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青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大概許多讀者會覺得我在這裡提出了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難道毛澤東算不算一個偉大的革命家還需要討論嗎？古今中外曾有幾人達成了像毛澤東那麼大的革命事業？毛澤東生在一個平凡的、只略為富裕的農民家庭，只有中級師範的正式學歷，後來從事工農運動，經過二十多年艱苦的奮鬥，成為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的享有無限權威的最高領袖，在整個中國大陸奪取了政權，實行了天翻地覆的社會改革。他所領導建立起來的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政府。一百多年來，中國在外國侵略之下淪為半殖民地，受人欺負和看不起，在他領導下才變成外人景仰或畏懼的對象。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幹了這麼偉大的革命事業，稱為偉大的革命家，難道還有疑問嗎？

評價的標準

如果把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也就是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僅僅了解為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即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束縛和剷除地主階級，那麼，毫無疑問，毛澤東已經完成了革命任務，是個有輝煌成就的偉大革命家。可是，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和整個共產黨都宣稱信仰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他們所提出來號召群眾的革命目標，遠遠超過民族解放和剷除那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而是首先建立工人階級領導著農民對一切剝削者實行專政的政權，然後使整個社會朝向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前進。因此，評價毛澤東，應當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標準，看看他一生的所作所為，在推進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上成就了多少，尤其要看是否符合這個歷史方向和基本原則。誰都知道，共產主義還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實現。所以，我們就要研究：毛澤東是不是始終都忠於共產主義的事業呢？是不是始終都為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人民服務呢？是不是選擇了現實條件下最好的道路去朝向共產主義這遠大目標前進呢？

在那些反對或者不再擁護共產主義的人看來，毛澤東是不是忠實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這問題並不重要。他們反倒覺得，如果毛澤東不堅持共產主義，那才是難得、可貴或者偉大之處。但我們是共產主義者，今天中國和全世界的形勢讓我們更堅決相信只有真正的共產主義﹝而不是中國、蘇聯等國曾經實行過的那種假冒的共產主義﹞才是出路，所以，我們要拿這個標準去評價毛澤東。況且，不管實際上怎樣，毛澤東和他的門徒﹝鄧小平以下﹞始終自稱為共產主義者，並且憑著這個資格要求人民服從他們的「領導」，所以，研究清楚他們真實的政治身份，即使對於並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也是有用的。

毛澤東對革命路線的貢獻

毛澤東一生事業中最輝煌、最不容懷疑的成就，自然是打倒國民黨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實行一切進步的改革，朝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先決條件。這一步成就是經過長期艱苦的奮鬥才得來的。自從中國出現共產主義者小組，籌備建立共產黨的時候起，他們就認定必須首先打倒原有的反動政府，建立勞動人民的政權。怎樣做到這一點，是中共首要的路線和政策的問題。在二十多年的奮鬥歷史中，中共不但要同強大的外面的敵人﹝北洋軍閥、國民黨、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戰鬥，而且要解決許多內部的路線爭執，克服許多本身的錯誤政策。它曾經走過不少不必要的彎路，付出沉重的不必要的代價。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並非從頭到尾都掌握著黨內領導權，也不是從頭起就懂得他後來行之有效的那條路線的。他的路線和領導權在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間才確立起來。那時以後，中共才有迅速盛大的發展，一直達到四九年成立新中國。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之間，中共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加入國民黨，實際上喪失了自己的政治獨立性，變成替資產階級國民黨服務的苦力；經過一度發展後，在國民黨「清黨」打擊下遭受慘敗。在這段時期，毛澤東雖然也是黨的領導人之一，但既不是中心人物，也不是有什麼獨特主張、特別受人注意的人物。對於當時中共屈服於國民黨的整個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也沒有提出過反對意見。後來中共大事吹捧的一九二七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服告》，毛在其中讚揚農民的革命行動，駁斥右派對「過火」的指摘，不過反映當時中共群眾工作者裡面相當普遍的起碼的革命意識而已，並沒有達到反對當時由共產國際所決定的那整個右傾路線的程度。到了武漢的左派國民黨政府已經開始反共行動，但還沒有徹底公開清共的緊急關頭，毛澤東只不過於七月四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者投到親共的軍隊中去，以保存革命實力而已。這意見並不能解決怎樣挽救整個革命失敗的問題，當時也沒有受到重視。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正式通過反共清黨的決定，次日公佈。這標誌著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失敗，也是中共路線的轉變點。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並沒有了解到整個政治形勢已經轉變為反革命，並不是採取退守的路線，保存實力，整頓隊伍，檢討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將來革命運動的復興作準備，反而以為革命轉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到處拼命發動冒險的暴動，結果使黨和工農群眾遭受更慘重的損失。最荒謬的是，那時整個國民黨，除了宋慶齡和鄧演達等孤立的個別分子以外，都公然反革命了，共產黨已決定進行「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而且要通過暴動來建立自己的軍隊和政府了，卻足足有兩個多月還繼續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企圖復興左派國民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正式規定八月一日為解放軍建軍節。現在大家都知道，選擇八月一日，是因為一九二七年的那天中共首先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可是一般人不知道，當時南昌暴動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舉行的，暴動後並不是宣佈成立工農紅軍或者人民解放軍，而是成立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連國民黨的將軍張發奎﹝他並沒有參加暴動，反而正在廬山同汪精衛等開會，商議反共軍事策略﹞的名字都寫進委員名單，希望能把他爭取過來。在這樣模糊的政治基礎上舉行暴動，令群眾連敵我旗幟都分不清，自然更難逃失敗的命運。對於這一切重大錯誤的看法和政策，毛澤東都沒有提出異議，反而是積極的擁護者。他參加了確定新路線的「八七會議」，直接領導九月上旬的秋收起義。只到了秋收起義的隊伍經過五天激戰，損失慘重，原定下一步攻打長沙的計劃顯然沒有成功希望的時候，他才果斷地決定放棄了，而不像當時直接負中央領導責任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那樣不顧一切地堅持盲動政策。

