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宇凡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今年初仁壽縣的農民暴動，暴露了農村危機不僅沒有因為中共在六四鎮壓了城市中的反抗運動而得到減輕，反而迅速發展，其矛盾之深刻及尖銳，竟使不止一個中共領袖發出農民騷亂會亡黨亡國的警告。

究竟農村危機有多深？可以說，在中共的野蠻專制下，不到發生大騷亂大動盪，上述問題都不能有完全確實的答案。這是中國國情。但大體而言，可以這樣形容農村形勢：一方面，在八十年代初恢復過來的小農經濟，其局限本已日益明顯，再加上中共方面的盤剝及資本主義力量的衝擊，就更加瀕於破產邊緣。然而，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農民已經不是五十至七十年代那麼馴順了。他們已經贏過第一仗，在七十年代末，經過農民長期的消極怠工，中共終於被迫向農民讓步，取消了人民公社，承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而且大幅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到了今天，農民的整體自信，都比從前是提高而不是下降了。這同中共整個統治信心多少下降，剛好成為強烈對比。在這個情況下，農民對於自己那日益惡化的處境，就更加不會像過去那樣默默忍受，而其中最有覺悟最有勇氣的農民，更傾於集體反抗。這是仁壽縣暴動的一個啟示。

承包制的神話

中共一直把實行承包制當作一件成功改革而引以自豪。去年底中共的十四大，還是一再重覆早已講了十年的老話：要完善農業承包制。換言之，到目前為止，中共仍然認為，那種承包制最適合中國，如果這還有甚麼缺點，那就只是它還不夠完善。但種種現實告訴我們，承包制早走進死胡同了。

我們先看看農民收入。在改革最初幾年，農民收入有顯著提高。但是，八十年代末起情況已發生逆轉。從八九至九一年，按照那多少誇大的官方數字，農民的收入實際只有0.7%的升幅，差不多等於沒有增加。另一方面，無數報導都反映，這幾年來農民收入實際都在下降。

農民收入下降有許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外部原因（官僚剝削、市場力量等）佔比重很大。但是，農村內部的脆弱及不堪一擊，無論如何也是一個重大原因。實行承包制雖然給予農民在人民公社時所沒有的經營權，但是分田到戶，每戶農民所得的耕地平均只有十畝，比一九五二年一個貧農平均土地的十二畝半還要少。隨著人口增長，到了一九九一年，每戶平均耕地更跌到不足八畝。更壞的是，那八畝地不是連片的，平均每戶分為九點七塊，有時狹小得闊不過幾碼，甚至只有幾尺。土地極端分散，而且單是田界也浪費了不少土地（有人估計至少浪費了5%土地)。農民在那狹小分散的土地上無法使用機械，有時甚至連耕牛也嫌太大。在運輸糞便、穀物、化肥的時候，往往用不上車子，要用人力扛抬。農民耗費勞動要比從前的多得多，但是，收入並沒有按照比例增長，因為這種小規模的手工勞動的生產方式，不要說擴大生產，甚至連維持溫飽也是很不容易的。有人計算過，即使按照日前那極低下的勞動生產率（一個美國農民一個勞動日的穀物產量是中國山東一個較先進農民的二百到四百倍——（註一）），一個農戶至少可以耕種廿畝。如果中國的平均農規模能達到這個水準，那麼，機械化就比較容易進行，土地利用也比較充分，農民的生活水準也會有顯著提高。可是，平均八畝的生產規模，迫使農民為了有起碼的生存保障（有吃有穿），不得不甚麼都種點：各種糧食、油料、棉花都種點，不管這樣使用土地是最不經濟的。此外，分田之後農民往往連打穀場地也缺乏，迫得要在公路上打穀，造成穀物嚴重污染。

