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期

晚年的陳獨秀和中國托派

 

《新苗》第29期,19945

下面刊出兩個文件,都是關於陳獨秀晚年的政治立場和中國托派歷史的。鄭超麟以陳獨秀1939年初寫給托洛茨基的那封信為証據,証明陳獨秀晚年仍以托派自居。我們覺得,這信之所以值得重視,還在於﹝甚至更因為﹞它表明了陳獨秀對抗日戰爭的看法,而且反映出當時中國托派裡面的極左思想,而這種思想是同托派第四國際的正式立場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相反的。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不久有專文討論。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

以農業國的中國對工業國之日本之戰爭,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志,倉卒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複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並非意外的事。

最近廣州、漢口相繼失陷後,全國工商業的大城市,完全落在日軍手中,國民黨政府的軍事防御線已宣佈在平漢路粵漢路以西,長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軍得了長沙,便可將粵漢路完全佔領。他得了西安,便可斷絕中國和蘇俄的交通,所以這二處是他所必爭的。中國的軍事力量,雖未因漢口失陷而完全崩潰,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貴州、雲南、廣西這幾省。這幾省的經濟和文化都比長江流域落後,開發這幾省來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蔣介石政府不能從雲南獲得英法物資的接濟,連守住川、雲、貴都沒有把握。

中國目前局勢有三個前途:

(一)經過英法等國的調停,蔣介石承認日本之要求而屈服;

(二)蔣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貴州、雲南,事實上停止戰爭;

(三)日本攻入雲南,蔣介石逃往外國。

如果是第一個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國民黨政府對內的政策而決定中國將來的局勢。如果是第二第三個前途,日本在中國龐大的佔領地,統治上必然發生困難,然亦只是困難,日本的經濟雖日陷窘境,無力開發中國,而新中國獲得大量的現存資源及物力和廣大的市場,未必不能勉強支持其駐中國的必要軍隊,加以新式的武器和工事佔住了中國幾處重要據點和交通線,日本國內和國際如果沒有巨大的事變,中國是沒有力量趕它出去的。

中國初生的無產階級,經過上次革命之失敗和中共盲動政策所招致的屠殺,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戰爭中全國工廠及運輸機關大部被毀滅了。中國工人在數量上,在物質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狀況。

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

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萎。我們的集團裡,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例如:有些人認為民主革命在中國已經完結,有些人認為下一次革命性質是單純社會主義的,沒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認為中國下次革命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有些人懷疑國民會議的口號,認為它沒有階級的意義;有些人認為國民會議是反動時代和平運動的口號,不能用為奪取政權的口號,無產階級只有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有些人認為民族民主鬥爭是資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雖然可以參加運動,而不是自己的任務,攻擊同志中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把解決民族民主任務放在自己雙肩上的人是左派資產階級的意識;有些人認為任何時期任何事件任何條件下,和其他階級的黨派協議對外國帝國主義或對國內獨裁者的共同的行動,都是機會主義,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裡也說說參加抗戰,而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向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著,不但無法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愈加窄狹,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系越簡單越好。

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

斯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敗後中國新的局勢,因此做出許多錯誤;此次失敗後,中國局勢的變動更要大過多少倍,更加不能樂觀,在今天,我們若不能深刻了解未來可能的政治環境,和明白認識中國無產階級現實的力量及其政黨的狀況,而依次決定實際可能開步走的工作針,則惟有睡在亭子間裡自誇自慰而已。

漢口陷落後,大規模的戰爭是不會有的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各農村各小城市所領導的零碎的反日鬥爭,在相當時間還會普遍的存在著。在近代戰爭中,這只是一種餘波,不能構成集中的力量,擊退敵人。如果國民黨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讓一大部分土地給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長江流域某些省份,在這一統治之下,回到反共的舊路是很可能的,這時不但我們,即共產黨不改組及變更黨名,連半公開的存在都會成為不可能。

我們不應該幻想著把工作等待收復失地以後,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佔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我們發展須等待一個時期,戰後工業開始恢復(無論在外國的或本國的統治之下)才是我們工作較順利之時。我們的工作較順利之時,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秘密或半公開的小團體,必然在好些地方發生,沒有大運動,沒有中心勢力,這些小團體是很難統一的。只有組織上獲得相當數量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和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佔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所不同者在日本佔領區域更加秘密而已。現時遠離群眾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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