從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一步步構造毛澤東的神話。現在一般人都聽慣了毛澤東一貫正確，在各個歷史階段同黨內左傾或右傾的錯誤路線鬥爭的故事，尤其是說：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全靠毛澤東確立了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路線，才能夠得到一九四九年的勝利。歷史真相同這些神話之間是有相當距離的。在一九二七至三七這段時期，毛澤東的路線比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憲等人先後領導下的左傾冒險路線，自然是高明一點。因為毛路線比較符合現實環境，冒險的程度不那麼高。在軍事上毛澤東是真正的能手，令將領們衷心拜服，所以終於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一九三五年﹞確立了毛的領導權。但在政治路線上，毛澤東和他黨內的對手一樣，始終沒有超越共產國際的戰略路線的框框。在上次革命已經失敗，新的革命形勢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企圖用武裝力量打倒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政權，以此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這根本就是左傾冒險路線，注定不能成功，陷於孤立，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毛澤東比黨內別人高明一點的地方，不過是執行同一錯誤的戰略路線時採取比較聰明的戰術而已。倘若一直任由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領導，大有可能中共的農民軍在三十年代裡被消耗乾淨，至少也要比抗日戰爭開始時候的實際力量更微弱得多。在這方面毛澤東對中共的貢獻是無可爭論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毛澤東不但實際上取得了農民軍的領導權，最後以此為主要憑藉而奪取了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權，而且創造了他的一套以農民軍為主力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成功是最好的論據。所以，不但中共自己確認這套理論的偉大性，許多其他發展落後的國家裡的革命者也都學習它，連並不同情這種革命的人也有不少承認它是有效的。但簡單以成敗論英雄和論是非都是淺薄之見。既然毛澤東自己也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當作只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期階段，就更不能單憑這一個階段的成敗來評論它的正確與否了。

不可能在這篇短文裡全面分析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行動和理論。現在首先指出一點：它在中國的成功並不足以証明它正確，換句話說，並不足以証明它是唯一可行或者最好的路線。

