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期

陳獨秀派與托派

鄭超麟

八七會議以後的陳獨秀派

現在眾口一辭,都說八七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其實,陳獨秀是自己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不是八七會議或別的會議撤銷他的。我一向是這樣說的。最近重讀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主義史》,其中也明白說:七月初某一日,鮑羅廷傳達國際命令,要陳獨秀和譚平山去莫斯科,要瞿秋白和蔡和森去海參崴,「次日,獨秀即不視事」。這就是說,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一個多月,就自己放棄總書記職務了。

也許八七會議正式作出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罷?然而不然。我參加了八七會議,聽了瞿秋白宣讀《告同志書》以及幾個人的發言,都是批判過去機會主義錯誤的,無疑矛頭對準陳獨秀,但會議自始至終未曾點出陳獨秀的姓名,更未曾有甚麼決議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最近出版的《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其中有蔡和森的發言記錄,聲明擁護新路線,批評舊的機會主義路線,但蔡和森也沒有點出陳獨秀姓名。

從五次大會到八七會議這二個多月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力量對比已有不少變化了。瞿張譚三巨頭的聯盟已經破裂了,瞿秋白佔據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張譚隨同葉賀軍隊南征,鮑羅廷回國,魯易和伍廷康免了職,「神童」羅明那茲派來中國,代替他們。更惹人注目的是過去的陳獨秀派,羅亦農,從江西省委書記調來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到八七會議前夕,升為中央常委兼任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很能幹,在這危急時候非他出來支撐不行。但這是表面的說法。事後,我聽人說,他從江西寫信給張國燾,表明他不再擁護陳獨秀了,他要執行五大路線。我是得諸傳聞,未曾證實,更未看到這封信。但我傾向於相信這個傳聞。

羅亦農沒有班底,他在上海工作依靠陳獨秀派。他在湖北工作,以劉伯堅為組織部長,鄭超麟蟬聯宣傳部長,二人都是陳獨秀派;農民部長任旭原在毛澤東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調來湖北省委之後不久就變為陳獨秀派了。八七會議之後約一個星期,中央調陳喬年為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代替劉伯堅,調華林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代替鄭超麟,華林也是陳獨秀派。鄭超麟則回中央,負責恢復久已停頓了的《向導》出版工作。

試想,五大前後,中央竭力排斥陳獨秀派,而八七會議以後陳獨秀派又得在中央工作了。這沒有甚麼奇怪。陳獨秀本人已經不在中央了,羅亦農已經從陳獨秀派變成半陳獨秀派了。羅亦農沒有「班底」,瞿秋白也沒有「班底」,三個常委中只李維漢有從湖南逃來武漢的「班底」,但中央決議不能完全靠湖南人去執行。例如,恢復《向導》,便不能依靠湖南同志。七月間,張國燾曾建議找沈雁冰來恢復《向導》,但一算帳,要維持沈雁冰一家人的生活,就作罷了。八七會議後,他們想到我這個光棍,又想到我對出版工作有駕輕就熟的效力,就調我回中央了。九月底,中央遷回上海就正式任命我為黨報編輯部的負責人。

在上海,中央原來任命鄧中夏為江蘇省委書記,但省委的班底是陳獨秀派,不聽鄧中夏的話,只聽王若飛的話。鄧中夏向新遷回上海的中央訴苦:「我是副書記!」意思是說,省委實權操在王若飛手中。不久之後,鄧中夏就離開江蘇省委了。

尹寬在廣東,同張太雷不能合作,回到上海來;中央派他去作安徽省委書記。何資深在湖南作省委組織部長,毛澤東上山去後作了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是清一色的陳獨秀派。北京是彭述之接替李大釗的工作。等等。

當時王若飛定了一個計劃,要恢復陳獨秀在共產黨中央的領導權。這個計劃沒有實現。第一個障礙是國際。正是共產國際,正是史大林,迫得一九二七年七月初陳獨秀不能不「摜紗帽」,不能不自己撤銷自己的總書記職務,或如蔡和森說的,「不視事」。此時國際決不容許陳獨秀恢復總書記職務。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如果不是國際干涉,陳獨秀派是決不會失敗的。第二個障礙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陳喬年、羅亦農先後被捕犧牲。羅亦農是「半陳獨秀派」,當時站在騎牆地位,只要條件成熟,他以常委、組織局主任的地位,是可以贊助陳獨秀重掌總書記權力的。第三個障礙是陳獨秀自己。他完全消極,不願再作馮婦,好多人去訪問他,一談到政治問題,他就拿別的話岔開了。例如,羅綺園訪問他,談起黨內問題,他不回答,反而拿出他的漢字拼音方案,問羅綺園,這個漢字,那個漢字廣東讀甚麼音。據他自己後來所說,他當時正在考慮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考慮他本人應負多大的失敗責任。他考慮好久都未得解決。有時,他也對當時中央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用書信形式寫出他的意見,中央當然不會采納。他知道王若飛和陳喬年努力活動,但他不鼓勵他們,也不禁止他們。有人認為他的消極是偽裝的,他是在暗中指導王若飛作復辟活動。我反對這種推測,但我也不完全理解他為甚麼這樣消極。事實證明,當他考慮的問題基本上獲得解決之後,他是會積極起來鬥爭的。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文章幫助他解決了問題,他就非常堅決地反對史大林,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共中央了。