非理性的理性

小農經濟由於規模小，許多中型和大型的水利建設自然無法承擔。事實上，改革十五年以來，中國水利建設差不多處於停滯甚至倒退。一方面是承包之後，中共各級政府差不多把大部水利建設的責任推卸給個體農戶；但另一方面，農戶不僅無力修築水利，甚至發生不少農民為了把承包地加闊幾尺而損毀水利的情況。年前華東水災之所以那樣嚴重，不少人就指出同水利建設失誤大有關係。至於環境破壞，情況就更嚴重。大包乾之後，農民是包到哪裡，樹就砍到那裡。為了多種莊稼，農民往往在不宜種植的地方也耕種，造成開墾過度，水土流失。在北方草原地帶，承包制促使牧民盡量擴大牲畜數量，誰也不管草原自身的保養和發展，造成畜牧過度，草原消失，沙漠化現象日益嚴重。中共官僚只懂得指責農民沒有文化。但是，這種無理行為，正如農民在承包制後拚命多生男丁，是為了保障既有充分勞動力又能老有所養，一樣的符合理性。甚至改革後種種迷信流行，也不能簡單歸咎「小農意識」。在政府完全推卸了應有責任後，求助無門的小農便只能望天打卦。除非根本改造小農經濟，使農業生產規模擴大，實行機械化現代化，否則實行再嚴厲的強迫墮胎和禁止迷信，也決不會解決問題。

中共官方一直拿當年實行承包制後對收入有大幅度增，當成是政策成功的依據。其實，當年農民有較大的收入增長，主要不是由於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是來自（一）政府大幅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二）從事非農業的收入。事實上，農業勞動生產率在改革之後，其沒有比改革前有明顯提高。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一年，糧食畝產平均每年上升4%，但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八年每年也平均上升4.53%，二者相比，改革後反而是多少下降了（註二）。這至少證，改革並沒有真正解放農業的生產力。韓丁甚至認為：「畝產或許有增加，但是以平均每小時勞動所生產的穀物量來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則肯定地下降了。」（註三）

正因為農業生產力始終沒有顯著提高，所以，一旦政府沒有再大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農業收入就趨於下降，「以一九七八年價格計算，一九八四年人均農業收入只有133.63元，比一九七八年只提高廿多元，一九九〇年人均農業收入只有112.16元，比一九七八年還低。」（註四）八十年代中期以後，農民以後如果還有收入增長，主要的更是依靠非農業收入。

被遺忘的機械化

離開農業，離開八億農民而奢談甚麼現代化，只能是痴人說夢。但不幸，中共現在對待農業，就是採取這種態度。八十年代以來，中共提出了一套新理論，認為農業本身的特性（它生產的是有生命的東西，須要生產者日常的、無時無刻的關心才有好成果），使它只適宜於家庭經營而非集體經營。這個理論並沒有令所有專家都信服。有人指出，中國的農業合作社從來都不是真正的集體經濟，因為構成集體的主體——農民——從來沒有自主權；毋寧說，它是國家直接指揮的一種準國營機構。真正合作社從來沒有出現過，又哪裡談得到證實失敗？此外，集體而又民主的農業合作社，可以取得規模經濟的許多價勢。所以集體經濟不一定比家庭經營差。這種觀點是否對，現在姑置勿論。即使我們承認中國農業只適宜於家庭經營，現在的家庭農場也實在太小、太不符合經濟原則。大家知道，家庭經濟不一定是小生產。外國許多家庭農場一樣是大生產。中國家庭農場很難達到外國那種規模（一二千畝是常事），但是至少要逐步把土地集中到真正的務農的農戶手中，要大為擴大他們的規模。另一方面國家要使工業真正面向農業，為農民提供廉宜優質的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等等。可惜的是，不論前者還是後者，中共都沒有認真去做。先談後。近年來中共差不多實際上已經放棄農業機械化。現在談來談去，無非都是「完善生產責任制」，「一靠政策，二靠科學」；所謂科學種田，也無非是強調良種、強調多用化肥等。在八六至九〇的那個五年計劃裡，農業機械化不過是循例提一下。去年底沒有澤民在十四大的報告上更隻字不提。其實，臼科學種田，對於中國農業的促進作用已經不很大了，因為中國的畝產已經很高了（同美國相差不遠。但是若以所耗費的勞動日計算，則相差很遠）；除非擴大經營規模和機械化，農民很難再持續地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然而，問題在於，實行機械化，如同水利建設一樣，需要國家大量投資，而目前中共這個統治集團，根本沒有興趣扎扎實實地把錢花在農業的漫長建設上，寧願把錢扔到純粹投機的或奢侈消費的行業。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農村人口太多，實行機械化只會使農村失業現象更形嚴重。這種觀點似是而非。現在農村的確有嚴重的剩餘人口。但是，逐步實行機械化不一定就會增加失，因為中國農業很不平，有些地區人口過多，但有些地區卻出現嚴重的勞力缺乏，要被迫僱用外地農民去耕種。有人計算過，花錢僱用工人去種地，比機械化更不化算。廣東現在請一個外地人收割，至少要花六、七元一天，還不包飯錢。以四個工作天才能收割一畝計，就要花至少廿五元。這個成本比美國用機械收割的成本還要高。所以，在這些地區實行機械化，就很符合經濟效益。其次，農村失業，根本原因是工業及第三產業發展緩慢，不能吸收剩餘勞力。事實上，城市人口在五十年代佔全國人口17.4%，到了九十年代，也不過增為20.7%，可見中國的工業化在吸收農林剩餘勞力方面多麼不濟。所以，真正的努力方向是多發展實，多興辦生產性行，這樣無論如何比大辦樓、堂、館、所、高級別墅和吃黃金宴更有可能解放農民。

