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致良

《新苗》第28期，1994年3月

香港人對台灣政治的第一個印象，恐怕是立法院內議員之間吵嘴甚至大打出手吧！議員打架是否正當，人們或許有不同意見，但誰也無法否認，台灣今天容許多黨競爭的政治制度比中共那種僵化的一黨專政要明顯進步。可是，大約十年前，國民黨和中共同樣實行一黨專政，同樣壓制人民的各種自由。但國民黨在1987年開放了黨禁，中共卻至今死抱著一黨專政不放。台灣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從一黨專政朝向民主政治的轉變，普遍被稱為「台灣的政治轉型」。究竟是甚麼因素促使台灣政治轉型？轉型的實質又是甚麼？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應如何看待這一轉變？

要探討台灣政治轉型的背景，先得從它的社會經濟結構說起。

政治轉型的原因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收回台灣主權的同時，把日本人在台灣的產業全部收歸國有。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中國石油、招商局等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亦跟隨到台灣，與當地的國有企業匯合，實際上成為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控制了全台灣金融保險、運輸通訊、能源、土地開發、物資供應等經濟關鍵部門。同時，國民黨政權運用經濟權力嘉惠那些政治上支持它的本土大企業，例如辜振甫的台灣水泥和王永慶的台塑。

與這種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相適應的，便是政治上的極權統治。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以「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1946年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大部份內容，用戒嚴體制代替了憲政。在戒嚴體制下，中央民意代表得以長期任職，不必改選，成為「萬年國代」；國民黨得以公開實行一黨專政，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剝奪殆盡，動輒得咎。

早期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之所以以官僚資本為經濟主幹，這和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有關。無論是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經濟思想（「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還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的經濟政策，都是限制私人資本的發展的，尤其不讓它的代言人參與國家決策。但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限制私人資本的政策亦逐漸動搖。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恢復援助國民黨。美援一方面鞏固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另一方面卻扶持台灣發展私人資本。（1）由於形勢所迫，國民黨接受美國指導，從六十年代開始實行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發展私人資本，結果是出現大量產品外銷的，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直接掛勾的中小企業。從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私人資本（包括中小企業的資本）的產值在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愈來愈大，官僚資本所佔的比例愈來愈小。以制造業為例，1952年私人資本的產值佔該產業的43.8%而官僚資本佔56.2%，可是到了1960年，私人資本上升至56.2%，而官僚資本則下降到43.8%，到了1980年更降至20%左右。（2）可以說，中小企業的崛起跟台灣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同步發展的。

雖然中小資產階級是國民黨政府出口導向經濟政策的產物和受益者，但是，中小資產階級又是國民黨偏袒官僚資本和大企業的被排斥和被剝奪者，因此他們和國民黨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隨著中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的上升，「他們很快察覺到相對於官僚資本及其寄生資本，在政治權力上的不平等和隔絕」（3），而開始表示不滿了。其中最覺悟的人便凝聚成黨外反對運動，後來更在1986年解嚴前夕組成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我們可以斷定：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階級基礎，主要就是中小資產階級。事實上，從七十年代開始的黨外反對運動一直獲得中小資產階級默默支持。例如戒嚴時期的黨外政論刊物《大學》、《台灣政論》、《這一代》，參與者多為青年商會會員，而《台灣政論》不僅由高雄地方中小企業主擔負台灣南部六個縣市的總經銷人，且還得到他們的大力捐助。（4）後來民進黨提出的經濟自由化（反對國民黨官僚資本壟斷經濟）和政治民主化（反對國民黨壟斷政治空間）的訴求更受到中小資產階級廣泛認同及擁護。有調查顯示，每三個小資產階級選民中就有一個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可見至少有三分一的小資產階級堅定地支持民進黨。（5）

代表台灣本土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黨外反對運動，自然成為反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一支重要社會力量，也是促使台灣政治轉型的因素之一。

除了黨外反對運動，促使台灣政治轉型的另一個原因便是解嚴前後冒起的社會運動。它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國民黨的戒嚴體制長期壓制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造成的反彈；另一方面則是台灣經濟發展高度依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而犧牲了工人群眾的利益。資本家認為「對於工業化至關重要的出口競爭，高度依賴低薪和訓練有素的工人，在政治上或社會上確保工人安定和限制勞工工資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要求。」（6）據一項統計，解嚴前後民間抗議活動，從1983年的173次到1986年734次，到1988年更高達1172次，可見其發展的程度。

台灣社會運動主要包括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教師人權運動、環境保護（反核）運動等等。

