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青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毛澤東臨死時認為他自己一生所幹最有價值的兩件大事，是推翻國民黨政權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當時，不論在中國還是外國，確實有許多許多人士（而且決不限於支持或同情中共的人士）把這場運動當作一件偉大的事業。但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後不久，由於文革的真相大大暴露（儘管至今還有許多極為重要的真相被隱瞞著），人們很快就知道了，文革並不是什麼偉大的革命運動，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悲劇、大動亂、大陰謀，其中包含了毛澤東大規模殺害黨內同志和黨外人士。現在一般人（尤其是中共黨內的革新派份子）都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晚年重大錯誤的頂點和集中表現，而這些晚年的錯誤同他中年以前的偉大性明顯不同，而且尖銳衝突。其實，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歷史，就會明白，這種把毛的一生分為偉大的前大半段和錯誤的晚年階段的看法，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來談談一個例子，表明毛澤東大殺同志並非晚年在文革中才開始犯的罪惡。這個例子就是六十多年前的富田事變。

當初的說法

中共歷史上有名的富田事變，發生在1930年12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這是紅軍第二十軍在江西富田地方公然反叛，隨後受到堅決鎮壓的事件。在事變的當時，那些所謂反叛份子被稱為“AB團”份子。所謂AB團，就是“反布爾什維克團”的簡稱，這是當時流行的名稱。當時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的所謂蘇維埃區裡面，據說發現有大批AB團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動，於是中共施以大規模嚴厲的鎮壓。鎮壓富田事變就是其中最著名、最厲害的一宗。殺死的人數，估計有兩千以上。1936年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進行那次著名的談話的時候，也提到這個事變。他那時的說法是：當時李立三路線（就是命令紅軍進攻大城市，企圖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革命勝利的路線）還沒有徹底埋葬，紅軍裡面有很大的危機。在紅三軍團（彭德懷所率領的軍隊）裡有一部份人主張繼續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紅三軍團脫離其他紅軍部隊。彭德懷極力和這傾向鬥爭，保持了軍團的統一和服從上級領導。但劉鐵超領導下的紅二十軍公然反叛，1930年12月初在富田把江西蘇維埃的主席以及許多軍政幹部都逮捕了，並且根據立三路線攻擊毛澤東等領導人。這事件引起很大的震動，許多人覺得這次鬥爭的結局關乎革命的前途。結果劉鐵超和其他叛徒被抓起來並且消滅了。毛澤東認為戰勝劉鐵超等AB團是粉碎國民黨對蘇區第一次圍勦的三個條件之一。

現在，中共方面的黨史研究證明，富田事變根本是個大冤案，當時在蘇區裡面鬧得風聲鶴唳的所謂AB團的活動也根本是假的。以下是現在揭發出來的真相。

AB團早已不存在

AB團是在北伐時期（中共稱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合作還沒有破裂，連蔣介石的四月十二日政變都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江西省一部份國民黨分子為了同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分子爭奪黨內領導權而組成的一個右派團體。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攻佔了江西南昌，發現國民黨的省、市黨部完全由中共黨人“把持黨務”，於是指示國民黨的中央特派員段錫明組織一個右派組織去奪取黨內領導權，這樣就產生了AB團，而且鬧得很厲害。但是，1927年4月初,AB團就被左派群眾力量徹底打垮了。以後，雖然蔣介石的右派國民黨更兇猛地反共，7月中以後連左派國民黨也變成反共了，但並沒有恢復AB團這個組織。AB團“壽命僅三個月”。所以，1930年在蘇區裡面以AB團的罪名濫捕濫殺，根本是亂加罪名。

北京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89年第2期上一篇文章《論AB團和富田事變》裡說：“從革命隊伍裡一批又一批肅出那麼多AB團，造成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是怎樣肅出那麼多AB團來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種多樣的嚴刑拷問，受刑不過就亂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惡性循環，AB團越肅越多。”“僅在四萬紅軍中就肅出4400人之多。”