最不掙錢的行業

現在再談承包地能否集中的問題。一方面是每戶農民耕地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卻是越來越多兼業戶出現，他們耕田只肯用上老弱及婦孺的勞動力，因為主要勞動力都出外打工，或者經營非農業了；甚至不少人把耕地拋荒。而問題在於，兼業戶寧願充耕或半棄耕，也不願意交出承包地。這是土地無法向真正務農的農戶集中，無法擴大經營規模的直接障礙。

造成這個不合理現象，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在全國全面走資本主義的浪潮下，各個經濟部門都追求最大利潤；利潤率已經成為分配資金於不同經濟部門的主要調節器。相形之下，農業，尤其是種植業，是最不掙錢的行業。這個現象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常態。像農作物那樣的初級產品，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在市場作用下通常都要比第二和第三產業吃虧。這在人人拚命發財的中國，情況尤其激烈。「一些同志誤以為『農業已經過關』……幾乎把精力全部轉向『短平快』產業……有的地區欠農民打『白條』一億美元不兌現，卻耗費巨資蓋新樓」。（註五）巨量的資金和勞動力，常年地從農村流出，進入沿海省市，或參加炒股市妙地產，或進入工廠做工，結果誰也沒有再投資農業；不獨國家農業投資逐年減少，就是農民自己也日益減少農業投資。農業被忽視，農田被浪費。兼業戶甚至是乾脆棄耕的，越來越多。有人會奇怪，為甚麼這些農民不乾脆交出土地呢？因為承包土地是要負上向國家交售徵購糧的義務的。為甚麼這麼多農民寧願繼續承包土地（負上義務但又不好好耕種），都不乾脆交還土地呢？這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對農民的歧視，就是那種視農民為二等公民的戶口制度。即使農民已經棄耕入了城市做工，由於沒有戶口保證（說不定甚麼時候又會像一九五八年那樣大批把入了城做工的農民遣回農村），所以他們只好緊緊抓住承包地不放。那是他們生存的唯一一點保障。所以，要那些不再以務農為主的農戶放棄土地（只有這樣才能擴大農場規模），首先要廢除現行戶口制度；同時，從根本上要大力發展實業，吸收農村剩餘人口。否則，上述情況繼續下去，就只能永遠置八億農民於中世紀式的生產方式，因而也是永遠拖住中國現代化的後腿。

欺壓農民的「市場經濟」

「農業是基礎」這一類套語，中共吙說得最多，但對農業的實際的幫助，卻差不多等於零。近期以來，更有不少御用文人大談發展市場經濟來促進農業。其實，如果一面談市場經濟，一面卻仍然剝奪農民起碼的遷徒自由，那麼，中共的那種「市場經濟」，實在不見得對農民有多大好處。其次，只要中共仍然實行官僚專制，也很令人懷疑有沒有真正的平等交易。農民反映說，合同訂購往往比過去的強迫徵購更強迫。誠然，農民在改革後比改革前多了一點經濟自由，但是，根本談不上平等交換。「要的時候鞭子趕，不要的時候刀子砍」——這就是農民在改革後對國家收購（或拒不收購）農產品的那種粗暴的官商行徑的控訴。另一方面，中共僅僅在八十年代初曾經大幅提高那原來壓得很低的收購價，但近來好幾年，它再也沒有顯著提高收購價了。然而，那邊廂，農業生產資料和工業消費品價格卻暴漲，形成了嚴重的剪刀差。以去年為例，農產品收購價增加了9%，但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卻增加了33.5了%，是前者三倍半。（註六）其實農用生產資料的出廠價並不那麼高；而是各級各地官僚的中間剝削太厲害，使農民吃虧。這種況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官僚既斷政治權力，又壟斷經濟權力，農民要貨只能求他們。

