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期

鄭超麟答問六題

《新苗》第29期,1994年5月

第一,陳獨秀晚年是不是托派?

我在《陳獨秀與托派》﹝載於《鄭超麟回憶錄》─編者按﹞長文中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現在不妨再作簡單的回答。

一九三八年底陳其昌從上海長途跋涉去江津送托洛茨基的信給陳獨秀,一九三九年初陳獨秀用薄紙小字寫了一信回答托洛茨基,交給陳其昌帶回上海。我保存了這張親筆信(今當在公安部檔案中),原文已刊出。其中,陳獨秀完全站在托派成員立場向托洛茨基提出他對於托派在中國活動的幾點建議。這就足夠說明陳獨秀晚年仍然以托派成員自居的。

至於說他在革命戰略和策略方面有自己的不同意見,那麼托派組織是允許成員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說到他曾公開聲明自己不屬於任何黨派,則是為了方便於活動,屬於「外交辭令」。

第二,黨派之間鬥爭的殘酷性。

一般說來,黨派鬥爭的殘酷性反映了階級鬥爭的殘酷性。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俄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內戰平息以前)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譴責。應當譴責的,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違反歷史潮流的恐怖,例如史大林主義所施行的恐怖,所辯護的殘酷性。

第三,什麼是庸俗的民主派?

陳獨秀不是庸俗的民主派,他已經發展為社會主義者,他不過主張社會主義應當實行民主而已。這話沒有錯。社會主義當然要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民主。哪裡有什麼不民主的社會主義呢?在社會主義之外要求民主,這就是把史大林主義和後史大林主義看做「社會主義」。其實,史大林主義及其變種都不是社會主義。所謂「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政治。在此意義下,不僅鄭學稼而且胡適都是庸俗的民主派。

第四,以「意因」署名的那些文章現在如何評價?

這是歷史存在的事實,不能抹煞,我為這幾篇文章負歷史的責任,如有可能我要把這些文章收集起來作為自己文集的一個部分。客觀事變的發展不符合於文章的估計麼?不錯,但我自己很重視這些文章,因為這是自己頭腦思考的結果。以前的文章都是根據別人頭腦所作的結論而加以發揮的。此外,當時如此估計形勢而作過如此結論的,也不止我一個人。

第五,對托派的誣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麼?

所有的誣蔑我都能容忍,因為我能夠理解人家為什麼要這樣或那樣誣蔑我們。

政治鬥爭本來可以堂堂正正進行,雙方提出証據,說明道理,讓大家去裁判,不需要採取誣蔑手段。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為什麼不能這樣做,而必須採取誣蔑手段呢?例如,在蘇聯,史大林派鎮壓托洛茨基派是容易理解的,但不說理由.而誣蔑為「希特勒間諜」,而且舉行公審制造假証據,則不容易理解。在中國,鎮壓王實味是容易理解的,但必須誣蔑為「國民黨奸細」則不容易理解。不說理由,只靠誣蔑,這就說明了自己方面理不直,氣不壯。這種鬥爭方法用得過濫會產生副作用,即到了鎮壓者本身受到鎮壓時,就會排斥這個鬥爭方法,而想給以前被鎮壓的人平反了。但至今還沒有人明白斥責這個鬥爭方法本身。發現了陳獨秀和中國托派都不是「漢奸」之後,輕描淡寫地說:這是出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推論」,卻是不夠的。

第六,王凡西說:陳獨秀晚年的消極思想,到了革命高潮時候會改變為積極思想的,你是否同意他這話?

我同意這話。陳獨秀是革命家,只求有利於革命,並不抱殘守缺。他由康黨轉到亂黨,由亂黨轉到共產黨,由共產黨中的史大林派轉到托洛茨基派,第二次世界革命高潮時,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會拋棄一切而站在那時最激進的、最有利於世界革命的黨派方面的。

一九三九年X月原載《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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