在這三個障礙面前,以王若飛為首的陳獨秀派注定不能發展。

在八七會議中央的領導下

八七會議後的中央,九月底遷回上海。瞿秋白和羅亦農二人對陳獨秀還是很恭敬的。瞿秋白到上海後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去拜會陳獨秀;他還是同過去那樣象學生對先生的態度。二人談甚麼話,我不知道。當時黃文容還住在陳獨秀家裡,做陳獨秀的私人秘書,他也沒有告訴我談話內容。我只知道,當時陳獨秀就把黃文容交還給中央,秋白也接受了。以後幾日,羅亦農也去拜會陳獨秀,不用說也是很恭敬的。那次,陳獨秀就要黃文容把他和羅的談話筆錄下來。我也沒有看見這個筆錄。不久之後,黃文容被派來幫助我建立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機關。十二月下旬,羅亦農來我家,同我商量要接陳獨秀到我家(編輯部機關)來住三日,以便他和秋白同「老頭子」商談。十二月二十四日,黃文容僱汽車接陳獨秀來,住在黃文容房間。當晚,我辦了一桌酒席請他們吃飯,客人來的有瞿秋白、羅亦農、王若飛。次日瞿羅二人便與陳獨秀談話,我因私事,沒有參加。三日之後,黃文容又把陳獨秀送回家去了。

有一次閑談中,瞿秋白告訴我:「老頭子」曾說,如果早已決定退出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那他是會照辦的。瞿秋白說時頗不以此語為然。他似乎征求我的意見,但我沒有表示意見。

中央機關報有個編輯委員會,由中央常委任命: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五人組成,以瞿秋白為主任。最近我才看見這個文件,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我一向以為編輯部由我主持,瞿秋白作中央常委和編輯部之間的橋樑,他代表中央常委出席編輯部會議,傳達常委的意見,他又代表編輯部向常委報告工作。最近看了那個決議後,我才明白記憶錯誤。那個決議是真實的,我從前一定知道的,但完全忘記了。不過,這樣五人組成的五人編委是有名無實的,從來未曾開過一次會。瞿秋白,羅亦農二人代表中央,鄧中夏,王若飛二人代表江蘇省委,我則負實際工作。鄧中夏不久就離開江蘇省委,他從未到過我家。羅亦農,王若飛二人常來我家,但並非為了編委會事情來的。

《向導》改名為《布爾塞維克》,創刊號上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國民黨背叛革命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如何?》文章斷言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我們應當從頭做起。出版後沒有人提起我這篇文章,但我自己發現:我的觀點同當時中央的觀點,亦即國際的觀點,背道而馳。原來,當時中央亦即國際,不僅不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失敗,而且斷言中國革命還在高漲,高漲到更高的階段。我於是警告自己:你還是少寫政策性的文章罷。沒有人指出我這篇文章違反國際的政策,沒有人注意這篇文章。並非注意到這篇文章,而是同我閑談,王若飛有一次告訴我,他陪何資深去見「老頭子」,「老頭子」說,你們看英美法諸國駐扎上海的軍隊一批一批地撤回去了,如果中國革命是繼續高漲的,帝國主義怎麼肯撤回軍隊去呢?王若飛說,他聽了老頭子的話頓然覺悟。我心裡想,原來老頭子同我一樣,也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

《布爾塞維克》的社論,我總是推給瞿秋白去寫的,他參加常委,熟悉政策。但第十一期編稿時不知忙於何事,瞿秋白不能出席編委會,社論只好由我來寫。當時正在廣州暴動剛剛失敗以後,我以《蘇維埃政權萬歲》為題寫了一篇社論。其中有幾句話說:中國只有二個前途:要麼是張作霖的軍閥專政的「大龍帝國」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共和國,要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這篇社論闖了禍。出版以後約二個星期,編輯部開會,瞿秋白報告說,李維漢在常委會提出,鄭超麟寫的社論不符合國際政策;我們的口號是「工農民主專政」,鄭超麟卻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於是瞿秋白在第十四期上寫社論,糾正第十一期的社論。他用了很多力氣說明,廣州暴動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從此以後我就不再寫社論了,別的文章也盡量少寫。我這個異端卻未在陳獨秀的意見中得到共鳴。恰好相反。後來,我們接觸到托洛茨基文章之後,我立即接受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未來革命政權性質的主張,而陳獨秀恰好在這個問題上抵抗得很長久。

瞿秋白從武漢回上海後第一次去訪問陳獨秀,就請陳獨秀在即將出版的中央機關報上寫文章,陳獨秀沒有拒絕。以後我收到了他寫的「寸鐵」,每期好多條,一連好多期都交了稿,我全部採用了。現在《布爾塞維克》複印本還保存著,可以看到。他署名「撒翁」,我猜想這個署名表示他撤手不再領導中國共產黨之意。除了「寸鐵」以外,他還寫了一種諷剌國民黨的歌訣,每期《布爾塞維克》上都登載,但不是登載在正文位置,而是登載在兩頁之間的騎縫上,複印本內沒有這個東西。我還記得開頭幾句:三民主義,糊塗道地。五權憲法,夾七夾八。黨化教育,專制餘毒。軍政時期,軍閥得意。訓政時期,官僚運氣。憲政時期,遙遙無期。

以後不知從何時起,他不寫「寸鐵」了,那個「歌訣」則更早停載。我從未聽到他對於所出各期《布爾塞維克》有甚麼評論。

中央遷回上海的半年間,三個人都對我好:瞿秋白、羅亦農、王若飛。他們都要拉我。我對三個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我知道王若飛和陳喬年在那裡進行活動,但我不參加他們的活動。王若飛並不勉強我。他知道,我決不會跟著別人去反對陳獨秀的。六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回上海來開始工作不久,雲南省委書記王懋廷從莫斯科回國,路過上海,約我見面,交給我一份密寫信。那是王若飛從莫斯科托他帶給我的,而且告訴我如何顯跡的化學藥水,以及如何密寫的化學藥水。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