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是在反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裡面其他路線的鬥爭中形成的。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主要是一方面反對陳獨秀所代表的右傾錯誤，另方面反對主要由王明代表的左傾錯誤而形成的。左傾錯誤支配中共黨的時間比右傾長久，損害也更大。上文已經指出，左傾錯誤的出發點是不承認一九二七年中革命形勢已成過去，那些冒險、盲動的政策就是從這裡產生的。毛澤東的紅色武裝割據的路線，同樣是以革命形勢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向前發展為前提，所以同樣屬於左傾冒險的路線，不過程度上和某些具體策略上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路線有差別而已。在全國的範圍上，這些紅色根據地是非常孤立的，得不到全國廣大群眾的支持和了解。一九三四年十月，華中的中央蘇區不得不放棄，紅軍開始以西北為目標的長征了。到達陜北後，仍沒有改變孤立的處境，最後不得不取消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稱號。這証明執行了十年的紅色武裝割據路線是行不通的。事後中共把這十年稱為土地革命時期，使這時期的行動顯得比較合理，其實這是對真相的掩飾。實際上，當時拚全力去做的，不僅僅是在局部地方實行土地革命，而且是著手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開了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個不切實際的左傾路線，毛澤東也是主要負責人之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統一黨內思想、確認毛澤東的一貫正確性和正統領導地位的文件。它當然反映那發展到當時為止的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他們明確承認了一九二七年革命是失敗了，不是「不斷高漲」或繼續發展，那時應當「組織有秩序的退卻」，「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不應「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它說：「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而「左」傾路線是不了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這樣看來，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等人提出退卻路線，提出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整套民主政綱，反對武裝起義的冒險路線，豈不很正確嗎？一九三七年以後中共不正是採取了類似的路線才打破孤立，取得公開合法地從事抗日活動的機會嗎？但這並不妨礙毛澤東他們在這文件中繼續誣蔑陳獨秀和托派為「取消派」、「反革命」。

如果毛澤東是個真正偉大的革命家，在一九二七以後那十年裡就不會提出紅色武裝割據和建立蘇維埃政府這種盲動路線，他應當提出類似托派那樣的整套綱領，而在他所專長的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的領域裡，可以組織農民自衛軍、土地革命委員會以及某某地區﹝或邊區﹞的民主政府之類。這樣，凡是當時能夠做到的革命行動，都照樣可以做到；他和一班同志在所謂蘇區裡實際做到了的一切積極的、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做到，卻消除了幻想，避免了盲動和不必要的重大損失，而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容易被全國人民了解和支持，容易同城市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互相支持，互相促進。

不妨在這裡順便說一下：當時中國托派有一套正確的、適合客觀形勢的綱領﹝那主要是大革命家托洛茨基為他們擬定的﹞，卻不會具體運用，尤其是對毛澤東等人在偏僻山區裡所搞的蘇維埃運動過份輕視，只有消極批評，而沒有積極的關心和建議，甚至有時有個別人加以不應有的斥罵，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和極為嚴重的錯誤。正因為這類嚴重毛病長期沒有克服，所以中國托派在後來勝利發展的革命中根本起不了作用，徒然繼續遭受中共無理的殘酷打擊，而得不到群眾同情，甚至根本不能引起群眾注意。

抗日戰爭的路線

一九三五年以後，一方面由於在華中蘇區失敗這個重大打擊，另方面因為共產國際在全世界轉向「人民陣線」的路線，中共逐步放棄了左傾盲動的路線，轉向爭取停止內戰，要求國民黨合作抗日。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變是個轉捩點。中共在事變中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勸告張學良和楊虎城釋放蔣介石，而以蔣答應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為條件。從最後的決定來看，毛澤東在這事件中所做的是對的。但事變剛發生時，他的最初反應卻不是利用這機會迫蔣抗日同時打破中共的孤立，而是要殺掉蔣介石這個反革命頭子。毛澤東和中共許多領導人後來改變態度，其中一個很重大的因素，是斯大林把捉蔣﹝更不用說殺蔣了﹞當作反革命、替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行為。對斯大林這個態度的評論不屬於這文章的範圍。他的反動、荒謬行為太多了。不過這次卻可算是壞事變好事，促使中共作出正確的決定。但毛澤東在這事件中明顯地沒有英明偉大的表現，只不過在強大國際壓力下及時回頭，沒有一錯到底而已。