富田事變經過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縣的一個大村莊，當時中共江西省的領導機關“行動委員會”就設在那裡。1930年12月初，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即總前敵委員會，是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前線作戰的機關）從所謂AB團分子的口供中，得知江西省行委內有一個AB團省總團部，立即派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帶兵去捉拿。12月7日在行委辦公室內捉了段良弼、李白芳等八人，立即開始刑訊，邊審邊抓。到12日晚上，共抓了一百廿餘人。11日還處決了廿四人。

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在受刑訊時，胡亂招了174團的政委劉敵也是AB團。劉敵奉召帶一營部隊到東固（軍部所在）。他從李韶九（已回到東固）口中得知被人招供為AB團，但用言詞使李韶九軟化，讓他回到營部。他越想越覺得李韶九是借抓AB團搞陰謀。12日早晨就和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緊急商議，決定採取行動，迫使李韶九等講出陰謀。他們發動一營包圍軍部，抓起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所謂AB團犯人。但李韶九聞風逃走。為了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誣為AB團的同志，劉敵同謝漢昌帶兵當晚衝往富田，包圍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把李韶九日前所帶去那一排人繳械，誤捕了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釋放了日前被捕的近百名同志。主持肅清AB團的省行委古柏、魯山等逃走。這就是富田事變。

13日上年，事變領導人召開士兵大會，揭發控訢李韶九刑訊逼供的罪行，同時放出誤捕的易爾士。14日把紅20軍拉到贛江以西的永陽市。15日召開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派叢允中隨易爾士往總前委，派段弼往黨中央，報告事變經過，請求處理。紅20軍在永陽住到春節後，由事變領導人帶到永新一帶同國民黨軍作戰。

中共對富田事變的處理

富田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擔任書記的總前委認為“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把它定性為“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決心消滅“叛逆”。但是當時剛剛成立，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看法有些不同。中央局在1931年1月16日發出通告，《對富田事變的決議》，雖然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採取的鬥爭路線”，並且決定把事變首領段良弼、李伯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五人開除黨籍，但並沒有確定這事變是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只強調它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決議同時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鬥爭中的缺點和錯誤”，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鬥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

2月19日，蘇區中央區再發出通告，其中說：“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歷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去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通告宣佈：“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業己開除黨籍外，其餘附合的人在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等），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等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中央局認為事變的雙方都有錯誤，應當用教育的方法、會議的方法來解決。根據這種看法，項英一面責成事變時在家養病的紅20軍政委曾炳春過贛江，去作說服教育工作，把紅20軍帶過河東來，另方面叫肅反工作的領導人和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雙方都到中央局來開會，分清是非，解決矛盾。

4月間，事變領導人遵照中央局通知去開會，結果被一網打盡，先後處決。7月間回到河東於都縣的紅20軍副排長以上幹部，也一律作為AB團骨幹，繳械關押，並且大都先後處決。連事變後奉令曾為教育20軍服從命令作出重大貢獻的曾炳春和繼任軍長蕭大鵬也未能幸免。紅20軍戰士被編入紅7軍。這就是富田事變的最後結局。

誰是黑手

如果讀者現在才初次認識富田事變，大概會以為蘇區中央局用詭計把事變分子騙回河東加以殺害。事實不是這樣。當初說要用教育方法和會議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是項英主持下的中央局；後來實行大批屠殺的時候，中央局己經改由毛澤東主持了。中共蘇區中央局在1931年1月15日根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決定，在江西寧都縣小布地方成立，委員由中央指定為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余飛、曾山等九人，周恩來為書記。其中周、項、任三人在30年10月接受委任時不在蘇區，還在上海。當時決定，在周恩來到達蘇區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項英在31年1月上旬到蘇區。周恩來因在蘇聯和上海有許多任務，12月底才到蘇區。從30年10月到31年6月之間，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發生了重大變化。