其實，當官僚鼓吹農業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的時候，他們所重的不是公平與農民交易，而是甩包袱和加重剝削。「（有些地方領導）以為市場是萬能的，認為既然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朋為改革目標，就可以一『推』了之。……一些同志卻以……『讓他們自己學會游泳』為由，不給農民以必要的幫助和引導，任憑他們獨自承擔風險，蒙受不該承受的損失；有些與農佔邊的部門，為了謀求部門利益，甚至打著為農服務的幌子幹坑農，吃農的事情」。（註七）

從前集體化下的農民固然沒有自由，就算是實行單幹後，農民的銷售自由也沒有保障。本來，政府同農民或工業同農業的交換，必須經由公平的市場，而不是鞭子趕，刀子砍。在這個限度上，應當尊重市場關係。然而，這並不表示，全面恢復市場關係本身就能夠造福農民。市場經濟的總趨勢是大魚吃小魚。生產規模狹小的農民，不設投入或是產出，數量都很零碎，使農民不論作為買方還是作為賣方，都無法抗拒官僚、奸商的欺凌。由於規模小而造成的不經濟就更明顯。比方說，單是流通費用，就令農民吃盡虧。例如，原來有一百戶的生產隊，如果要出售十八萬斤糧食，只需四至五台次拖拉機就能運往交售點，流通費交易費在五十至二百元之間。現在生產隊散了伙，一百戶農民各自賣糧，十八萬斤糧食至少要一百人次送糧，每戶花五至廿元恐怕也不夠，但總流通費已達五百至二千元，交易費大了十倍。（註八）

中共不垮，農業無望

中國農業現代化是一個無比艱巨的任務：需要國家投入大量資金，需要工業的支持，需要引導農民逐步走上擴大規模和互助合作的道路，需要振興農村教育。但這一切都只能在一個真正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政府的領導下，才是可能的。中共完全反其道而行。它是農民的壓迫者和剝削者，是社會的寄生蟲。它幹甚麼都是瞎指揮，一刀切，它幹甚麼都要乘機揩油，所以往往好事也變成壞事。從前那種「人民公社」，固然是「一刀切」，強迫命令的結果。就算是七八年後的大包乾改革，對於不少農民來說是比人民公社好些，但中共做起來是一刀切和強迫命令。其實，大包乾（差不多等同單幹）對於落後地區合適，不等於在少數成績較好的生產隊合適。但中共不管三七廿一，在那些已經有相當機械化的社隊也一律強迫大包乾，把好好的農業機械拆散分掉。尤其令人髮指的是，在瓜分集體財產的時候，幹部往往先得好處；又或把農業機械承包出去的時候，讓自己的親朋戚友以低價承包。這種化公為私的行為使一些農民一聽聞行將有人承包甚麼集體財產時，即刻蜂湧而至，拆毀瓜分了事。有時連學校等建築物也被拆毀。那些不願實行承包制的生產隊，則被強迫進行。這一次農業改革，可說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化公為私。但是，當時農民畢竟分到一小塊土地，所以把全部心思花在種地上，滿以，即使幹部分的甜頭最大，但自己仗著承包地，至少可吃飽穿暖。然而，十年的教訓使他們明白，中共官僚是貪得無厭的。官僚的敲骨吸髓之深，已經使整個農業陷於停滯甚至倒退。在「解放」前，農民有一首民謠說：「農民頭上兩把刀：租子重，利錢高；農民眼前路三條：逃荒、上吊、坐監牢。」「解放」後幾十年，農民中間卻流傳這樣的民謠：「國民黨時期土匪在山裡，共產黨時期土匪在鄉裡」，「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幹部下鄉五子登科：拿穀子、趕豬子、扒房子、銬銬子、坐牢子」。除非根本剷除這樣一個禍國殃民的黑幫統治集團，否則，中國農業是絕無希望的。

註一：《大回潮》韓丁著。每月評論社出版，紐約，一九九〇年。頁一一二

註二：《中國統計摘要》一九九二年，中國統計出版社，頁五十八

註三：《大回潮》韓丁著。每月評論社出版，紐約，一九九〇年。頁一五一

註四：《農村改革的新方略》劉福垣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五一

註五：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二日

註六：瞭望，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四，頁六十七。