中共大大利用了抗日戰爭這個機會，到抗戰末期已經有力量同國民黨爭奪全國政權了。這明顯是毛澤東路線的勝利。毛澤東的一切優點在這時期發揮盡致，而缺點表現最少。在這八年裡，他即使在黨內也並非一帆風順的。抗戰一爆發，共產國際就把王明送了回來。王明以欽差大臣、黨的最高領袖自居，顧盼自豪。毛澤東初期至少表面上也對他很恭敬，而且謙讓。一時間黨內黨外都有不少人覺得王明才是真正的領袖。王明體會斯大林的意旨，忠實執行要中共第二次為國民黨當苦力的路線。毛澤東反對這種「合作高於一切」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起初在黨的上層居於少數。到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才穩佔上風。這次會議開得很長，從九月廿九日到十一月十七日。王明路線受到不指名的詳細批判，毛澤東的路線和政治權威確立起來。王明在會議上沒有抵抗。這是因為毛的領導地位已經得到共產國際批准了。三八年三月，任弼時奉派去莫斯科，專門報告中國抗戰的形勢和中共的工作，特別說明毛澤東的領導作用。幾個月活動的結果，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六月間舉行專門會議，通過了任弼時的報告，肯定中共政治路線正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還在會議上公開批評王明缺乏實際經驗又拉幫結派，想當領袖。同一時間王明方面也在莫斯科活動，卻爭取不到支持。

在抗戰期間，中共的軍隊名義上成為國民黨政府屬下的部隊，原蘇維埃政府改為國民政府屬下的地方政府，實際上都仍由中共自己掌握。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了，改為減租減息。中共雖然對國民黨作了許多讓步，卻吸收了上次合作的教訓，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獨立性，組織上更完全獨立，特別注重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這條路線雖不能說是盡善盡美，總算是基本上符合革命的需要，而在當時明顯地行之有效，尤其顯出中共是當時中國唯一現實存在的代表勞動人民、又富於戰鬥力、朝氣勃勃的抗日力量。因此中共的實力大大膨脹。儘管國民黨用種種辦法對它打擊、封鎖，它在全國人民以及同盟國之間的名譽也升高得很快。這一切都証明了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往後中共取得全國政權的基礎，就是在這八年抗日戰爭中奠定的。前十年的武裝鬥爭當然為中共的抗日戰爭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這點不足以証明前十年毛澤東的路線完全正確。

內戰和勝利

毛澤東從一九四四年起顯然已經知道政權在望了。日本宣佈投降時，他立刻動手同國民黨爭奪接收淪陷區，對蔣介石的禁令強硬反抗。由於他所意料不到的斯大林對蔣介石的支持，不得不改為同蔣妥協，去重慶與蔣會談，然後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簽訂停止軍事衝突、合作建國的協議。但和平幻想維持不了多久，內戰終於全面展開。一面與國民黨對抗，一面應付蘇聯的壓力，毛澤東顯出他的立場堅定，手腕靈活。這時期中共逐步恢復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戰鬥力。但由於受到毛澤東的農民革命論的限制，中共對於城市的群眾運動始終只作有限度的利用，不再像二七年以前那樣盡力發動了。結果各大城市都是被農民軍解放的。工人只被付予保衛產業，阻止國民黨和資本家遷移和破壞的責任。所有新解放的地方都實行軍事管理。所有群眾組織和新聞機構都受到嚴格控制。各大城市裡的空氣一點也不像在進行著工農革命，連一九二七年革命中途失敗前的廣州或武漢都比不上，反倒像是剛剛迎來了替天行道、弔民伐罪的王者之師。這証明所謂工人階級領導革命，根本是一句空話，差不多等於以前的皇帝自稱「奉天承運」一樣。在舉世矚目中，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接受人民歡呼萬歲。

凡是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治和戰後國共談判的真相的人﹝只要知道明顯的、基本的事實就夠了，並不必要知道許多細節和內幕﹞，都不會對中共的勝利感覺意外。很有諷刺意味，世界上關心中國政治而對中共勝利最感到意外而且尷尬的，竟是這兩種人：蘇聯統治集團﹝至少是斯大林自己﹞和當時中國的托派。前者是由於立場太反動，出賣中國革命和中共，太長時間把賭注押在蔣介石身上，後者是由於太脫離實際鬥爭，對理論的誤解妨礙了他們認識現實，熟讀托洛茨基的著作卻連有些寫得十分鮮明的話都不能領會。