台灣工人階級政治上長期處於潛伏狀態。但隨著七十年代以來大批文化水平較高的青年加入勞工隊伍，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發生變化，工人的意識也逐漸提高，加上黨外反對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的刺激，勞工運動在八十年代開始興起。台灣勞工運動首先是從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經濟要求開始的。1979年，味王食品公司樹林場數百名工人為了提高工資和追回欠薪，舉行罷工。1981年台北縣新店卡林塑膠公司經營不善，美籍廠主棄廠返美，工人接管了工廠繼續經營。1984年，淡水飛歌電子公司的工人佔領了工廠，抗議在工廠轉讓時把工人當商品轉讓，向新老廠主提出先發放遣散費，再談僱用的談判條件。勞資糾紛從1981年的631宗增加至1985年的1622宗。由於國民黨控制下的御用工會非但不替工人爭取應有權益，反而起著監視、控制工人的作用，工人逐漸意識到不擺脫舊工會就無法開展工運，所以台灣勞工運動很快便從經濟鬥爭轉向建立自主工會，擺脫御用工會的鬥爭。1987年初，台灣中國輪船公司工會會員集體罷免工會理事，實行工會自主自立。其後，新竹遠東化纖廠、桃園客運公司、苗粟客運公司、大同三峽工廠等大企業都先後組織了自主工會。建立自主工會或改造舊工會，使工會走向獨立，成為解嚴前後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趨勢。

學運是國民黨的一大禁忌。國民黨認定，當年就是因為學生接受「赤化思想」，支持了中共，才令它失去政權。所以國民黨政權來台後一直控制學生思想，嚴禁學生罷課。在戒嚴體制下，校園一片沉悶的氣氛。七十年代初保釣運動曾引起校園改革的呼聲，但很快沉寂下去。八十年代學生運動再次興起。1982年，台大學生提出學校社團普選的要求，雖然這個要求仍屬校內事務，但矛頭自然指向國民黨控制校園的制度。翌年，台大學生會主席選舉中，候選人吳睿人以「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為競選口號，擊敗校方推舉的候選人，一時間「學生自決」的呼聲響遍校園。1985年台大學生社團通過要求學代會普選的議案，但遭到校方拒絕，從而引起轟動一時的「李文忠絕食事件」和「台大新聞社事件」（7），這次事件成為往後台灣各大學學生運動的導火線。他們紛紛組織獨立的學生社團和出版地下刊物，提出學生自治，校園民主等要求。在學生運動的衝擊下，國民黨對校園的控制開始瓦解，國民黨經營幾十年的校園控制制度亦隨之崩潰。

從以上簡單介紹工運和學運的情況可以看到，解嚴前後興起的社會運動普遍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運動很快從較低層次的要求轉向政治性的要求，最後把矛頭指向國民黨政權。不難理解，在國民黨極權統治下，一切社會問題也都是政治問題，社會經濟層面的矛盾很快便上升為政治矛盾。

台灣社會運動的興起表明：除了中小資產階級外，台灣基層人民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組織起來反對不合理的制度，使台灣的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推動了台灣走向政治轉型。

在黨外反對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不斷衝擊下，國民黨政權已被逼到一個面臨選擇的十字路口：堅持原有的統治方式還是實行政治民主改革。假如國民黨堅持極權統治，必然會引起它和反對力量更尖銳的衝突，甚至引發革命。不久前南韓持續不斷的學生運動導致全斗煥下台和菲律賓人民起義推翻馬可斯，不能不使國民黨有所鑒戒，避免重蹈覆轍。另一方面，隨著八十年代蔣經國身體狀況衰危，黨內權力繼承問題現實地提到了國民黨的議事日程。1985年接連發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8）更加深了國民黨統治危機。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的政治環境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七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的危機主要來自國際，國民黨喪失了在聯合國的席位使它必須通過吸納台籍人士進入統治核心的本土化改革，來鞏固它的統治能力。八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的危機卻主要來自國內的反對運動，政治壓力自然比七十年代更大，這使得國民黨不能再像七十年代那樣，只實行本土化改革，而要實行政治民主改革了。（9）國民黨實行政治民主改革，雖然會使它犧牲一些局部利益，但一可以暫時緩和社會矛盾，遏制反對力量的發展，二可以維持最根本的利益——對台灣的統治。因此國民黨最後選擇了政治民主改革的道路。1986年3月，國民黨舉行十二屆三中全會，會上提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內容的改革綱領。1987年7月15日宣佈解嚴；1989年1月20日，通過《動員勘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正式開放黨禁；1991年5月1日，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分別舉行立法院和國大的第二屆選舉，台灣的政治制度終於由一黨專政轉變為容許多黨競爭的代議民主制。

