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新苗》第28期，1994年3月

深冬時份，莫斯科街頭到處積雪，滑溜溜的，不時有人滑倒。聽一位當地居民說，以往市政府是會派人清理積雪的，但今年很多地區的積雪無人理會，可能是政府沒有錢，再加上行政混亂吧！那居民還打趣說，主要公共服務如水電供應等至今仍無問題，但不知明年會怎樣，那天正是九三年的最後一天！晚上十二時正，葉利欽通過電視作了以下的新年演說：

「我保証今年沒有人會因凍冷至死；我保証沒有人會因饑餓而死；我會盡最大努力避免內戰在今年發生……」

說到這裡，和我一起看電視轉播的俄羅斯朋友捧腹大笑——葉利欽雖然通過全民投票得到更大權力，但承諾卻比以往低得多，連令人民得到溫飽及和平等基本需要也不敢保証，總之死不了便是！

在場的其中一位朋友鮑里斯‧卡加里斯基﹝Boris Kagarlitsky﹞說：「今年三月的地方選舉，葉利欽的政黨『俄羅斯的選擇』將會受到重挫，他定通不過另一次選舉！」

卡加里斯基是俄羅斯一個左派政黨勞工黨的主要負責人。雖然這個黨很小，但他在莫斯科相當出名。他在八十年代初曾因反對當時共黨政府被捕入獄。在去年十月政變前，他是莫斯科蘇維埃代表。

他指出，大選已過了三個星期，但正式結果仍未公佈。有很多証據顯示，今次投票人數低於法例所要求的百分之五十，而非政府所說的百分之五十三，但政府不會公佈真相。

至於在大選中得票最多的日里諾夫斯基，卡加里斯基認為他是個極懂宣傳技倆的政客；雖然他並非法西斯主義者，但是極右民粹派。在歐洲，像他這樣的人很多。日里諾夫斯基其中一次最重要的電視競選演說是捍衛同性戀權利！其他黨派當然不敢在這敏感問題上說一句話。結果大量同性戀者的票投向日里諾夫斯基的自由民主黨。只有當政府向他投懷送抱時，他才會是危險人物。

至於俄羅斯人現時的心態，卡加里斯基指出他們大部份是消極的——在十二月大選中，就有一半人沒有投票。而在投票者中，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投葉利欽的「俄羅斯的選擇」。即實際上，支持他的人民不到一成。西方傳媒卻拒絕相信或披露人民並不支持這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卻公開指責人民愚蠢，才不支持政府。

卡加里斯基到過一間銀行訪問那裡的職員，他們可說是俄羅斯的「優皮一族」，月入三、四百美元﹝是普通工人的四倍﹞。但實際上他們也是被剝削的一群。他們所工作的銀行的盈利率與西方相約，但薪酬卻較之低得多。很多人會以為這些優皮士會投改革派的票，但原來他們很多沒有投票，或投了共黨的票，因為他們的生活水準逐漸下降。他們不相信葉利欽會為他們帶來幸福。

優皮士月入三、四百美元，一般老百姓又如何呢？在九三年十二月，他們的平均工資約為九十美元！筆者在莫斯科的第二天住在一個普通俄羅斯家庭。相信他們是以最好的食物款待——午餐：肉丸薯仔湯及黑麵包；晚餐：飯及煎魚﹝只此兩樣﹞；早餐：黑麵包、果醬和茶。

新鮮的肉類很貴，非普通家庭吃得起。一公斤牛肉約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而且肉類生產逐年下降：九一年的產量是九○年的93%；九二年是九一年的88%；估計九三年的產量是前一年的91%。那麼，九三年的產量較九○年下降了多少？不知俄羅斯學校的教師會否用這個實例來教百分數呢？

對於俄羅斯的經濟情況，筆者完全是門外漢，幸好在莫斯科時遇到一位澳洲學人雷富利‧克拉克﹝Renfrey Clarke﹞，他是澳洲綠色左翼週報﹝Green Left﹞駐俄羅斯的聯絡員及專欄作家。我們可從他了解到俄羅斯經濟出現的一些問題。

克拉克指出，現時高通脹的主要原因，是從前管理國營企業的官僚，在所謂經濟改革下，變相成為企業的擁有者﹝雖然這些企業仍得到國家大量財政資助﹞。他們為了牟取更大利潤，便將產品，尤其是原材料的價格大大提高。由於在蘇聯時代，實行官僚計劃經濟、大生產，某大區域內所需的原料及工業產品都是集中在極少數工廠生產，現在他們大部份成了寡頭壟斷企業，可以為所欲為了。以塑膠生產為例，一間塑膠廠可能生產十至二十間牙刷廠所需的主要原料。由於原料愈來愈貴及供應不穩定，牙刷產量減少，價格上升。又由於很多人愈來愈窮，買不起這些東西，國內市場委縮，企業便力求將產品銷往外國以賺取外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是歡迎俄羅斯產品外銷的。任何方法使俄取得外匯而可以償還舊債，對他們都是好的。

克拉克認為，俄羅斯正邁向災難性時刻。

雖然有些人會不同意克拉克的分析，但他們不能無視大部份俄羅斯人悽慘的處境。葉利欽治下，通脹高企，至九三年是好了點，但也是每月百分之三十。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生活水準不斷下降。行人隧道及地鐵站裡，行乞者多的是﹝街頭太凍，老弱者不能久站﹞。還有很多人將僅有的財物變賣：一條沙樂美腸、一件T恤……一個看似是來自農村的婦女，帶著一條青瓜、一袋馬鈴薯、幾個菜頭，來到市集站了幾小時。

莫斯科另一特別的景觀是零售攤檔林立於旺市及人民聚居的地方。這些攤檔主要出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卻以賣酒的最多！酒的價錢比其他消費品便宜。在一個攤檔裡，竟然出售酒精濃度百分之九十五的酒﹝？！﹞據店員說，人們買這種酒，會加水稀釋才飲用，但加多加少就不得而知了。在街頭，就算是白天，也間中見到行路巔倒的酒鬼。酒，是當權者使人民消極、沒有能力反抗的其中一種武器。

在九四年的第二天，筆者訪問了一位俄羅斯經濟學家阿力山大‧布斯哈林﹝訪問內容見本期《新苗》第25頁﹞。離他的住所兩個街口，是歐洲最大的麥當勞。裡面的工作人員全都是朝氣勃勃的年青人。相信是由於工資低和失業人數多，這裡的人手遠較其他歐洲城市的麥當勞多。但這裡的食物絕不便宜，以當時的匯率折合港幣計算，一個漢堡包是七元五角，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也買不到三個漢堡包！定會有人覺得奇怪，既然漢堡包那麼貴，為什麼仍有大排長龍的情景出現？九成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中，但卻有一成人是先富起來的新貴，可以快樂地享用那些奢侈品。在這裡的所見所聞，與在行人隧道內的情景，成了強烈的對比。

九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