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

八七會議以後的陳獨秀派

現在眾口一辭，都說八七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其實，陳獨秀是自己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不是八七會議或別的會議撤銷他的。我一向是這樣說的。最近重讀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主義史》，其中也明白說：七月初某一日，鮑羅廷傳達國際命令，要陳獨秀和譚平山去莫斯科，要瞿秋白和蔡和森去海參崴，「次日，獨秀即不視事」。這就是說，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一個多月，就自己放棄總書記職務了。

也許八七會議正式作出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罷？然而不然。我參加了八七會議，聽了瞿秋白宣讀《告同志書》以及幾個人的發言，都是批判過去機會主義錯誤的，無疑矛頭對準陳獨秀，但會議自始至終未曾點出陳獨秀的姓名，更未曾有甚麼決議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最近出版的《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其中有蔡和森的發言記錄，聲明擁護新路線，批評舊的機會主義路線，但蔡和森也沒有點出陳獨秀姓名。

從五次大會到八七會議這二個多月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力量對比已有不少變化了。瞿張譚三巨頭的聯盟已經破裂了，瞿秋白佔據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張譚隨同葉賀軍隊南征，鮑羅廷回國，魯易和伍廷康免了職，「神童」羅明那茲派來中國，代替他們。更惹人注目的是過去的陳獨秀派，羅亦農，從江西省委書記調來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到八七會議前夕，升為中央常委兼任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很能幹，在這危急時候非他出來支撐不行。但這是表面的說法。事後，我聽人說，他從江西寫信給張國燾，表明他不再擁護陳獨秀了，他要執行五大路線。我是得諸傳聞，未曾證實，更未看到這封信。但我傾向於相信這個傳聞。

羅亦農沒有班底，他在上海工作依靠陳獨秀派。他在湖北工作，以劉伯堅為組織部長，鄭超麟蟬聯宣傳部長，二人都是陳獨秀派；農民部長任旭原在毛澤東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調來湖北省委之後不久就變為陳獨秀派了。八七會議之後約一個星期，中央調陳喬年為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代替劉伯堅，調華林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代替鄭超麟，華林也是陳獨秀派。鄭超麟則回中央，負責恢復久已停頓了的《向導》出版工作。

試想，五大前後，中央竭力排斥陳獨秀派，而八七會議以後陳獨秀派又得在中央工作了。這沒有甚麼奇怪。陳獨秀本人已經不在中央了，羅亦農已經從陳獨秀派變成半陳獨秀派了。羅亦農沒有「班底」，瞿秋白也沒有「班底」，三個常委中只李維漢有從湖南逃來武漢的「班底」，但中央決議不能完全靠湖南人去執行。例如，恢復《向導》，便不能依靠湖南同志。七月間，張國燾曾建議找沈雁冰來恢復《向導》，但一算帳，要維持沈雁冰一家人的生活，就作罷了。八七會議後，他們想到我這個光棍，又想到我對出版工作有駕輕就熟的效力，就調我回中央了。九月底，中央遷回上海就正式任命我為黨報編輯部的負責人。

在上海，中央原來任命鄧中夏為江蘇省委書記，但省委的班底是陳獨秀派，不聽鄧中夏的話，只聽王若飛的話。鄧中夏向新遷回上海的中央訴苦：「我是副書記！」意思是說，省委實權操在王若飛手中。不久之後，鄧中夏就離開江蘇省委了。

尹寬在廣東，同張太雷不能合作，回到上海來；中央派他去作安徽省委書記。何資深在湖南作省委組織部長，毛澤東上山去後作了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是清一色的陳獨秀派。北京是彭述之接替李大釗的工作。等等。

當時王若飛定了一個計劃，要恢復陳獨秀在共產黨中央的領導權。這個計劃沒有實現。第一個障礙是國際。正是共產國際，正是史大林，迫得一九二七年七月初陳獨秀不能不「摜紗帽」，不能不自己撤銷自己的總書記職務，或如蔡和森說的，「不視事」。此時國際決不容許陳獨秀恢復總書記職務。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如果不是國際干涉，陳獨秀派是決不會失敗的。第二個障礙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陳喬年、羅亦農先後被捕犧牲。羅亦農是「半陳獨秀派」，當時站在騎牆地位，只要條件成熟，他以常委、組織局主任的地位，是可以贊助陳獨秀重掌總書記權力的。第三個障礙是陳獨秀自己。他完全消極，不願再作馮婦，好多人去訪問他，一談到政治問題，他就拿別的話岔開了。例如，羅綺園訪問他，談起黨內問題，他不回答，反而拿出他的漢字拼音方案，問羅綺園，這個漢字，那個漢字廣東讀甚麼音。據他自己後來所說，他當時正在考慮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考慮他本人應負多大的失敗責任。他考慮好久都未得解決。有時，他也對當時中央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用書信形式寫出他的意見，中央當然不會采納。他知道王若飛和陳喬年努力活動，但他不鼓勵他們，也不禁止他們。有人認為他的消極是偽裝的，他是在暗中指導王若飛作復辟活動。我反對這種推測，但我也不完全理解他為甚麼這樣消極。事實證明，當他考慮的問題基本上獲得解決之後，他是會積極起來鬥爭的。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文章幫助他解決了問題，他就非常堅決地反對史大林，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共中央了。