政治轉型的性質

八十年代台灣的政治轉型，除了表示台灣的政治制度朝向代議民主制過渡外，還表示台灣的政權性質，即國家機器的社會基礎發生轉變。

一般來說，國家政權是少數統治階級壓迫大多數人民的工具。但是，國家政權作為強而有力的統治工具，并不總是和當時社會上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相一致的。在特殊的情況下，「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勻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0）即國家政權相對獨立於社會上各個階級而成為高據社會之上的統治機構。這類政權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行政權力極度膨賬而壓倒立法權力。馬克思曾指出法蘭西第二帝國在波拿巴統治下，便是這樣一種國家。（11）可以說，從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到1987年解除戒嚴，台灣也是一種波拿巴式的國家。在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個人高度獨裁的統治下，台灣國民黨政權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和本土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階級的成員包括：一‧國民黨上層至最上層黨、政、軍、特務、官僚；二‧國民黨所屬的企業的上層到最上層管理者、顧問及其他食利者；三‧國民黨中央民意代表中以權力經營私人企業並取得超額經濟利益者；四‧國民黨各地的地方財團（「地方派系」），包括地方客運企業，地方營造事業，地方農會金融事業，地方工地產業等；五‧有國民黨官僚家族背景的私人企業主。（12）國民黨政權一方面代表資產階級去壓迫勞動人民，但另一方面又壓制本土資產階級，尤其壓制私人資本，所以它具有「超階級」的相對獨立的性質。

正如前面所說，這種波拿巴式的國家政權是以社會上各階級相對弱小或兩者勢勻力敵為前提的。因此，隨著台灣本土的中小資產階級的壯大，台灣的階級力量關係亦起了變化。國民黨波拿巴式的統治就要結束了。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國大，立法院改選等動作，都標誌著台灣的國家政權從波拿巴性質向資本主義民主性質轉變。本土中小資產階級通過政治民主改革被廣泛吸納到國家權力中，基本完成了統治階級政治權力的再分配。

人民當家作主？

政治轉型後確立的代議民主制，固然比過去國民黨的極權統治要進步。台灣勞動人民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擁有的民主權利不像以前被任意剝奪，開放黨禁亦讓他們有機會組織政黨和各種政治團體，這些都使台灣勞動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積極性大大提高。

可是，新的政治制度並不能為台灣勞動人民帶來更多的東西。國民黨雖然結束了一黨專政，但它仍然訂立種種新的法律（例如「國安法」和「集會遊行法」）企圖限制人民的民主權利，它那種長助金權政治的色彩也比解嚴前更為濃厚；民進黨在促使台灣政治轉型中無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畢竟只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為工人群眾服務，即使它能夠取代國民黨執政，也不會為台灣勞動人民帶來振奮人心的社會變革。從根本上說，八十年代台灣政治轉型的實質只是資產階級內部權力的再分配，勞動人民仍未掌握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力。所以，台灣勞動人民一天不用集體力量去消減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和建立比代議民主更高級的民主制度——這將是朝向社會主義奮鬥的道路——那麼，他們將仍然是被壓迫被剝削的一群。

因此，爭取真正符合台灣勞動者利益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將是今天擺在台灣勞動人民面前的奮鬥目標。

一九九四年二月廿日

註釋：

1張健《美援與台灣經濟發展》載《美台關係4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文章認為「美援在配合台灣經濟轉型，發展出口導向工業上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P.246）

2李純青《台灣問題研究》華藝出版社，1992年，P.78

3《黨外雜誌發展歷程及其社會背景分析》，《夏潮論壇》88年第十期。轉引自姜南揚《台灣政治轉型之謎》，文津出版社，1993年，P.128

4同上，P.128

5同上，P.129

6戴約《國家（當局）與勞工：東亞發展中的政治排斥模式》，載《東亞模式的啟示——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P.194

7李文忠絕食事件：1986年5月，台大學生李文忠為抗議校方拒絕學生會普選的要求，在校園遊行。校方給他留校察看的處分，後更開除其學籍。

台大新聞社事件：1986年夏，台大新聞社同學赴鹿港報導當地的環保運動，後寫成調查報告書。台大校方一面阻止該書發售，一面對三位負責的同學給予記過處分。

8江南命案：1984年10月15日，國民黨情報機關通過台灣黑社會組織竹聯邦的頭目陳啟禮等人，在美國把《蔣經國傳》一書的作者江南（劉宜良）殺害。陳啟禮被捕後，在法庭上供出暗殺行動是國民黨上層指使的，引起公眾嘩然。

十信弊案：1985年2月，台灣最大的民營金融機構——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發生集體舞弊事件。政府調查報告指出，十信貪污舞弊由來已久，早有察覺，被拖延了十年，財政部負有責任。十信弊案反映台灣金權政治之嚴重。

9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論文。

10《馬恩選集》第四卷P.168

11同上

12陳映真《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變革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