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

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新中國成立時所宣佈的政策，新政權是四個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聯合專政，本質上和無產階級專政不同，社會主義改造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但事實上一九五三年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對私營企業和資本家實行「限制、利用、改造」了。五六年所有私營企業都改為公私合營，資本家的管理權完全被剝奪了，只拿定息。五四年制定的憲法，正式規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起，就屬於朝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正式宣告：新中國一開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共對不斷革命論咒罵了二十年，結果他們所領導的勝利發展的革命卻是按照不斷革命論所指出的基本路線進行的。五八年起，不斷革命變成他們的口頭禪了。這些事實一方面証明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確實保有無產階級革命性，另方面也証明毛澤東不能算是有充分歷史眼光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毛澤東領導和催迫之下，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越來越快。一九五二年才在全國完成分配土地給農民，五三年就開始全面推動合作化，建立初級合作社，五五年全面建成。五六年又全面改為高級社。五八年又一下子全面建立起人民公社了。同一期間又把所有工商業個體戶組成合作社。建設事業也快馬加鞭，「多快好省」。大建水利工程，全民大煉鋼。同時還不斷地進行著什麼思想改造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人民透不過氣來，物資供應也緊張到不得了。後來連中共官方也承認了，這些都是不顧實際的過左偏向。

最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由最高統治者親自發動的大動亂──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自認文革是他的兩大傑作之一，同打倒國民黨並列。關於這場假革命、真反動的文革的記憶猶新，現在還有繼續增加著的許多出版物加以評述，這裡不用多說。

經過文革，毛澤東清除而且害死了許多忠實而且密切合作的同志，把個人權勢提升到古今中外所未有，同時也把「獨夫」這個古老名詞體現到極致。深深浸漬於傳統文化、具有「天人感應」觀念的毛澤東，最後大概難免因天安門事件和唐山大地震感受到極大的心理震撼，於是自以為「去見馬克思」了。

結綸

看過上面極為簡略的夾敘夾議之後，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真相，至少是知道社會主義同民主、自由的不可分割的關係的讀者，都不難得出如下結綸：如果把毛澤東擺在一般的革命家之列，也就是並列於資產階級或者農民的革命家之間，他是當之無愧的。但他顯然不夠資格稱為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偉大革命家。他為無產階級做出相當大的貢獻，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性的國家。但這國家從頭起就帶有嚴重的變態，就是官僚專制，一直不肯把最高權力交給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這是模仿墮落後的蘇聯的結果，也是長期主要依靠軍隊的結果。這樣的國家如果不經過補充的革命，剷除官僚專政的制度，就絕對不可能真正向共產主義前進，反而越來越阻礙這條道路。他那專橫兇暴、任意誣害異己的行為，明顯地與共產主義道德不相容。

大概不少人會想到「三七開」這說法。我認為，不論哪方面算三，哪方面算七，都不是適當的說法。不同性質的單位不能互相加減。不同性質的事情也不能互相抵消。皇帝有時會替臣子的功過算帳，對某些功臣賜給若干面免死金牌。工農群眾沒權賜給人家免死金牌，自己反倒需要死裡求生。群眾需要從歷史中吸收教訓，需要評價過去和現存的政治人物，以便決定在行動中怎樣對待他們。據此，我們要說，前期，一直到五七年開始大鳴大放的時候為止，毛澤東是革命的，進步的。一九二七到三七之間，他堅持革命路線，但犯有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所謂「槍桿子出政權」和「紅色武裝割據」，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的運用，而是農民戰爭和武裝的民族革命的老傳統的繼承。抗日戰爭開始後，他的路線雖然未能免除右傾機會主義的缺點，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值得批評地支持的。晚年時期，從他以反右運動取代大鳴大放的時候開始，他是反動的，應該打倒的。要打倒他所代表的官僚專制，才能夠保衛、改良和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偉大的革命家以天下為己任，但是決不以天下為己有。相信「天下為公」是起碼的條件。資產階級的大革命家不以天下為己有，卻以天下為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所有。毛澤東既以天下為己任，又以天下為己有，所以雖然成就了偉大的革命事業，卻不能算是偉大革命家。

最後需要說的是：毛澤東的錯誤和反動的一面，尤其是理論和作風方面的，便利了今天的中共走向資本主義。他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犯了無數罪惡，致令人民和中共官僚都寧可選擇資本主義，連資本主義基礎上的開明專制都顯得是一個進步。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對資產階級所抱的幻想和反對不斷革命論的立場，成為今天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根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