在這三個障礙面前，以王若飛為首的陳獨秀派注定不能發展。

在八七會議中央的領導下

八七會議後的中央，九月底遷回上海。瞿秋白和羅亦農二人對陳獨秀還是很恭敬的。瞿秋白到上海後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去拜會陳獨秀；他還是同過去那樣象學生對先生的態度。二人談甚麼話，我不知道。當時黃文容還住在陳獨秀家裡，做陳獨秀的私人秘書，他也沒有告訴我談話內容。我只知道，當時陳獨秀就把黃文容交還給中央，秋白也接受了。以後幾日，羅亦農也去拜會陳獨秀，不用說也是很恭敬的。那次，陳獨秀就要黃文容把他和羅的談話筆錄下來。我也沒有看見這個筆錄。不久之後，黃文容被派來幫助我建立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機關。十二月下旬，羅亦農來我家，同我商量要接陳獨秀到我家（編輯部機關）來住三日，以便他和秋白同「老頭子」商談。十二月二十四日，黃文容僱汽車接陳獨秀來，住在黃文容房間。當晚，我辦了一桌酒席請他們吃飯，客人來的有瞿秋白、羅亦農、王若飛。次日瞿羅二人便與陳獨秀談話，我因私事，沒有參加。三日之後，黃文容又把陳獨秀送回家去了。

有一次閑談中，瞿秋白告訴我：「老頭子」曾說，如果早已決定退出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那他是會照辦的。瞿秋白說時頗不以此語為然。他似乎征求我的意見，但我沒有表示意見。

中央機關報有個編輯委員會，由中央常委任命：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五人組成，以瞿秋白為主任。最近我才看見這個文件，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我一向以為編輯部由我主持，瞿秋白作中央常委和編輯部之間的橋樑，他代表中央常委出席編輯部會議，傳達常委的意見，他又代表編輯部向常委報告工作。最近看了那個決議後，我才明白記憶錯誤。那個決議是真實的，我從前一定知道的，但完全忘記了。不過，這樣五人組成的五人編委是有名無實的，從來未曾開過一次會。瞿秋白，羅亦農二人代表中央，鄧中夏，王若飛二人代表江蘇省委，我則負實際工作。鄧中夏不久就離開江蘇省委，他從未到過我家。羅亦農，王若飛二人常來我家，但並非為了編委會事情來的。

《向導》改名為《布爾塞維克》，創刊號上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國民黨背叛革命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如何？》文章斷言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我們應當從頭做起。出版後沒有人提起我這篇文章，但我自己發現：我的觀點同當時中央的觀點，亦即國際的觀點，背道而馳。原來，當時中央亦即國際，不僅不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失敗，而且斷言中國革命還在高漲，高漲到更高的階段。我於是警告自己：你還是少寫政策性的文章罷。沒有人指出我這篇文章違反國際的政策，沒有人注意這篇文章。並非注意到這篇文章，而是同我閑談，王若飛有一次告訴我，他陪何資深去見「老頭子」，「老頭子」說，你們看英美法諸國駐扎上海的軍隊一批一批地撤回去了，如果中國革命是繼續高漲的，帝國主義怎麼肯撤回軍隊去呢？王若飛說，他聽了老頭子的話頓然覺悟。我心裡想，原來老頭子同我一樣，也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

《布爾塞維克》的社論，我總是推給瞿秋白去寫的，他參加常委，熟悉政策。但第十一期編稿時不知忙於何事，瞿秋白不能出席編委會，社論只好由我來寫。當時正在廣州暴動剛剛失敗以後，我以《蘇維埃政權萬歲》為題寫了一篇社論。其中有幾句話說：中國只有二個前途：要麼是張作霖的軍閥專政的「大龍帝國」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共和國，要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這篇社論闖了禍。出版以後約二個星期，編輯部開會，瞿秋白報告說，李維漢在常委會提出，鄭超麟寫的社論不符合國際政策；我們的口號是「工農民主專政」，鄭超麟卻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於是瞿秋白在第十四期上寫社論，糾正第十一期的社論。他用了很多力氣說明，廣州暴動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從此以後我就不再寫社論了，別的文章也盡量少寫。我這個異端卻未在陳獨秀的意見中得到共鳴。恰好相反。後來，我們接觸到托洛茨基文章之後，我立即接受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未來革命政權性質的主張，而陳獨秀恰好在這個問題上抵抗得很長久。

瞿秋白從武漢回上海後第一次去訪問陳獨秀，就請陳獨秀在即將出版的中央機關報上寫文章，陳獨秀沒有拒絕。以後我收到了他寫的「寸鐵」，每期好多條，一連好多期都交了稿，我全部採用了。現在《布爾塞維克》複印本還保存著，可以看到。他署名「撒翁」，我猜想這個署名表示他撤手不再領導中國共產黨之意。除了「寸鐵」以外，他還寫了一種諷剌國民黨的歌訣，每期《布爾塞維克》上都登載，但不是登載在正文位置，而是登載在兩頁之間的騎縫上，複印本內沒有這個東西。我還記得開頭幾句：三民主義，糊塗道地。五權憲法，夾七夾八。黨化教育，專制餘毒。軍政時期，軍閥得意。訓政時期，官僚運氣。憲政時期，遙遙無期。

以後不知從何時起，他不寫「寸鐵」了，那個「歌訣」則更早停載。我從未聽到他對於所出各期《布爾塞維克》有甚麼評論。

中央遷回上海的半年間，三個人都對我好：瞿秋白、羅亦農、王若飛。他們都要拉我。我對三個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我知道王若飛和陳喬年在那裡進行活動，但我不參加他們的活動。王若飛並不勉強我。他知道，我決不會跟著別人去反對陳獨秀的。六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回上海來開始工作不久，雲南省委書記王懋廷從莫斯科回國，路過上海，約我見面，交給我一份密寫信。那是王若飛從莫斯科托他帶給我的，而且告訴我如何顯跡的化學藥水，以及如何密寫的化學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