的體現。但就是這個對斯大林的本質認識頗深的布哈林，在20、30年代的蘇共黨內鬥爭中，也不像他在其遺囑中所說的那樣清白。在20年代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鬥爭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因為當時的黨內鬥爭仍沿襲列寧時期黨內鬥爭的傳統━━論戰，當然已不是真正的平等辯論，而是採用包括吹口哨、跺腳、罵大街等不正常手段在內的種種方法剝奪對手的發言權。似乎不應懷疑布哈林在理論上的真誠，他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論戰的確是由於他與後者的理論觀點有分歧。但他不會不知道斯大林的目的和種種陰謀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仍積極協助斯大林，不能不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污點。

看了這些事實，我們不得不贊成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傑夫在評述斯大林奪權鬥爭時的一句話：可悲的不是在黨的領導層中有斯大林這樣的人物，而在於他的對手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過，還應補充一點，即托洛茨基相對來說責任最小，一是因為他在列寧喪失活動能力後，確實處在寡不敵眾、孤掌難鳴的地步，二是在這些人當中，只有他一人對斯大林背棄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寧主義原則的做法進行殊死的鬥爭，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務殺害。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目光短淺，他們為了自己奪權或其他原因與斯大林聯合起來戰勝了托洛茨基，但全黨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本人很快也成了這場勝利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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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托洛茨基被暗殺之前，他的所有親人幾乎都已慘遭不幸。在他被驅逐出國後不久，他的前妻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及他的小兒子謝爾蓋、女兒尼娜、女婿涅維爾松和他們的兩個幼小的孩子（托洛茨基的外孫），還有另一個女兒齊娜伊達的丈夫沃爾科先後都被殺害。齊娜伊達逃到柏林也難逃脫死神的追逐，1933年被蘇聯特務殺害。在流放及流亡國外時一直陪伴托洛茨基並協助他工作的長子列夫也在巴黎被蘇聯特務暗害。這就是這位十月革命領導人、蘇維埃制度諦造者的命運。他慘死異鄉，還背負著列寧主義、蘇維埃制度最兇惡的敵人、帝國主義走狗的罪名含冤九泉，不禁使人感慨歷史的不公。

不過，歷史終究是歷史。1988年以來，蘇聯陸續為斯大林在20–50年代所製造的種種冤假錯案平反，為受害者恢復名譽和黨藉，害人者也受到了應有的譴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的傑出領導人也先後得到平反。87年11月，蘇共中央書記雅可夫列夫宣佈，蘇共中央已決定重新編寫黨史教材，88年6月，影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因歪曲歷史，為斯大林的陰謀服務而被禁演。

由此看來，歷史是公正的，它不會永遠任人篡改，遲早會做出它的莊嚴宣判，嘲弄歷史者必將受到歷史的嘲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