30年10月中旬，中共政治局決定設立蘇區中央局的時候，李立三的領導地位剛結束，由瞿秋白代替。不久，瞿就被指責執行一種對李立三路線調和的路線，領導權轉到國際代表米夫和他所一手扶植的王明等年輕的留蘇學生手中。米夫12月10日到上海。12月23日，政治局發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李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的通告。31年1月7日開四中全會，瞿秋白下台，王明補選為中央委員，同時進入政治局。4月24日,中共特務機關負責人顧順章（政治局候補委員）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處境日益困難，盡量少開會，工作上分頭負責，指定周恩來負責軍事和蘇區的工作。6月22日，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隨即被殺。中央政治局由常委王明臨時主持工作。9月，因王明決定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也將去蘇區，於是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王明的親密合作者博古（秦邦憲）負責（不設書記職位）。

隨著在上海的中央機關的權力轉移，蘇區的中央局裡面的力量關係和處事方法也起了變化。31年3月18日，開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時還未得到1月7日的四中全會文件，不知道會議的精神，只能傳達30年10月的共產國際來信（當時蘇區還與上海中央之間還沒有無線電聯系，靠人帶信，消息阻隔）。在這次會議上項英作報告，還說在處理富田事變的問題上，“用教育同志的方法是對的，我們應該認識清楚，所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AB團取消派，如果否認這一點是錯誤的”。但這時中央的新決定和享有全權的代表團己經快來到，改變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方法了。

2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說：“中央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3月4日，政治局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中央代表團，立即動身往蘇區。代表團還沒有去到蘇區之前，政治局於3月27日開會討論富田事變。會上，周恩來報告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對富田事變的意見。次日，發出《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指出：富田事變“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

4月17日，任弼時等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江西寧都的青塘，與蘇區中央局的成員會合，立即開會，作為3月間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會議通過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明確地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李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李立三路線的一部份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因為作出了這樣的定性，就把原先奉中央局之命來開會的事變領導人一網打盡了。

5月，蘇區中央局改組。中央局會議責備項英在解決富田事變中“完全錯誤”，“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於是撤銷項英的代書記職，“決定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對紅20軍的處理，就是這次改組以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局的豐功偉績。

北京的《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上面有一篇《論AB團和富田事變》，它詳細論証了富田事變不是反革命暴動。它指出事變的領導人同AB團毫無關係。劉敵、謝漢昌、段良弼、李百芳、曾炳春等都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革命失敗後在贛西南組織暴動領導革命鬥爭的骨幹。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有相當一部分兵源就是他們動員輸送來的。29年1月，毛澤東率紅4軍主力離開井崗山，經過極端艱苦的轉戰，幸而得以在東固休息整頓一星期，也靠他們竭力支持。後來毛的主力紅軍離開贛西南，該區和區內地方紅軍得到鞏固和發展，也都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富田事變後，他們派叢允中跟隨中央特派提款員易爾士去總前委報告。他們聽易爾士說國際從30年8月起不再給中共經濟接濟，中共中央經費困難，就馬上決定籌集200斤黃金送給中央。易爾士向中央的書面匯報中,也證明有此事。劉敵在31年1月11日寫了相當長的信向中央報告事變經過，承認錯誤，並且請求中央給以處分。易爾士指出他們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錯誤，他們接受意見，並作了自我批評。後來又遵令到中央局去開會。這一切都證明他們是始終忠於中共黨的。那文章的結論如下：“縱觀富田事變及其處理的全過程，是非常清楚的，原定性是錯誤的。……在敵我鬥爭十分尖銳、戰爭極端頻繁的時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應該的，在肅反鬥爭中出現一些錯誤也是難免的。但像中央蘇區肅清AB團和富田事變中，錯殺那麼多人，而長期不給予平反，實在是不應該的。現在已時過近60年，“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的定性結論，應該糾正了。”

本文關於事實的論述，除根據上述那篇文章外，主要根據下列幾本書：

《中國共產黨創業三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施拉姆（Schram）：《毛澤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